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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作者：陈才俊
章开沅教授作为当今中国屈指可数的史学大家与教育家,不仅在史学研究的许多领域卓然自成一家,而且在史学思想的诸多方面亦有宏博阐发。如他主张史学研究要“走进历史,理解历史”;“关心历史,参与历史”;“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强调治史者的“史德”、“史感”、“通识”与“圆融”;提倡宏大的历史观等等,都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2004年9月始,笔者有幸追随章先生攻读“中国近代基督教与教会大学史”方向博士学位,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与悉心指导,受益终身。特别是2006年8月底至9月中,更有难得的机会随先生前往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校讲学,尤其发蒙振聩。现根据平时对章先生的零星访问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如有挂一漏万或理解肤泛之处,纯属笔者浅薄所致。问:很多年前,您在给朱英教授的著作撰写序言时说:“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而几年前,您在《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一文中又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请问您能否结合现实就历史的自身价值及史学的独特功用发表......
夏侯玄论——兼论魏晋之际谯郡夏侯氏门风之变化及其门第之上升
作者：王永平
魏晋之际,王朝更替,政局迭荡。由于阶级立场与文化背景诸方面的差异,上层士人队伍急剧分化,或归属曹氏,或投靠司马氏,形成泾渭分明的集团和阵营。正始(240～249年)、嘉平(249～254年)年间,两大政治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何晏和夏侯玄为代表的亲曹魏名士集团主要成员基本上遭到屠戮。在这些名士代表人物中,学界尽管对何晏等人的政治业绩存在歧议,但因其在玄学思想领域颇多建树,从而在思想研究史上地位甚高。而对夏侯玄,以上两个方面的关注都很不够,少有专题研究的论著。其实,在当时政治与思想变革过程中的诸多重大问题上,夏侯玄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致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感叹夏侯玄有政治见识与才能,而由于与曹氏“亲姻中外,竟相首尾,委肉以当豺虎之锋,悲夫!如玄之智,虽未必能存魏,然玄死而后魏卒亡,盖与其国相始终矣”。李澄宇在《读三国志蠡述》卷一言:“曹爽诛而魏一亡,夏侯玄诛而魏再亡矣。”他们都将夏侯玄之死看成魏、晋易代的关键。鉴此,本文专论夏侯玄之政治态度及其作为,从一个侧面论述魏晋之际的政局变化。一正始、嘉平年间夏侯玄的政治活动及其与司马氏的斗争夏侯玄(......
陈继儒山人身份考辨
作者：赵献海;赵楠
一问题与学术史士人绝意科举,充作山人,依靠游走官宦,谋取生存之资,是晚明较为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①陈继儒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29岁时,告弃青巾,绝意科举,[1](p424)符合做山人的前提条件。在乾隆以后的清人眼中,陈继儒是晚明山人之领袖。当前多数关于陈继儒的研究也受此影响,认为陈继儒是山人。但一些学者已经从陈继儒生平事迹和清人评价入手,揭示出陈继儒与山人具有一定的区别。牛鸿恩、李斌与夏咸淳指出,陈继儒与官宦往来,主要是文人唱和、救民济世,与山人的谋利行为有所不同。②由于清人对于陈继儒的批评主要来自《临川梦》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故而学者们对二书进行了重点考察。20世纪30年代,蒋瑞藻考证了《临川梦》中陈继儒的山人形象,认为是蒋士铨为讽刺清人袁枚所作,并非陈继儒实事。[2](p555)牛鸿恩亦指出,《临川梦》中的陈继儒形象与其本人并不相符。[3]吴承学、李斌揭示出陈继儒与汤若望并未晤面,认为《临川梦》关于陈继儒的记载实为虚构。[4]李斌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所以集中批评陈继儒,在于将其当做晚明山人的领袖和小品文的代表以及晚明士风和文风的罪魁祸......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作者：田海林;李俊领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后,民国临时执政府虽曾拟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但却遭国民党拒绝,于是便先在中央公园停灵公祭,然后移往香山碧云寺暂柩。临时执政府还一度将孙中山遗像奉祀于历代帝王庙,旋因自感荒唐而取消。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为孙中山举行了一系列纪念典礼,并于次年举行了将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钟山正式殡葬的“奉安大典”①。由此到1948年,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孙中山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本文主要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来系统考察国民党与南京民国政府为孙中山举行的逝世纪念与奉安纪念两种祭祀典礼,而对具有庆贺性质的孙中山诞辰纪念典礼则不予讨论。一“总理逝世纪念”孙中山生前,不仅曾做过中华民国开国的临时大总统,而且是民主革命派的头号领袖,是对“三民主义”政治大旗拥有发明专利权和对《建国方略》与《建国大纲》拥有话语权威的首席政治代表,其影响之大,令天下各种政治势力都不敢轻忽;逝世后的“孙中山”,肉身虽殁而灵魂犹在,其思想与精神的灵光一直萦绕在中华民国政治舞台上,其名号迅即被抽象升华转化成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政治思想资......
《女界钟》:解读国民革命思想中性别意识的重要文本
作者：侯杰;李钊
西方民主、共和的参政思想,在甲午战争前后由维新人士介绍到中国,后主要集中在对参政权的探讨,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罢免权、立法权、议政权、服官权等六种权利[1](P15)。近年重新刊印的《女界钟》,为我们探究辛亥革命前女性参政思想提供了重要文本①。该书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论证女性参政思想的著作,交织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权与女权、革命与女权等命题。需要指出的是,1903年,金天翮撰写的《女界钟》本为提倡女性从事国民革命,但由于表达了男女平权的思想,见解极为深刻,明确要求女性脱离奴隶的地位,去做她自己的人[2](p329)而受到关注。尤其是在第七节以“女子参与政治”为题,专论女性参政,不仅预言女性参政势在必行,“女界风潮,盘涡东下,身无彩凤,突飞有期”[3](p62),而且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风行一时。并为《女报》、《神州女报》等屡加引用;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参政热潮之兴起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一女性能否取得参政权有关女性是否需要和能够享有参政权,在近代历史上曾引起诸多讨论。在《女界钟》中,就反映出围绕该问题所展......
顺直谘议局与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
作者：徐建平
顺直谘议局不仅是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的产物,也是推动直隶政治体制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机构。1909年顺直谘议局成立后,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理念用于实践,并通过使行政决策权发生“位移”,推动着直隶地方政治朝着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它针对地方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重点对直隶地方政府的权力予以转移和监督。可以说,顺直谘议局通过加强自身行政职能建设,对清末分权制衡体制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①。争取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原则是资产阶级确立其以代议机关为中心的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和活动原则。分权是指把国家权力分为几部分,分别由几个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至于制衡,则是指这几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保持一种互相牵制和互相平衡的关系。”[1](p32)作为地方代议制的新型机构,顺直谘议局成立后,将争取平等权作为走向分权制衡建设的第一步。为此,顺直谘议局一度与政府发生了很大冲突,争论公文体制即是一个典型事例。顺直谘议局上书宪政编查馆争论公文体制,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谘议局认为,公文体制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有着很深的政治含义,体现政府是否把谘议局放在与行政机关对等的地位。谘议......
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
作者：张淑娟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中人”的含义是为双方介绍买卖、调解纠纷等并做见证的人。《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中有:“但你我虽是相好,产业交关少不得立个文书,也要用著个中人才使得。”[1](p218)中人多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梁治平认为,“中人制度的建立包含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这个社会的有机文化逻辑的显现。”[2](p125)如果接受这样的论断,那么从中人角度考察北京政治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将使从另一面解读中国短暂的国会政治成为可能。本文以1916年的内阁风潮为中心,具体探求下列问题:北京政府虽早已不再具有中央权威,何以能苟存那么长时间?以徐世昌为例,中人存在的时势前提是什么?以及在北京政治存续期间,中人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一1916年内务部改组诉讼案引发1916年内阁风潮的直接事件是同年发生的内务部改组诉讼案。在进入此诉讼案之前,有必要概要地了解一下本案涉及的两位主角周树模和孙洪伊,分析他们的组成和掌控者背景,将有助于对本案件的理解。平政院设立于1914年3月。《临时约法》第10条明确规定:“人民对于官吏有违法损害权利的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19世纪中期俄国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探讨
作者：姚海
19世纪中期是俄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之后,俄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沙皇政权和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围绕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问题上,存在着三种社会政治力量:竭力维护旧制度和贵族地主特权的保守贵族;农民运动和主张用激进方式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派别;坚持以自上而下方式实行改革的沙皇政权和支持这种改革的自由主义运动。在19世纪中期,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氛围使得保守阵营无力阻挡变革大局,因此,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冲突主要在革命力量与改革力量之间展开。苏联时期的学术界通常把当时俄国在发展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基本矛盾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之间的斗争,认为沙皇政权和自由主义者所代表的普鲁士式道路是用妥协性改革的方法,在保留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使俄国农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农民运动所代表的美国式道路则是以农民革命的方式,坚决清除土地上的封建残余,使农民变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1](p395～396)[2](p39,40,48)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俄国学者在论及19世纪中期发......
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
作者：于文杰
欧洲为什么在短短50年内能够从“煤钢计划”起步极其有效地实现了欧洲民族国家从经济、金融、贸易向社会、法律、共同外交与安全防务和区域政治等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这一切不仅是国际政治诸多力量角力的结果,也不仅是功能主义者的历史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欧洲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哲学思想和历史文化观念,它们能够拥有共同利益、遵循共同法则并形成通约。笔者认为,“共和思想”是在经过希腊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英法共和思想这一历史进程中诞生的,能够促使欧洲走向一体化的伟大传统之一。对欧洲民族共和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揭示出当代欧洲由诸多民族国家走向欧洲共同体的根本原因。欧洲共和主义研究与共和思想的复兴是与当代史学研究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就当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而言,自从英国剑桥思想史学派诞生开始,人们对于共和思想的研究以及对于共和主义政治的关注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学界认为,共和主义思想的复活或共和主义论题的复兴要归功于政治思想史家,特别是约翰·波考克(John Pockock)和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
“特种战争”与中国“援越抗美”的初步酝酿
作者：吕桂霞
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由美国人出钱、出枪、出顾问,越南人出人的“特种战争”,由此开始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军事卷入,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论,国内学术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关文章仅限于洛阳师范学院政法系禄德安教授的《冷战与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1961～1963)》和笔者的《肯尼迪与“特种战争”》。其中,禄教授的文章主要从冷战的立场和战争的角度论述了“特种战争”,拙文除对战争进行论述外,主要侧重于对肯尼迪发动“特种战争”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于“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和对策,目前尚无专门的文章进行探讨,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着重探讨“特种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因应对策。一1961年当约翰·F.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时,一场异常复杂、日渐蔓延的东南亚危机正摆在他的面前:不但老挝出现严重危机,而且越南的局势也越来越动荡,日益成为美国政府面临的“最糟糕”、“最棘手”的问题。然而,美国人对之却所知甚少,缺乏应付事态的基本经验和起码的设想。[1](p33)就整个越南局势而言,两条战线的危机都显得十分严重:首......
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成因探析
作者：袁祖亮;闵祥鹏
唐五代时期,是我国海洋灾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但目前研究的学者较少①。本文试就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发生的自然因素及社会背景做一初步探讨。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我国的海洋灾害,两汉时期几乎全部发生在山东半岛,魏晋以后多发生在东南沿海地区。隋唐五代以后,海洋灾害已经波及到我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从一种小规模灾害演化成多发灾害。[1](p40)唐五代时期的海洋灾害对沿海城市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仅漂没五千户以上的就有4次,人员死亡最多的一次近万人。仅青州、杭州、括州发生的大规模风暴潮所漂毁的民居就占整个唐代水害漂毁民居数的十分之一。总章二年(669年)“海水泛溢永嘉、安固二县城郭,漂百姓宅六千八百四十三区,溺杀人九千七十、牛五百头,损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顷”[2](卷五)。仅此一次海灾溺死人数就占整个唐代溺死人数的近八分之一②。造成沉船千艘以上的有2次,分别发生在广陵郡和杭州。其中天宝十载(751年),广陵郡“潮水覆船数千艘”[2](卷九《玄宗纪下》)。大历十年(775年),杭州大风,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2](卷三七《五......
清代垦殖政策与陕北长城外的生态环境
作者：王晗;郭平若
政策是国家政权在特定时期里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取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国家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中存在的某种问题的具体表征,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是现今我们认识某种事物发展过程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中国传统农牧交错带——陕北长城外伙盘地为案例,依据清代文献中记载的相关资料,以政策—人—环境相互作用的全程考察为主线,通过客观揭示制度、政策因素作用于环境的途径和方式,深化该种驱动力对区域环境影响程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生态环境演替的真实情况,希冀该项研究对复原历史时期陕北长城外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裨益。相关研究成果有王北辰的《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①、梁冰的《伊克昭盟的土地开垦》②、侯甬坚的《中国北方沙漠—黄土边界带陆地环境演变的复原研究》①、陈喜波的《论清代长城沿线外侧城镇的兴起》②、李令福的《陕蒙地区治理沙漠的四种成功模式》③、王晗的《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④和《1644—1911年陕北长城外伙盘地土地垦殖时空特征分析——以榆林金鸡滩乡为例》⑤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已有的心得,对这一地区的垦殖......
19世纪英国铁路筑路工人工作与生活状况考察
作者：林薇
从1822年斯托克顿至达林顿铁路修建开始,先后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参加了本国的铁路建设。到1875年,英国铁路的主要干线建设基本完成,剩余工程越来越多地采用机械设备。[1](p173)因此,到19世纪末,铁路筑路工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铁路筑路工人的组成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是以此为职业、具有专门技术的、有经验的熟练工,包括挖土工、石匠、泥水匠、挖掘隧道和修建高架桥的工人。他们被称做rail way navy,①是铁路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没有精确统计数据能说明他们在铁路建设者中所占的比例。②这部分工人的前身是修建堤坝、海防墙、公路和运河的英格兰人,主要来自林肯郡和约克郡的沼泽地区。后来,一部分苏格兰高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也成为rail way navvy。另外一些修建者大多是来自工程沿线地区的居民,他们为修建铁路能挣到的高工资所吸引,“一般不过是临时干一下,而以后或许不再从事这类工作”[2](n167)。1846年英国议会下院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将这两部分人都称为rail way labourers,本文译作“铁路筑路工人”(有时省称“筑路工人”)。有关铁路筑......
1912～1937年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与生活状况
作者：李小尉
民国时期,工资制度在北京①已基本形成,工资成为不同职业城市居民的基本收入形式。但是,由于行业、职位的不同,北京居民的工资不仅差异较大,而且支付形式也名目繁多。不同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关于民国时期北京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与生活状况,学界有关成果已有所涉②。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择取1912至1937年这一时段,对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和生活状况作简单的考察。一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及其特点民国伊始,资本主义经济在古老的北京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新行业、新职业的出现,不仅极大地冲击了北京的社会结构,而且使得北京居民的工资形式日趋复杂,工资收入差距越发悬殊。1912年至1937年,因行业、职位、社会地位的不同,北京居民的工资收入,大体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第一,高收入者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少数高层政府官员;二是一些外资洋行及其相关机构的少数代办。1928年前,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集中了相当一批官僚,这些官僚是特权阶层,他们无疑是北京居民中的高收入者。根据1912年10月16日公布的《中央行政官官俸......
中国“儒家社会主义”论析
作者：盛邦和
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出世之前,世界上已经存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著名的有以圣西门、欧文、傅立叶为代表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及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人们注目西方与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研究它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对后世的影响,同时也注视中国“草根”的空想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儒家社会主义”。回顾中国有关评论“儒家社会主义”的学术史,可以看到较早有郭沫若发表的《马克思进文庙》[1]一文,以寓言笔法,通过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说明儒家“天下为公”、“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契,提出孔子“社会主义”的说法。马洪林在《康有为大传》一书中说,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揭示的孔子“大同之世”的思想,“主要原则和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性质的”[2](p451)。臧世俊著《康有为大同思想研究》,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儒家“大同社会主义”[3](p189)。艾恺在《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中,作为一节的标题明确提出“儒家社会主义”概念,还说“梁漱溟的儒家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走得那样远,但也暗示”,“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养育出了一种......
科学观的歧义与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多重意蕴
作者：朱发建
19世纪以来,科学大潮浩浩荡荡,“科学化”也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必然选择,正如罗志田所言:“思想学术的泛科学化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1]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家各派都开始了“科学化”的行程。但是,在主张“科学化”的史家中,因对“科学”含义的理解不同,各家所言“科学史学”大不相同,由此形成了“科学化”的不同路向,甚至于达到相互对立的程度。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论文不少,但都未能从学理上说明:为什么存在不同型态的“科学史学”观及史学科学化不同路向的分歧。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代史家“科学”观的歧义,说明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形成不同的“科学史学”观以及科学化路向上的分裂。一史学在“科学”知识分类中的位置在“科学主义”语境下,如何为史学在“科学”知识系谱中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这在许多追求史学科学化的中国学者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它涉及到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1919年毛子水提出:“我们在现在的时候要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2]如果史......
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
作者：严小青;惠富平
土沉香既是薰香料,也是稀有的理气活血香药材。土沉香经济价值很高,人们为了取得这种珍贵香料,使土沉香树在历史时期曾遭到大肆损毁和采伐,现已成为濒危树种。学术界对土沉香问题已有初步研究,岳庆平《汉代岭南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曾提及土沉香是汉代岭南地区多种作物之一;王祝年等人《海南岛香料植物名录》(《热带作物学报》2002年第4期)罗列了包括土沉香在内的各种海南岛香料植物名称;黄子锋等人《莞香的利用及栽培》(《特种经济动植物》2004年第11期)介绍了土沉香的功用以及现代栽培土沉香的技术。但这些文献几乎都没有论及古代土沉香的自然生长、采收状况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本文拟探讨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状况及其对当地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期望能由此引起人们对沉香树资源的重视与保护。一古代岭南土沉香树的野生状况湖南、江西南部和广西、广东北部交界处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被称为五岭,五岭以南地区则被称为岭南,它包括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一带,亦称“岭外”、“岭表”。土沉香树是岭南特有的常绿乔木,高6米～20米不等,树皮平滑,浅灰......
从《朱子语类》看朱熹的理想主义历史观
作者：李士金
一个国家和民族怎样看待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说,对待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态度如何,关系该国家和民族的目前和未来发展甚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记,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基本原理。本文希望通过讨论和探索朱熹理想主义的历史观,来回答一些现实和未来都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一朱熹对帝王的批评为什么说朱熹的历史观是理想主义的?因为他对历史的发展过程始终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批评态度。上至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下到一般的平民百姓,他一概用作为“人”的理想主义标准来要求和衡量。以帝王为例,他真正心许的只有带有传奇色彩的尧、舜、禹、汤、文、武,他不但认为那时的天运气数有利于圣君贤相的出现,而且也确认这些伟大的君主有德有位,是后世君主永不磨灭的光辉典范。他们不但有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愿望,而且具有为人民谋幸福的实际能力。他们不是语言口号的伟大圣贤,而是实际行动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合一的盛世表率!他们的道德品质能力是经过历史的严峻考验的。那么,朱熹对其他的君主究竟是什么样的看法呢?是不是确实可以说明他的历史观是理想主义的呢?就此而言,讨论一下朱熹对我们通常所说的汉唐盛世君主的看法最有典型......
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
作者：张小强
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均转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页、76页)。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同上书,第26页)。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
秋瑾被杀案新证——贵福手札小考
作者：刘家军
秋瑾,字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籍贯浙江绍兴,出生于福建厦门(当时属同安府)。(郑云山:《秋瑾生年辨》,《杭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1907年7月15日,秋瑾被当局杀害,成为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妇女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第一人。《明夷女史》中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给予秋瑾很高的评价: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郭沫若曾撰文称赞:“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郭沫若:《〈秋瑾史迹〉序言》,见《秋瑾史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显然秋瑾被杀是一重大历史事件,许多涉嫌杀害秋瑾的官员都受到民众的强烈谴责与......
郭廷以《台湾史事概说》所反映的台湾历史观
作者：尹全海
郭廷以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中国边疆史、中外关系史诸多领域多有建树,而且对台湾地方史之研究也卓有贡献,他还是第一位在大学开设台湾历史课的学者。抗战胜利前夕,郭廷以即在重庆率先讲授台湾历史;1947年和1948年,曾两度到台湾大学开设台湾历史课,帮助国人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他关于台湾历史的第一篇论文《台湾的国际关系——一个历史的说明》,于1948年在复刊后的《新中华》(六卷六期)上发表,表达了一个历史学者对台湾回归祖国的欢欣与鼓舞。他的《台湾史事概说》一书,可谓台湾历史研究之先驱拓荒之作,影响台湾史学近30年。他关于台湾“内地化”的观点,成为1970年代以来台湾史学界“内地化”理论的先驱。总之,郭廷以对台湾历史的研究,不仅展示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卓远史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台湾人民迫切了解台湾的历史、现实和将来的强烈愿望。1949年郭廷以去台后继续研究台湾历史,特别是他的系列论文《历史的台湾——历史上的台湾与中国》,自1950年7月在《自由中国》杂志(第三卷)连续刊登,在岛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此基础上,《台湾史事概说》一书于1954年出版。至是,郭廷以的台湾历......
张渭毅《中古音论》
作者：储泰松
汉语语音史的研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又以中古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最大,论著众多,名家辈出。在这些研究者中,既有年高德劭的前辈耆宿,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还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从事中古音研究的学者中,张渭毅所取得的成就在目前学界无人能出其右,根据就是他的新著《中古音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书中透露出的开阔的学术视野、缜密的逻辑论证、分析归纳材料的非凡能力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古音研究要取得突破,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材料,二是方法。我们可以用老方法去整理新材料,也可以用新方法去整理老材料,还可以用新方法去研究新材料。在音韵学研究百年后的今天,这三种研究途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绝不轻松,它和研究者的知识构成、研究视野和学术素养密切相关。一方面,经过百年的研究,可以用来考察语音现象的新材料几乎已经发掘殆尽,像诗文用韵、韵书、音注材料、韵图、对音材料、古人笔记中的零星语音记录等等,均有学者进行过研究整理,学界没有注意到的材料已经微乎其微;一方面,研究语音史的方法无非两条途......
《21世纪广告史研究丛书》杨海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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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广告史研究丛书》是河南大学杨海军教授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广告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带领“广告史研究课题组”成员共同编撰而就,该丛书近150万字,分为《中国古代商业广告史》(杨海军),《中国近现代商业广告史》(苏士梅),《中国当代商业广告史》(黄艳秋、杨栋杰),《世界商业广告史》(杨海军、王成文)四册,是国内目前出版的第一套广告史研究丛书,也是国内第一套体系完整、特色鲜明、图文并茂的广告史学术专著。该丛书的出版,强化了广告史研究在整个广告学学术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丛书主编杨海军教授,现任中国广告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常委、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来致力于广告史及广告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该丛书在广泛吸收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外广告业和广告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在充分勾勒中外广告发展的宏观环境、商业环境、广告表现形态的基础上,探讨广告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还精选了七百余幅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反映广告特色的精美图片。丛书呈现出六大特色;第一,通史与专题史相结合。通史主要从发展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