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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史》编后絮语
作者：杨生茂
在中国美国史学这块园地里 ,六卷本《美国通史》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 ,也是许多学者锲而不舍、努力探索的结晶。1979年参与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学者们意气昂扬 ,主要议题是如何调动集体力量 ,共同绘制中国美国史学这幅宏图。讨论很快集中到编纂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的问题。起初 ,有的同志认为研究条件还不充分 ,不宜展开类似通史这种宏观性较强的写作工作 ,最好先从通史角度有计划地编排一些专题研究课题 ,写出一套依照通史顺序排列的专题论文集。另有一些同志认为 ,专题研究固然很重要 ,通史写作也须建立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但还可群策群力 ,有计划地先写出一部通史 ,即写出一部反映宏观历史的美国史读物 ;这不仅易于发挥集体力量 ,且易于促进科研的有序发展 ,为重点专题研究摸清底数。讨论再三 ,写作通史的想法取得了多数人的支持。接着 ,大家制定两项启动计划 :一是建议分头搜集和整理资料 ,先将各校图书馆所藏的有关美国史的书目油印出版 ;二是将美国历史分为六大段落 ,各校分担编写任务。现在看来 ,先从通史做起的想法还是适当的。目前在不少高等院校中 ,还存在重专题、轻.....
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
作者：王立新
六卷本《美国通史》经过我国美国史研究者老中青三代人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努力 ,终于全部出齐并合集出版与读者见面 ,这无疑是新时期我国史学界的一大盛事。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整个外国史研究中成就斐然 ,影响巨大 ,无论是著作的数量和质量 ,研究队伍的规模和水平 ,还是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 ,在国别史研究中都名列前茅 ,已为史学界所公认。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既是新时期中国美国史学水平的一次检阅 ,又是更高水平研究的起点 ,因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美国史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笔者看链 ,除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外 ,最重要的是现实需要对史学家提出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当代中国 ,大概不会有人否认美国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对其他国家可以一无所知 ,但你不能不了解两个国家 ,那就是美国与日本。对日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清算历史旧账 ,而美国则更多是因其对中国现实发展的重要性而成为中国人不得不注意的对象。无论是街谈巷议 ,还是报纸电视 ,美国都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字眼。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已经成为一种话语 ,意味着强大、先进和霸.....
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精品巨著
作者：王晓德
20 0 3年 4月中旬 ,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南开大学史学家丛书研讨会” ,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史学前辈在赞誉这套史学家丛书出版的同时 ,感慨时下国内学术浮躁之风日盛 ,每年出版的所谓学术著作数以万计 ,但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虽不能说是“寥若晨星” ,但鱼目混珠者肯定不是“区区之数”。他们的发言慷慨激昂 ,忧心忡忡 ,的确令我辈后学感到汗颜。这种只追求数量而不顾质量的学风尽管很大程度上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但却给本来以严谨著称的史学研究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人们可以侈谈“精品工程”、“学术创新”等时髦术语 ,但如果不见诸行动 ,至多是嘴皮子功夫而已 ,丝毫无补于学术的发展。一般来讲 ,史学研究者完成一本或一套堪称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既要有长期的学术积累 ,更重要的是要下“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硬功夫。当然 ,对做研究的人来说 ,这种话大概是谁都明白的浅显道理 ,然而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值得庆幸的是 ,在中国史学界 ,总是有那么一批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无闻地实践着这一简单的道理。由刘绪贻教授和杨生茂教授担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作者们在这方......
二十五年磨一剑 三百万言铸丰碑
作者：王玮
20 0 1年 5月 15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为庆祝建所 2 0周年 ,在北京青蓝大厦召集了一次纪念会议 ,我作为山东师范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代表参加了这次聚会。开幕式正在进行 ,我正在专心倾听主席台上的发言 ,此时 ,我恍惚之中觉得有一位长者悄然在我身旁落座 ,那瘦瘦的身影是那样的熟悉 ,猛然回头望去 ,竟然是多年不见的邓蜀生先生。邓先生是出版界的巨擘 ,同时也是国内老一代知名学者 ,为中国美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几年前已经离休 ,但还担任出版社的顾问。对这样一位学术前辈 ,我一直是非常敬重的。激动之下 ,我赶忙上前同先生打招呼 ,紧紧地握住了先生的双手。邓先生比过去更为消瘦 ,且略见憔悴 ,头发近乎全白 ,但仍是那样的精神矍铄 ,目光炯然 ,谈吐之间随时可见当年的昂然豪气。先生说 ,近年来为照顾病中的老伴 ,身心交瘁 ,颇感疲惫 ,但既已“充任”顾问 ,就不能不顾不问 ,所以还经常去出版社顾问顾问。说到此 ,先生突然话锋一转 ,无比激动地说 :“告诉你 ,美国通史丛书各分卷即将全部出齐 ,不久将以合集的形式再版 ,共六卷三百万字。这个......
出精品 育人才
作者：黄安年
出版一部集学术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中国学者撰著的《美国通史》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所追求的 ,既是跨世纪时代的需要 ,也是中国实事求是地了解和认识美国的需要 ,更是创造性地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涉外出版工作者走向世界的需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自 1979年成立以来一直提倡、鼓励和支持撰著多卷本的《美国通史》。为此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元老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和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等美国史学者付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精力 ,经过几十名中国美国史学界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和夜以继日的学术攻关 ,这部六卷本共 30 0万字的《美国通史》已经在 2 0 0 2年 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六卷本《美国通史》无论就其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来说 ,还是就其出版规范和设计装帧而言 ,在我国出版的世界各国通史学术专著中均堪称一流 ,是我国世界史学界和涉外学术著作出版界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是应当获得有关图书奖殊荣的优秀图书。六卷本《美国通史》的编纂策划于 1978年 ,1979年正式开始启动....
一部书 四分之一个世纪 三代人
作者：任东来
在沸沸扬扬的王铭铭事件中 ,学界认识到了浮躁学风所造成的危害 ,更加强调学术的规范和创新。但学术创新谈何容易 !著名学者陈乐民教授曾经很坦率地说 ,一些自己颇为得意的观点、看法 ,前人早就想透了 ,“属于我的只是我思前想后由我自己想明白而已”。他虽然谈的是思想 ,但对学术研究来说 ,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对大多数学者而言 ,他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 ,很多是在把前人和别人的研究成果“想明白”后 ,用最符合新的或特定读者群口味的角度、方式、结构和语言 ,来对原有的问题进行重述。这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中专家们日复一日的工作。如果谁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寻找出新问题 ,进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开某种风气之先 ,便可卓然成为一个大家 ,完成从学者到思想家的转换。显然 ,不论是专家还是大家 ,万万离不开学术的积累和传承。离开学术的积累和传承 ,便不会有学术的创新 ,更不会有思想的产生 ,有的只能是井底之蛙的天空 ,夜郎自大的世界。这一感受是我在翻阅李剑鸣教授的新著《美国的奠基时代 15 85— 1775》时突然冒出来的。剑鸣教授这本书 ,洋洋洒洒 ,4 5万字 .....
并非“完美主义者”的遗憾
作者：李剑鸣
大致在 1995年年初 ,经业师张友伦教授推荐 ,杨生茂教授、刘绪贻教授和邓蜀生编审三位前辈学者同意由我接手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一卷的写作。当时这套丛书的编纂已经进行了 15年 ,其中 4卷业已面世 ,余下的 2卷亟待完稿成书。丛书可以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中最大的协作工程 ,总主编和策划人均已年届耄耋 ,当然盼望早日看到圆满的结果。我感到任务艰巨和责任重大 ,因为既不能辜负前辈师长的期望 ,又不能草草了事而有负学术一双重压力始终伴随我的研究和写作 ,以至我曾懊悔自己不该少年气盛 ,莽撞地接下了这样一副重担。现在书出版已近两年 ,可是 ,我并没有多少轻松快慰之感。当初的压力固然不复存在 ,但取而代之的却是遗憾。我最初打算按照一般通史的写法 ,概略交待美国殖民地时代历史的脉络 ,因此不假思索地将书名定为“美国的殖民地时代”。在收集、阅读资料和论著的同时 ,我不断思考写作方案和主题思想 ,感到原来的设想过于平淡和俗套 ,既不能反映美国史学界的前沿进展 ,也难以满足学术创新的基本要求。随着读书的深入 ,我的想法逐渐明朗 :要以北美社会在殖民运动开始后所发生的巨大而深.....
主编《美国通史》第二卷的回溯
作者：张友伦
新近出版的六卷本《美国通史》 ,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上个世纪最重大的集体科研成果 ,也是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 ,在学术水平和写作质量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我作为第二卷的主编所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分卷主编的主要工作不外乎章节的设置、撰稿人的选定和全部书稿的审阅 ,其中最难的、最关键的是章节的设置。现仅就此谈一点当时的想法。事情已过去十几年 ,回忆不免有误差和遗漏 ,也只好姑妄言之了。第二卷涵盖了 1775— 186 0年时间段的历史 ,从独立战争开始到内战前夕结束。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重要 ,其中不少重大事件都可以写成专书。但对通史来说 ,首先要通 ,不能有明显的遗漏 ,所以不能偏废 ,只写重大事件而忽略了次要的但不可缺少的东西。当时在布局的时候觉得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但这次再版修订时又发现宗教和土地这样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集中论述 ,分量也不够 ,乃于第十二章和第八章中分别设立专节加以弥补。历史本身不会变化 ,但人的认识却在不断更新 ,侧重点自然也会有所不同。今后还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而应当有所增删。美国在开国阶段问题成堆 ,困难重重。国体、政体有待定型.....
写书 做学问 做人
作者：王旭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 ,《美国通史》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篇幅有限 ,但各章节的分布却非常均衡 ,每一章都在 3.2万字左右 ,全书共 11章 35万字。这当然不是巧合。主编丁则民教授从布置任务伊始就申明 ,全书必须限定在 33万字左右 ,轻易不可突破。我们开始时对此不以为然 ,抱着写写看的态度 ,但后来在落笔时 ,发现很多内容和资料难以割舍 ,结果篇幅不断膨胀 ,各章均有超出 ,加在一起 ,总量就增了不少。前两稿呈交到先生手中 ,均受到严厉“制裁”。尽管如此 ,最后到 1988年黄仁伟和我帮丁先生统稿时 ,交上来的稿件仍有很多埋伏 ,远远超出原定篇幅限制。但其中几位执笔人已毕业离校 ,先生授权我们大刀阔斧进行裁减。结果 ,每章 3万字的上限 ,确实让我们伤了一番脑筋 ,在考虑内容和总体结构完整性的同时 ,还要逐一核对字数。我们后来发现 ,这是业师的一贯风格。我们在写硕士学位论文时 ,篇幅就被限定在 2万— 3万字之间 ,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 ,仍有字数限制。所以 ,丁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篇幅都不大 ,与其他动辄数十万言的学位论文相比 ,大多显....
从命、惶恐与机遇
作者：余志森
说起《美国通史》第四卷的写作 ,余悸尚存。我还清楚地记得 :2 0 0 1年 10月的一天 ,《美国通史》总主编刘绪贻先生从武汉打来电话说 :“祝贺你们 ,中华美国学会福特出版基金正式通过丛书第四卷的申请了。”我放下电话深深吐了一口气 ,顿释重负 ,立即向各位合作者通报好消息。其实 ,从 6月底向中华美国学会申请福特出版基金学术委员会寄上书稿以后 ,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地等盼消息 ,惟恐有什么闪失而误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大事。说实话 ,我平生也写过一些著作 ,编过一些书 ,但是没有像这次主持与写作《美国通史》第四卷那样的紧迫与惶恐。据我所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确定由谁担任第四卷的写作有些周折与变动 ,致使第四卷成了写作时间十分急迫的最后一卷了。当总主编向我下达写作“令”时 ,除了日常繁忙的教学科研任务外 ,我正在为上海一家颇有学术声誉的出版社着手撰写一卷本的《美国通史》 ,但是我的内心深处主要是怕完不成任务 ,因为此前已有好几卷高质量的正式出版了 ,写不好成了“狗尾续貂” ,写不出交白卷将连累整部书的出版 ,“必遭研究会老中青痛骂” ,所以迟迟不敢接受。后来.....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作者：刘绪贻
1979年底 ,我接受编写《美国通史》第五卷———《富兰克林·D .罗斯福时代》任务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将我国学者、苏联学者、美国及其他国家学者关于这个时代的著作进行比较 ,认为编写这本书必须遵循的原则 ,应该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 ,美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 ,是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和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 ,苏联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有关著作 ,对这两个重大事件的论述 ,一般都不是很实事求是的 ;就是美国人自己的有关著作 ,也有很不实事求是的地方。比如 ,以“新政”为例 ,苏联学者受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和斯大林“192 9— 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过渡到特种萧条 ,因而不会导致工业新的高涨和繁荣”论点的影响 ,认为罗斯福“新政”是不能克服 192 9— 1933年经济大危机 (美国学者一般称为大萧条 )的 ,是不能挽救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受苏联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 ,也认为“新政”的“这些措施 ,说明了罗斯福‘新政’同样是为美国垄断资本家服.....
心中的谢意和希望
作者：韩铁
往事悠悠。从我在刘绪贻先生指导下着手《战后美国史》的写作 ,至今已经 2 0年过去了。回首当年的情景 ,有很多是现在的青年学子难以想像的。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心中充满了谢意和希望。记得 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武汉成立时 ,便开始酝酿六卷本《美国通史》的写作。当时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提醒大家动作要快 ,中国过去因为政治风云突变而使社会科学著作胎死腹中的事太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史更是由于和当代政治关系密切 ,成为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禁区 ,令人望而却步。我之所以有机会在 1982年刚刚获得硕士学位便成为《美国通史》第六卷《战后美国史》的主笔 ,完全是因为我的导师刘绪贻先生在当时具有超乎常人的胆略。他不仅鼓励我们冲破禁区 ,而且敢于起用年轻人。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因英年早逝而与《战后美国史》擦肩而过的南京大学王明中先生。他原本应为此书主笔 ,在得了白血病后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所在的武汉大学。王先生人虽去 ,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 ,是应该永远为玄武湖畔和大江南北的学界后人所缅怀的。我最初是与学长王受之一起动笔写《战后美国史》的。可惜受.....
一个句号:六卷本《美国通史》出版历程
作者：邓蜀生
六卷本《美国通史》在新世纪的第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它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个美国史研究和出版项目画上了一个句号。从策划到合集出版 ,历时 2 5年 ,这说明这套书从酝酿到问世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79年 ,借当时全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以杨生茂、刘绪贻、丁则民等老教授为代表的前辈美国史专家 ,同当时还是中年的美国史教学人员和研究者 ,怀着促进中国美国史学发展的满腔热忱 ,倡议并担当起撰写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的重任。以出版权威文献和高水平学术著作著称的人民出版社欣然接受本书的出版。在策划之初 ,参与其事者莫不以为在数年之内即可大功告成。但实际操作时 ,才体会到由数所高校多人合撰 ,成书实属不易 ,难以要求划一的交稿时间。经过各方协商 ,决定先以“美国通史丛书”名义 ,不拘囿于各卷顺序 ,成熟一卷就出版一卷 ,这样既可鼓励各卷编写人员的积极性 ,又可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为日后出版六卷合集打下基础。1989年出版了丛书的第一本《战后美国史 194 5—1986》 ,按顺序应是第六卷 ,因为率先完稿而先出书 ,距最初策划之日已是足足 10年了。......
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
作者：李民
~~蔡国始封与蔡姓始祖溯源@李民$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52蔡国;;始封;;蔡姓;;溯源关于西周时期蔡国的始封问题,至今仍是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它既涉及到对周初的大分封,又涉及周初“三监”的一些历史的探索。根据所见到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分析,西周初年武王伐纣之后,封蔡叔度为蔡国之君,并委任为“三监”之一。但此时,蔡叔度并未就国,只是在中央王朝委派的“三监”任职,后来由于“三监”叛周,遂被流放至死。其子蔡仲由于能“克慎”、“改行”而被复封于蔡,成为实际上就国的第一代国君~~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
作者：杨文胜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了吗?@杨文胜$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300071春秋;;礼崩乐坏;;质疑春秋是先秦礼制最健全之时期,认为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传统观点应得到修正。不断演进的礼在春秋时代进入了成熟期,成熟期的礼广泛地渗透到春秋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从思想到行动无不受到礼的深刻影响,离开了礼人将无法生存。礼在春秋时代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带来的一个权利空洞,对社会起到制约作用,制衡着春秋社会的各种势力,维系着春秋社会既有秩序,春秋社会如果没有了礼就有“崩盘”的危险~~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试探
作者：高敏
一 引 言《张家山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 ,已于 2 0 0 1年1 1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喜事。原因在于这批竹简的内容丰富 ,涉及方面广 ,而且相当完整 ,学术价值重大。特别是它所包含的《二年律令》部分 ,有汉律 2 7种及津令 1种 ,不仅有助于同出土秦律的比较研究 ,是探讨秦汉法律的异同、秦汉法制史和秦汉刑罚体系的最原始资料 ,也是研究西汉初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问题的重要依据 ,因为它所收 2 7种汉律中包含了许多不见于现存汉代史籍的新史料。因此 ,《二年律令》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是整个张家山汉墓竹简中最为突出者。然而 ,对《二年律令》所收汉律律文的使用与理解 ,首先有赖于对《二年律令》中诸律的制作年代有一个正确认识。因为这是涉及正确使用与理解《二年律令》全部内容的根本前提。《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整理、释读和注释者 ,是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 ,他们在《二年律令》释文前特作“说明” ,指出《二年律令》“简文中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律条文。吕宣王是吕后于吕后元年 (前 1 87)赠予其父的谥号 ;与《二年律令》共存.....
唐代东都分司官居所试析
作者：勾利军
本表所据资料受到一些局限。首先是不完备。从理论上讲 ,任东都分司官者都应住在洛阳 ,但由于分司官多为闲职 ,在当时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并不显赫 ,所以许多分司官的情况不见于记载 ,对其居所的记载当然更少 ,有限的记载后来又有散失。所以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资料中 ,有居所记载的分司官只是分司官中的一部分 ,实际住在洛阳的分司官一定比我们统计到的要多。其次是有限的资料中还有一些因记载不明确而无法使用。如《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 2 2 32页载 ,苗绅任秘书省校书郎分司 ,为其兄撰志。兄居东都靖恭里 ,苗绅是否也住在此处呢 ?墓志说苗绅闻兄疾而讣书继至 ,这说明兄弟二人可能并未住在一起 ,但苗绅的居所不详。再如《两京城坊考》卷五载 ,永丰坊有太子宾客杜氏宅。这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是杜氏为太子宾客分司于东都洛阳 ,二是杜氏在长安任太子宾客于洛阳购宅 ,仅就此记载无法判断杜氏所任是否分司官 ,类似这样的记载不少 ,只好舍弃。当然也有些记载不明的资料可与其他资料比对 ,如皇甫镛、崔群、高重等人在《两京城坊考》等书中未明确说他们做过分司官 ,但可以根据“两唐书”及相关....
试论两宋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
作者：杨寄林
~~试论两宋进士前三名遴选中的异常现象@杨寄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两宋;;进士前三名;;遴选;;科举制度在两宋对进士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遴选过程中,其他诸多因素也掺杂渗透进来,造成了12种异常现象,彼此间还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糅合状态与互动关系。这些既从最高层面上体现出个别做法的可取性,更在终极范围内暴露出科举取士的严重弊端,并显现出某些具有周期性的嬗变规律~~
元初江南儒士的处境及社会角色的转变
作者：申万里
前 言儒士 ,是两宋以来通过科举而产生的一个新兴的社会集团 ,从社会角色上看 ,它是儒士、官僚、乡绅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在以“儒治”为主要特征并且科举非常发达的宋代 ,儒士阶层作为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后备成员 ,其社会地位非常高。有些儒士通过科举 ,出入卿相 ,掌握全国政权。一般的儒士也可以在地方上主宰一方 ,成为“地方精英”。南宋儒士阶层的发展非常迅速 ,士人数目急剧增加 ,据国外学者统计 ,南宋参加乡试者每科多达 40万人 ,约占南宋成年男子的2 .5 %。[1 ] (p493 51 9) 然而不幸的是 ,这种情况随着元朝的统一战争而发生了变化。元朝统一后 ,元政权根据征服的先后顺序确立各地居民的政治地位 ,南人成为元朝社会地位最低的政治群体。同时 ,儒学也不再是元王朝用人的标准 ,科举亦长期废置 ,这就使江南儒士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转变社会角色以适应新环境 ,成了江南儒士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前人研究元代儒士处境及地位的成果很多 ,就江南儒士的研究来说 ,主要成果有周祖谟的《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①、陈得芝的《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作者：范德伟,庄兴成
在研究九一八事变的众多论著中 ,大陆学界普遍认为 ,张学良忠实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他们为张蒙“不抵抗将军”之名鸣不平 ,如张魁堂著的《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 1 991年 ) ,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 1 996年 ) ,以及各类历史教科书 ,多是如此认为。即令有学者指出张是在“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1 ] ,“如果秉笔直书 ,张学良倒是积极奉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2 ] (p1 4 0 ) ,也还是强调了“奉行”。台湾方面则多说是张不抵抗 ,蒋只是“予默认” ,如著名学者蒋永敬、李云汉等 ,便是如此认为[3] 。而梁敬镦认为“避免作战”是经过“中央与地方对日战略之检讨” ,不抵抗之责任 ,“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①。这种责任之争 ,固然有其意义 ,却简化了蒋张两人间的关系 ,忽略了他们在不抵抗行动的背后各有尖锐对立的策略和主张 ,这就是张的“全国抗战”主张和蒋的“力避全国抗战”战略。到目前为止 ,尚未见有将蒋和张二人的不抵抗作比较分析的研究成果。而将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 ,对于加深了.....
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
作者：张同乐
国内外学者对于日伪统治时期蒙疆地区的鸦片毒品问题 ,曾有不少研究。 1 982年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发现了沼野 ① 所藏蒙疆鸦片的有关资料 ,并根据这些资料写成《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原题 :日中鸦片战争 )。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 ,日本学者还编辑出版了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鸦片、毒品问题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农伟雄先生对蒙疆烟祸进行了较深层次的论述和研究。由于史料的散失和搜集的困难 ,有关蒙疆烟毒仍有进一步挖掘、拓展的余地。如对于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以及蒙疆伪政权与蒙疆烟毒的内在关系等问题 ,尚待进一步探讨。实际上蒙疆烟毒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华毒品政策的反照与折射 ,本文将围绕日本在华鸦片政策的调整与蒙疆鸦片生产、收购、销售的波动 ,探讨日伪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的关系。2 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期间 ,蒙疆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管辖的地区 ,东与伪“满洲国”相接 ,北与蒙古接壤 ,西达宁夏省界 ,南至长城一线 ,包括察哈尔省、绥远省的全部以及山西省北部的大同地区 ,面积约 5 0万平方公里。 1 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动因探微
作者：丁三青
1946年 1 1月的“国民大会”是在国民党一手包办下召开的。对“国大”的态度 ,成为检验当时中国一切政党、团体、政治家立场的试金石。自由主义者、民盟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 ,在抗战胜利后一直致力于调处国共矛盾的活动。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 ,反对在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召开“国大”。但“国大”召开后不久 ,张君劢却致信蒋介石 ,表示只要国民党答应“制宪” ,民社党就“有条件参加国大”(但张本人不参加 )。蒋介石回信允诺。张君劢遂提交了民社党参加“国大”人员的名单。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张君劢“难以抉择的抉择”。人们对张君劢的这一政治大转弯的举动大惑不解 ,纷纷指责。张君劢从此也逐渐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淡出。那么 ,导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有条件参加国大”的原因是什么 ?史学界对此尚无专论 ,相关的研究 ,对此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轻描淡写。笔者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侧面对张君劢这一举动的主客观原因作一探索。一 民社党生态的困窘民社党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国会”以及后来的“保皇党”、“进步党”和“研究系”。 1 ....
卡特总统与1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
作者：石庆环
关于 1 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问题 ,尽管从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学者在有关论著的部分章节中开始有所涉及或粗略地研究 ①,但是 ,到目前为止 ,中美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论文和著作来系统地讨论和研究这一问题 ,更没有从历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卡特总统与 1 978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内在关联。因此 ,这一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而且可以补充美国学者在这一问题研究中偏重政治学和管理学分析而缺少从历史学角度整体考察的不足。笔者认为 ,1 978年卡特总统的文官制度改革 ,不仅涉及到联邦政府高级文官结构的变化、中级文官报酬制度的改革、下级文官利益的重新分配等问题 ,而且也触及到联邦政府文官管理机构的调整与改组。因此 ,改革不仅影响到联邦政府的行政工作效率 ,而且也关系到联邦政府特别是总统对文官的政治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 ,这次改革不仅造成了总统对文官控制、监督的加强以及文官特别是高级文官参与政治和政策制定机会的增多 ,而且也造成了文官政治“中立”原则的淡化 ,造成了使美国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界限的“模糊”现.....
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
作者：李玉尚
一 问题的提出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 ,病死率极高 ,对人类社会危害极大的烈性传染病。从 1 347年开始 ,鼠疫横扫整个欧洲 ,引起 1 /3 1 /2的人口死亡。1 35 1年之后 ,腺鼠疫持续不断地以散发性的面貌出现 ,如在佛罗伦萨 ,在 1 348 1 42 7年间 ,共发生 8次鼠疫流行。到了 1 45 0年左右 ,除局部地区外 ,鼠疫基本停息。[1 ] (p1 2 )金元时期 ,中国已有大范围的鼠疫流行[2 ] (p1 62 1 63) [3] (p1 83 1 92 )。从明代后期至明代末年 ,华北、江南、四川等地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鼠疫大流行[4] [5] (p47 48) 。乾隆年间鼠疫在云南爆发 ,之后一直流行不绝。同治、光绪年间 ,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鼠疫流行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对于鼠疫流行所造成的人口死亡 ,曹树基认为 ,明代末年华北地区的鼠疫流行可能造成当地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数量超过 1 0 0 0万人[4] ,在苏、松、杭、嘉、湖五府 ,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多达 60 0万人[5] (p47 48) 。我们利用有关史料和 2 0世纪 ....
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厂女工的状况
作者：宋严萍
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 ,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隔离开来 ,下层妇女因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家庭 ,进入工厂工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 ,曾经论述过妇女解放的条件是妇女回到公共劳动中去。所以 ,在中国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女工是最早走出家庭 ,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的妇女 ,尽管她们承受了沉重的负担 ,但由于她们有了一份独立的经济收入 ,因此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有所提高 ;或者至少认为她们的家庭地位有增无减 ①。我以为不然。工业革命时期 ,整个英国社会盛行男女天生有别 ,妇女应该从属于男人的观念 ;在家中相夫教子、作“家庭天使”的资产阶级妇女成为各阶层妇女的楷模。当时的工厂女工外出工作 ,乃生活所迫 ,并非自觉自愿。她们既缺乏要求男女平等的客观条件 ,也没有要求男女平等的主观意识。那种认为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因外出工作因得到提高的看法 ,只能是人为的一种设想。本文拟就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厂女工所遭受的压迫、她们实际的悲惨地位以及恩格斯对工厂女工的论述和妇女解放的条件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 ,以求教于.....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
作者：李孝迁
近代中国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 ,是清季教育改革的产物 ,亦是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清末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现 ,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 ,都有深远的影响。因这些支那史、东洋史著作只是作为国内学堂教科书之用 ,所以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拟对清末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引进、出版、流传以及影响 ,作一粗略的考察 ,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一1 90 2年和 1 90 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 ,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 ,小学教育 (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 )为 9年 ,中学教育为 5年 ,总共 1 4年。无论小学 ,还是中学 ,都设置有历史课程 :初等小学为“历史” ,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 ;中学为“历史” ,先讲中国史 ,次讲亚洲各国史 ,再讲欧洲、美洲史 ,旨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 ,以振发国民之志气” ;另外 ,在“以端正趋向 ,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 )中亦设有“中国史学门”和“万国......
近二十年来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作者：王文晖,司马朝军
1978年以来 ,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三国史与《三国志》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氛围。在这种大背景下 ,原本发展滞后的《三国志》研究快速崛起。对于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取得的成就 ,海峡两岸均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总结和评述 ,但一般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要考察、了解一个时期的学术研究状况 ,既可以作定性的宏观扫描 ,也可以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定性分析固然能够深入揭示问题的本质 ,而有些问题则必须通过定量分析才能解决。只有以科学计量学指标和定量数据揭示的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状况 ,才能有效揭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大势。本文即试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 ,对 1 978 2 0 0 1年间中国大陆学术界公开发表的有关《三国志》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 ,利用近年来出版的光盘数据库 ,辅以国际联机检索和对相关书目、索引等工具书的手工检索 ,对二十余年来的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文献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统计分析 ,并试图以此数据来说明三国史与《三国志》研究的现状。本文的上限设在 1 978年 ,既参考了其他中青年专家的意见 ,也考虑到在此之前三国.....
1998—2002年《史学月刊》作者队伍状况分析
作者：张素霞
《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 ,创刊于 1 95 1年 1月 31日 ,1 95 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 ,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史学期刊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重要阵地 ,对促进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史学信息的交流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近年来 ,该刊连续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所刊发的文章被国内各类文摘报刊和人大复印资料大量摘登 ,转载率非常高。据 2 0 0 3年 3月 1 2日《光明日报》报道 ,在 2 0 0 2年度《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排名中 ,《史学月刊》在全国综合期刊排名中位居第十四 ,在历史、地理类报刊排名中名列第一。[1 ] 此外还被一些外国权威杂志 ,如美国的《美国 :历史和生活》杂志登载该刊文章的摘要和索引 ,其在国内外史学界所产生的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可见一斑。当然 ,《史学月刊》能在百余种史学期刊中脱颖而出 ,与《史学月刊》具有一支文化素养好、学术水平高的作者队伍是分不开的。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 1 998 2 0 0 2年《史学月刊》发文作者队伍的状况进行分析统计 ,从作者的角度对《史学月刊.....
读《尚书·立政》
作者：郭旭东
在早期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 ,迈入文明门槛时间未久 ,政治体制尚在不断探索和初建之中。因此 ,有关理政用人方面的历史资料留下极少 ,这给我们观察和研究此一阶段的官人之道造成了不少的困难 ,也使人才史这一学科建设留下了薄弱的环节。所幸的是 ,在《尚书·立政》这一被学者们认为是周代的“真文献”当中 ,还多少保留了一部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对它进行认真研究和深入挖掘 ,或许能够弥补三代在官人之道上的某些缺憾。一《立政》篇是周初周公对成王的诰词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成王在丰 ,天下已安 ,周之官政未次序 ,于是周公作《周官》 ,官别其宜 ;作《立政》 ,以便百姓 ,百姓悦。”周公作《立政》的时间 ,大体上是在致政成王之后 ,孔安国云 :“周公致政成王 ,恐其懈怠 ,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孔安国 :《尚书孔氏传》 ,《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79年 ) 对《立政》篇名的解释 ,清人王引之曾指出 :“政与正同 ,正 ,长也。立政 ,谓建立长官也。”(王引之 :《经义述闻》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 ) 至于《立政》一篇的主题思想 ,宋人.....
唐代状元源少良小考
作者：许友根
源少良 ,河南安阳人 ,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 72 3)癸亥科状元。唐代状元史料大多失载 ,现存能够反映源少良科举事迹的是元人的两则记载 ,辛文房所撰《唐才子传》卷一“崔颢”条云 :“崔颢 ,汴州人。开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进士第。”(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第 197页 ,中华书局1987年版 ) 所谓“源少良下及进士第” ,意即源少良为开元十一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 ,录取了崔颢为这一科的进士 ,源少良的身份应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同时代僧人圆至在其《笺注唐贤三体诗法》卷十中则云 :“崔颢 ,汴州人。开元十一年源少良榜进士 ,累官至司勋员外 ,天宝十三年卒。”(明广陵钱元卿刻本 ) 所谓“源少良榜进士” ,意即源少良为开元十一年进士科状元 ,崔颢与源少良同榜及第 ,源少良的身份应是刚刚及第尚未释褐入仕的“前乡贡进士”。辛文房、圆至两说迥异 ,必有一误。查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历代状元》条记载 :“(开元 )十一年 ,进士三十一人 ,状元源少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83册 ) 徐氏所载之开元十一年进士及第人数 ,.....
谈梁启超利用外资的原则
作者：宋若涛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改革家。他主张向西方学习 ,寻求救国真理。戊戌变法失败后 ,为宣传变革思想 ,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 ,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等先进学说。他在有关外资的专文论述中倡导的利用外资的基本原则 ,颇有独到的见解。本文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政治原则利用外资 ,不论采取何种形式 ,不论由政府借债、由银行借债 ,还是由外商直接来我国投资 ,都不能附带任何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条件。梁启超说 :“凡借债之为物 ,以两造自由意思相贷 ,而不能强逼焉。苟强逼 ,斯亦不得复为之公债矣。”(《外资输入问题》 ,见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之十六。) 然而 ,2 0世纪初 ,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债输出 ,无不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列强的政治特权是他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保证。列强在外资使用上 ,为攫取最大利润 ,力尽诡谋 ,不择手段 ,不顾中国主权 ,企图“渐握我生计界之特权” ,干涉我内政 ,侵犯我主权 ,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所以 ,我们使用外资 ,不能让列强以外资为诱饵 ,夺取我生计之大权。梁启超在其《外债评议》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深受外债之害的国家 ,如埃及.....
西学三分思想小考
作者：于文杰
现代是传统的演绎。在西方思想的历史进程中 ,诸如学术三分等许多现代的东西 ,都是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诞生的。传统学术是现代思想的根源。在中国学术界 ,探讨西方现代学术思想的人早已有之。 190 1年 ,蔡元培先生在《哲学总论》中说 :“心象有情感、智力、意志之三种……其说此各种之应用者 ,为论理、伦理、审美之三学。伦理学说心象中意志之应用 ;论理学示智力之应用 ;审美学论情感之应用……其他有教育之一科 ,则亦心理之应用 ,即教育学中 ,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 ,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 ,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1] (p3 57) 蔡元培先生只是把西方学术三分思想如实地介绍到中国 ,至于这一思想根源于何处 ,则有待他的后继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196 3年 ,西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修辞学》里 ,用很严谨的逻辑方法 ,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 ,找出它们的同异 ,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 ,逐步找规律 ,下定义。例如 ,亚里士多德先把艺术和“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区别出来 ,找出它的特点在创造 ,然后再就艺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