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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困境与转机
作者：黄朴民
作为历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军事史研究在当前我们国家的学术生态中,处于明显边缘化的境地,呈示不景气的局面。这既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稀少,也表现为研究方法的滞后,更表现为研究理念的失语。只有正视这些问题和不足,我们才能走出困境,迎来中国军事史研究的转机。一军事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军事始终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适应,就是军事史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强化军事史研究,对于深化人们对历史现象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实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必须重视对军事史的研究,这是由军事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变中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性质所决定的。就中国而言,军事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表现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分裂统一,新旧王朝的代换交替,政治集团的斗争倾轧,下层民众的反抗起义,中华民族的融汇整合等等,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战争途径来实现的。战争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是历史演进的表现形式。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部军事活动史,抽掉了其中......
转变思路,对军事史进行全方位研究
作者：李零
目前中国的军事史研究,存在着重视军事思想、兵法、谋略、军制而轻视军队的作战配置、作战战术、武器使用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存在着重视军队指挥、军法、军队思想控制而轻视军队的实战训练、士兵作战能力和作战素养的形成等与实战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国与西方军事史研究的差异,在各自的著作中就表现得比较明显。例如,在剑桥编写的军事史著作中,对士兵的训练,包括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武器、如何适应相应的队形、如何与同伴进行作战配合以及士兵在宿营、行军、作战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等等,都有详细的研究。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士兵是最宝贵的财富,只有训练好士兵,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符合作战规范,军队取胜才有保障。西方军事史的著作也十分重视对战斗武器的研究和使用,对于每一个时代出现的新式武器,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如何让武器更好地为士兵所使用的问题,也是每一时代军事家特别关注的问题。西方军事史著作中特别强调士兵在作战中的相互配合,小到作战编组之间的相互配合,大到军事集团之间的互相配合。总之,他们把任何一次战斗都当作集体配合所取得的结果来研究,充分体现了战争是“集体较量”的这一特征。西方军事史著作也十......
中国军事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作者：赵国华
一中国军事学史的界定和研究现状有人可能首先会问我本文题目,你不是写过一本书《中国兵学史》吗?这里为什么不叫“中国兵学史”而叫做“中国军事学史”?我回答,因为“兵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下限到晚清;而这里说的内容包含中国近现代在内,二者是不一样的思想体系,只能总括叫“军事学”。中国军事学萌发于上古时代,从春秋战国形成理论体系,经过秦汉以来的发展演变,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应当给予系统的总结。大体说来,中国军事学是中国历代研究战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的一门学问。如同每一种学术形态,这门学问也包括主体、客体、载体三个组成部分。所谓主体,即军事学研究者,通常被称为军事学家。在中国历史上,活跃着一大批军事学家,从孙武、吴起到毛泽东。他们以各自的军事观点、思想和理论,对于中国军事学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所谓客体,即军事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战争、战争指导、军队建设以及许多相关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说,研究战争问题,就是研究战争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研究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影响,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和自然条件的关系。研究战争指导问题,就是研究战争胜败的......
地理枢纽与中国古代的战争
作者：宋杰
在军事技术、交通手段落后的古代,地理环境对作战的影响相当显著。大规模的战争,某个或某几个面积有限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交战双方对峙的热点,即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它的得失对战局常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战略要地,军事地理学中叫做“枢纽地区”,或是“锁钥地点”。春秋时期,“兵学之祖”孙武开始把“天下”看成是一个由不同区域组成的整体,认为其中“诸侯之地三属”的“衢地”区位价值较高,在兼并战争中如果率先夺取、控制了它,就能使自己处于有利的的态势。这种认识的产生,在时间上远远早于西方近代“枢纽地区”的军事思想。秦汉至明清的军事家、兵学家们非常重视对“衢地”的控制,认为封建政权不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应该牢牢掌握住它,这样就可以“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因此,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探讨它形成和演变的背景以及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是一项极为重要也很有意义的课题。古代中华民族活动的东亚大陆上始终存在着若干个历史民族区,从事游牧、狩猎、农牧、农耕生活的各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对汉族居住的东部地区构成了半包围状态,在政治......
宋代主流军事思想及兵学批判
作者：陈峰
人类社会因战争的存在,军事战略和战术学说遂应运而生,并且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手段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早在先秦时期,由于战争活动的空前频繁、猛烈,造就出许多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们在观察、实践战争的同时,对前代的军事思想和用兵智慧加以总结,于是产生了《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以及《六韬》等一批兵书,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战争中战略、战术的进步。这些兵书不仅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战争、战争指导和军队建设的认知水平,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秦统一后,古代中原王朝曾长期保持强大的国防态势,开拓疆域,远播自身文明,产生了以“汉唐雄风”为代表的外向型气象。之所以能够如此,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国防战略与军事学说的运用得当则是直接原因。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宋朝之前的统一王朝在治国中注重文治武功并举,其所确定的国家军事思想是以积极进取为首要,在军事战略部署上攻防结合,注意不使失之偏颇。如西汉和唐朝初期,它们都面临北方游牧政权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采取守势,甚至以主动和亲来化解危机。但当政者却并未以此为满足,而是随着国力......
对16世纪以后我国军事理论落后原因的几点思考
作者：于汝波
大致在16世纪之前,我国的军事理论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如早在春秋时期,世所公认的军事理论名著《孙子兵法》就已问世。到了战国,又出现了一大批兵书,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而在西方,这时还没有一部象样的军事理论著作出现。到16世纪初,我国的军事理论在世界上仍不算落后,戚继光、徐光启等人的军事著述还具有相当的先进性。但此后我国的军事理论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且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6世纪以来,西方随着《论军事艺术》、《战争原理》、《制胜的科学》、《战争论》、《战争艺术概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空权》等著作的问世,逐步形成了比较先进的近代军事理论体系。而这时的我国,人们主要还在对老祖宗留下来“武经七书”注来注去编来编去,对世界近代战争理论所知甚少,对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到来反应迟钝,清朝的统治者甚至还在强调以骑射为本。过去人们多把中国在近代抵抗列强战争中屡战屡败的原因归之于双方军事技术上的差距,这并不全面,军事理论上的反差应是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16世纪以后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军事理论的落后?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国人军事理......
《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县侯国吏制的几个问题
作者：汤其领
尹湾汉墓简牍出土于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其内容是有关西汉成帝永始、元延年间东海郡吏员、武库、占卜、术数等情况的记载。尹湾汉墓简牍自1996年公布之后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许多学者著文对西汉东海郡及其所辖县、乡、侯国的吏制进行探讨,出现了一批发人深思的成果。但笔者认为对尹湾汉简的研究仍有许多未触之点和未尽之言,需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一关于西汉郡、县、乡吏员设置问题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木牍二正、反)对东海郡及所辖县、乡、亭地方行政机构以及郡内侯国所置吏员进行了具体的统计和记载。其中郡级机构与吏员设置比较明确,郡设两个系统:一是行政系统,一是军事系统。郡中最高长官为郡太守,秩为真二千石,下置有太守丞1人,秩六百石;卒史9人,属5人,书佐9人,用算佐1人,小府啬夫1人。军事系统长官为都尉,秩真二千石,都尉之下设有丞1人,秩六百石;卒史2人(较太守丞史少7人),属3人(较太守丞下属史少2人),书佐4人(较太守丞下书佐少5人),用算佐1人(与太守丞下用算佐等),无小府啬夫。太守吏员27人,都尉吏员12人,加在一起,郡级吏员共39人。据《集簿》载,时东海......
震动晚清政局的云南报销案
作者：贾熟村
同治、光绪年间,农民起义频繁,清政府不得不调兵遣将进行镇压,因此,军费报销的事比较多。由于经办官员经常贪污中饱,以致许多账目无法合拢,在这种情况下,经办官员就花上一笔钱来疏通户部的经办司员,求得解决。光绪五年,清政府平定了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后,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军费报销一事,派出督粮道、善后局总办、云南军务后路粮台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款到京师打通关节。崔、潘首先找到他们的“世交相好”、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周瑞清为此又向户部堂官王文韶和景廉打了招呼[1](p236)。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咸丰进士。历任湖北安襄郧荆道、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湖南巡抚、军机大臣[2](p88)。景廉(1823~1885),字秋坪、颜札氏,满洲正黄旗人,咸丰进士。历任编修、内阁学士、叶尔羌参赞大臣、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尚书[3](第41册,p12393)。然而,户部经办司员、云南司主稿、派办处负责人孙家穆开价要十三万两,崔、潘认为太多,正当双方讨价还价之际,慈禧太后以工部右侍郎阎敬铭为户部尚书。阎敬铭(1817~......
留学生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
作者：周棉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早在史前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即逐步培养起造型技能,萌发出原始的审美观念。以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以“丹青”(中国画)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美术日臻完善,达到了所能达到的高峰,但到清末已走向衰落。①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与文化教育体制相适应,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则以师徒相授的形式代代相传。但是,这种情况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全方位的西学东渐而逐渐发生裂变,西方美术及其教育思想也以不可阻挡之势传入中国,以学校为园地、以适应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美术观念为宗旨、以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美术人才为目的的新型的美术教育体制在中国逐渐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为西方现代美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现代美术教育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促进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向现代美术教育的转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留学生登上中国美术讲坛之前西方美术在中国传播之情形西方美术走进中国现代课堂,虽然还只是20世纪初开始的事情,但传入中国却要早得多,在1400年前的唐朝即已开始,具体讲,是传教士输入的结果。(一)阿罗本携“经像”到大唐唐太宗贞观九年(......
林语堂在《语丝》时期的思想倾向
作者：杜玲
《语丝》时期(1924~1930),作为林语堂(1895~1976)写作生涯的起步阶段是非常重要的。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林语堂开始在清华大学任教。教学之余,林语堂主要用功于国学补课。虽然这期间他发表了几篇语言学方面的论文,他关于白话文的文章也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但还没有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由于他后来在游学欧美期间(1919~1923)对西方文化作了系统研究,同时没有放弃对国学的深入学习,所以他回国从事创作不仅得心应手,而且高人一筹。1923年,获得哈佛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林语堂回到国内后,很快在文坛大放异彩,发表论文达数十篇之多,涉及的领域有语言学、文学艺术、历史文献、史料考证和各类杂文等,范围甚广。他已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留学归国学子一跃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而为他“暴得大名”提供舞台的就是《语丝》杂志。作为“语丝派”的一员,林语堂还以青年人少有的热情与勇气,与现代评论派就读书救国、“莫谈国事”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战,并对现实社会予以激烈而深刻的批判,这集中显示了林语堂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激进的改革思想。本文以《语......
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作者：黄道炫
1920~19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中,苏区周边地区曾出现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它在各苏区广泛存在,到后期尤为剧烈。所谓赤白对立,作为特定时代的一个现象,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发生在苏区与非苏区的边境地区。赤白对立的发生,肇因良多,它不是中共希望看到的,悖谬的是,其发生、发展却又和中共的生存、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在20世纪中国苏维埃革命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关于赤白对立,中共当时文件常常将其作为重要问题提出,许多中共苏区时代的当事者在回忆录中也屡有提及,但在苏区史的研究中却多语焉不详,专题研究更是罕见。对这样一个在中共领导的阶级革命中出现的非阶级现象,大有进一步加以理清的必要。一1920~1930年代苏区周边地区的赤白对立现象,为多方面材料所证明。早在1928年10月,赣东北就有报告提到:“环绕割据区的民众,还不知道我们的好处。土劣已感觉我们与他们不利,设法使民众起来反抗我们了。故环绕割据区域的民众非常反动,每日跟着反动军队,来我地抢东西。凡民众有......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作者：郭代习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迄今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中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近20年来,史学界对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的研究有所关注,并有可喜成果问世。但由于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问题言犹未尽,尤其是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1]本文拟就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酝酿、形成与发展作一简要概述。一国民党早期军事活动中对游击战术的尝试及其影响可以说,民国是在孙中山领导的无数次军事斗争中建立的。在孙中山军事生涯的初期,强调更多的是组织敢死队进行暗杀、突袭和军事冒险,这种战术只是含有游击战术的部分特征。1901年,孙中山在日本时,十分关注南非战争,对于波耳人不断用游击战打击英国军队,“特感重要,即取作中国革命党武装起义的借镜”[2](p56)。此后,孙中山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时,对游击战的研究“不遗余力,故其心得亦深”。他说:“游击战术,有五种技能,为南方战术中,最可采取者。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粗。”[3](p189)孙中山对山地游击战术的研究注重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当时的北伐中,粤湘桂联军设有游击司令部,......
上海私营金融业与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作者：张徐乐
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是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第一笔国家公债,是新政府为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稳定物价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与其后历次发行的公债不同之处在于,它还是中央政府发行的唯一一次折实公债。①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专门性研究文章很少,②本文在梳理上海市档案馆馆藏金融档案及其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拟探讨上海私营金融业这一特定行业对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所持态度,进而考察上海私营金融业在解放初期经济与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经济建设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安定民生,恢复和发展经济,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条例》,规定:公债的募集与还本付息均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单位定名为“分”,每分所含实物为大米(天津为小米)6斤、麦粉1斤半、白细布4尺、煤炭16斤,实物的价格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广州、重庆六大城市的批发价,用加权平均法计算,③由中国人民银行每10天公布一次;公债总额......
塔列朗与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作者：辛益
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是法国近代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他一生经历了路易十六时期的波旁王朝、法国大革命、督政府时期、拿破仑时代、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并且在这些急遽动荡的政权变革中屡屡出任高官,是为六朝重臣,被称为“不倒翁”。他对于这些他服务过的政权,有过无数次的效忠宣誓,然后又一次次地背叛,倒向新的政权,因此遭到世人的诟病,尤其是他背叛了拿破仑,力主复辟波旁王朝的行为备受拿破仑和世人责难。传统上世人对于塔列朗的评价都集中在其政治品格和个人品质这两个方面上,大多认为塔列朗惟利是图,自身的利益是其行为准则,为满足自身的欲望,可以贪污,可以背叛,将一切下流之事做尽。塔列朗被世人称之为没有信仰的权变专家和“政治变色龙”。拿破仑曾经斯文扫地地大骂这个不忠实的臣子:“只要有人肯买,他可以把他任何可以出卖的人卖掉。”[1](p60)“他无耻之极,是穿丝袜的狗。”[2](p29)时至今日,塔列朗留给人们的形象仍未改观。然而,历史的真实,对于那些责难、诟病塔列朗的历史学家们是冷酷无情的。当我们重新......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作者：黄志繁
自郭璞提出“风水”概念以来,风水就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观念之一。除了从理论和技术上对风水进行阐述的大量著作以外,迄今为止,关于风水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大多从民俗层面论述风水与丧葬、居住环境、改变命运等方面的关系,尚未从区域社会变迁角度进行关注。①实际上,风水术的流行与传播,和具体区域社会变迁联系甚紧,并随时代变迁而注入新的内涵。赣南是赣派风水的发源地,民间讲求风水有较长的历史,风水之说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明清时期,赣派风水术不仅和赣南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还流布天下,影响及至皇陵的构造。②就明代赣南社会而言,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风水之说和科举兴旺联系在一起,兴起一股造风水以兴科举的热潮。本文拟以明代赣南为中心,结合区域社会变迁历史,对这一热潮进行阐述,以期揭示风水与区域社会变迁之关系,并藉此①②关于风水的研究文章很多,就笔者所及,从民俗角度研究风水的主要成果有:张邦炜《两宋时期的丧葬陋俗》,《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万陆《杨益的风水文化观及其实践》,《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廖鸿《风水大著于世的六朝丧葬习俗》,《......
祀典抑或淫祀:正统标签的边陲解读——以明清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
作者：范正义
产生于东南沿海边陲漳州、泉州交界一带的保生大帝信仰,南宋时期曾获得过三次敕封:“医灵神祠,在泉州府同安县,乾道二年十月,赐庙额慈济”;“慈济庙,庙在同安县,忠显侯,嘉定元年五月加封忠显英惠侯”[。1](p848~865)明清时期,尽管信徒间仍流传着保生大帝多次受明皇室敕封的说法,但据我们的考察,这些民间流传的封号很可能是当时信徒的伪造。①像保生大帝这样在南宋时获得王朝敕封,但未得到其后王朝的正式承认,然而在漳州、泉州、台湾一带拥有大量同祀庙宇与信仰人群的神,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府与民间社会是如何看待它的?这一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均未涉及,但发生类似保生大帝这一现象的神癨在全国又普遍存在,因此以保生大帝信仰为个案,考察其与王朝、地方官府及民间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在边陲控制上的多维变通以及民间社会对此作出的积极应对。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保生大帝信仰与官方间的关系,必须将其与其置身其中的特定时空的地域社会相结合,才能得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自宋以来,保生大帝信仰尽管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王朝的不同政策之下,边陲社会的信仰人群总是能够以不同......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王震中
一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容成氏》篇幅较长,它是战国人所写的一篇比较有系统的上古史,从渺茫难稽的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等远古“王天下”者讲起,历述尧、舜、禹之时的......
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
作者：刘克辉
从事历史研究时,常常在研究之前就存在一些习惯性看法,如“历史早已有结论”、“已有定论”,以及某某机关和权威已做出“结论”或“决议”等等。在这些“结论”面前,许多史学工作者常常把它作为前提和遵循的准则,对这些具体问题只做顺论,如与己见不合,或却步不前,或绕道而行。具体到人物评价中,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提“千古不变之真理”,但由定论所涵养成的思维定势却是存在的,改变起来很不容易。当一种新的观点提出来之后,人们的反映首先是这种说法与书上的是否“一致”,是否与传统的观念互相冲突,而不是去分析它是否具有合理性。有人甚至说:“对这个人的评价早已有定论,何必再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可是,自从有历史学以来,就有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多少历史人物是我们能够“盖棺定论”的呢?即使这样,很多人也没有改变他们顽固的思想观念,坚信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定论”。还有一些人也承认不可能对历史人物下定论,可是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包括其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法、下结论的方式等等,让人感觉到,事实上都未能脱离“盖棺定论”模式的窠臼。本文主要从评价主体和客体方面分析“盖棺定......
高屋建瓴 宏观会通——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评介
作者：刘秋根
一个较大的经济体必有其特定的经济重心,而经济重心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中国古代而言,经济重心便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形成、转移的过程,最终在东南地区结聚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地位。这一过程无疑是古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包括区域经济史、经济开发史乃至部门经济史的研究中,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唐宋变革、土地制度史等一样受人关注、引起史学界热烈讨论的核心课题之一。它的提出及进展,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尤其是魏晋至宋代经济史的研究。①这一研究若从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发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②,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1935年张家驹发表《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一文③,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其间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论著,就一系列的史实、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争论相当激烈,举例来说,如作为这一课题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时间,就至少形成了魏晋南北朝说、隋代说、五代说、北宋说、南宋说等九种观点。从时间上说,这几种观点所说时间前后竟相差一千多年。另外,关于经济重心转移的......
近50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
作者：彭南生
本文拟对1949年以来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观点及其分歧和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所引用的论文中,虽然有些并未直接以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为题,但从行文及所引材料看,乡村手工业亦是这些论文的题中应有之义。一研究状况综述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
重释“高帝五年诏”中的爵制问题
作者：刘敏
刘邦称帝后于汉高五年(前202)五月颁布了一道长篇诏令,即所谓“高帝五年诏”。此诏令涉及新王朝初建时奖励有功、安定天下的具体措施,直接影响到新的等级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故长期为中外秦汉史专家所重视。虽然《史记》、《汉书》、《汉纪》、《资治通鉴》等书对它均有记载,但最详细者当属《汉书·高帝纪》,而且不是以转述而是以“诏曰”,即直接引述诏令原文的形式出现。但是估计长达278字的文献依然不是五年诏令的全部内容,《汉书》作者在撰书时可能依然有所取舍,因为它是以“诏曰”和“又曰”的形式分为前后两部分,其中“诏曰”引了128字,“又曰”引了150字。下面仅就此道诏令中一处与爵制有关的标点及解释问题提出修正意见。《汉书·高帝纪》中五年五月诏的全文如下: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
浅议隋朝御史的弹劾权
作者：张先昌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防范权力专横、滥用和腐败,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独特运作机制,具有彰善瘅恶,防止、控制和纠正偏差或失误的功能。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和刚刚完成的政治统一局面,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在建国伊始就建立起了监察制度。隋朝监察制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御史监察系统,二是谏官言谏系统。御史的主要职责是“典正法度”,“察举弹劾”;(《隋书·百官志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尽规献纳,纠正违阙”(《隋书·百官志上》)。一个对百官,一个对皇帝,相辅相成,构成了隋代完整的监察体系。在隋代,监察官作为“风宪之官”、治官之官,拥有广泛的权力。上至王公贵族、宰相、将军,下至地方佐吏,凡是有违法、违纪、违礼、失职等行为,监察官均有弹劾权;对皇帝诏令、中央决策等,台谏官有谏诤与封驳权;对重大疑难案件和皇帝交办的案件,御史台官员有参与审判权;监察官代表皇帝出使地方,巡察抚慰,拥有一定的处置权;对中央和地方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程序和文书档案享有检查权等等。本文将重点分析、考察隋朝御史拥有......
王通主体思想管窥
作者：王明钦
自两汉到隋朝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一直陷入长期的分裂之中,中原政权更替不迭,统治者或重视黄老思想,或推崇佛教思想,而儒家衰微,传统的中国人伦道德经历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思想界混乱的状况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完全相符,政治的状况也自然造成了经学本身的纷乱(孙昊、李静《王通与经学更新》,《江淮论坛》2003年第3期)。但是自孔子以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和奋斗,从孔孟的“仁学”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再到王通的“中道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在不断完善。唐宋理学繁盛,特别是宋代程朱理学,更是把儒家思想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王通的作用非常关键,他继往开来,总结孔孟、董仲舒的理论框架,自成“中道论”,率先提出了“措之事业则有主焉”的命题,对传统的“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批判,“中道论”为唐宋理学的繁盛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的“中道”的治国方略,“三教可一”的理论,以儒为主及仁、义、礼、智、信的教化主张,构成了王通主体思想的鲜明特色。就此而论,隋朝王通在经学上的成就虽远不及唐宋,但......
康有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作者：姬群
康有为、梁启超作为叱咤风云、家喻户晓的近代著名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戊戌变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人曾经生活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对近代历史的演变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为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存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中,音乐启蒙教育也成为他们思想主张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非常看重教育的功能。他把从事教育事业当作进行政治活动、救亡图存、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是一个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在其教育思想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倡导音乐教育的内容。在写于1891年的《长兴学记》中,他不仅对学生提出了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数、图、枪的知识培养,而且对学生提出进行音乐、舞蹈、体操和军事技艺的训练。他还特意撰写了《文成舞辞》,让学生伴随着鼓乐的节奏,边歌边舞,以此陶冶学生的性情,锻炼学生的体质,以便去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郭齐家著:《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7~378页)这些主张在其后来著名的《请开学校折》(1898),尤其是《大同书》(1902)中有进一步的阐发。在《请开......
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思潮
作者：关学增,耿娜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已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采纳与使用,并已成为近百年来西方公共行政主导模式的官僚制日显步履艰难、但仍持续运行之时,新一轮政府改革思潮在西方国家广泛兴起。这一改革思潮在“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等理论影响下,以对官僚制的批判和否定为突破口,提出了“政府再造”(ReinventingGovernment)、“政府新模式”(New Public for Govern-ment)等口号及一系列新的革新理念和改革主张,并且在西方国家,包括英美、欧洲大陆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掀起了深刻而影响重大的政府改革浪潮。鉴于这一改革目前尚处在发展之中,同时学界对其评价也各不相同,尤其是对怎样看待它对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影响上存在较大歧见,本文拟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上做出有关的探讨。一西方国家的这次政府改革思潮是以新公共管理为理论武器,在对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波及全球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官僚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它的改革主张的。官僚制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创立的描述工业社会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