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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
作者：桑兵
自从上世纪初梁启超发出“创新史学”的呼吁以来,新史学就成为中国趋新学人前赴后继为之努力的方向和期望达到的至高境界,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1世纪。如果联系到新史学发生的欧美,则渊源更深,笼罩力越大。因为近代中国各个阶段形形色色的新史学,大都是欧美史学风生水起的折射。在此背景之下,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海峡两岸的学人还会坚持以建树新史学为标的。这一中心问题,当然也引起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新史学为对象的述评、论文甚至专著,不在少数。只是除了讨论梁启超、何炳松的新史学外,大都是用后来新史学的诠释概念论列近代的史家及其史学,其中不少人认为史学无所谓新旧,因而从不以新史学家自居。①与整理国故毁誉参半的情况不同,除了在一些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外,新史学几乎得到众口一词的赞同肯定。不过,仔细分别,各种以新史学自任的学人,其主张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截然相对,而后人对于新史学的认定,与所涉及史家的自认也有不小的分别。这种现象表明,在普遍认同之下,学人其实是各说各话,新史学已经成为他们表达各自期望和理念的集合概念。梳理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发展变化的进程,不仅可以探视各个历史阶段不同观念的学......
孟子孝论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与偏离——从“以正致谏”到“父子不责善”
作者：曾振宇
一蔡元培先生在其所著《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考证了“伦理学说之起源”,并提出了一个观点:伦理现象先于伦理学说而存在。“伦理界之通例,非先有学说以为实行道德之标准,实伦理之现象,早流行于社会,而后有学者观察之、研究之、组织之,以成为学说也。”[1](p4)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总是早于伦理学说而在社会流行。不惟中国如此,实际上这是一种世界伦理文化之“通例”现象。具体就中国而言,伦理道德观念在“唐虞三代”时期就应该在全社会存在。《周易》、《尚书》和《诗经》中所反映的伦理学说,实际上应该看成是对“唐虞三代”社会伦理现象的研究与归纳。夏商时代肯定存在着社会伦理观念,只是囿于史料阙如的限制,我们已很难从整体上对其作出一个完整性的评介,但是,如果我们对“地上之史料”与“地下之材料”作一细心的钩沉与爬梳,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吉光片羽。在甲骨卜辞中,“孝”字已出现,如“孝鄙”[2](p476)。此外,甲骨卜辞中有“兄己”、“父己”,王国维认为就是武丁之子孝己:“癸酉卜贞:王宾父丁,岁三牛,兄己一牛,兄庚□□,亡□。”[3](上)王国维认为,孝己没有继承王位,所以《世本......
宋朝的配隶法与厢军中的配军
作者：淮建利
《宋史.兵志》在述及宋朝禁军和厢军的来源时说:“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1](卷一九三《兵七》)其中“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也属于召募之类,并非强制军人子弟从军,因此宋朝禁军和厢军的来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召募和配隶两种途径。由此可见,历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募兵制绝非宋朝厢军和禁军唯一的集兵之制,配军制度也是宋代兵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自宋初实行配隶法以后,以配隶法为依据的配军制度与宋朝历史相始终。有宋一代,配军数量较大,在禁军、厢军和南宋的屯驻军中均有广泛分布,而以厢军中的数量居多,厢军中的牢城营又是配军集中的场所。可以说,宋朝的配隶法不仅具有单纯的刑罚意义,而且更是国家以惩治违法犯罪为借口的强制、变相征兵的手段。业师姜锡东先生在《北宋的兵员与募征》一文中,强调了北宋士兵来源的复杂性,将“以有罪配隶给役”纳入征调制的范畴。[2]魏峰先生在《从刺字看宋代军制》一文中也指出,宋代“军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足以吸引平民入伍,招流民为军、以罪犯为兵、强刺百姓为兵,都是宋代常见的......
封还词头与北宋的封驳制度
作者：宋靖
封还词头是宋代特有的由中书舍人行使的封驳方式,是封驳制度在宋代的新发展。这种由中书舍人行使封驳权的封驳方式自仁宗朝开始,实行于整个宋代,尤其是在北宋中后期人事决策的过程中被频繁使用。这种先于决策形成的封驳制度,一直以来没有引起史家的特别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制度规定并结合具体个案的分析,对封还词头的起源、封还词头职能的发展进行梳理,进而探讨这种封驳方式存在的内在原因及其对北宋人事决策的影响和实际作用。不妥之处,恳请指正。一北宋初年封驳职能的构建与封驳司的设立学界通常认为封驳职能肇始于汉。汉哀帝封董贤,而宰相王嘉封还诏书,胡三省注曰:“后世给、舍封驳本此。师古曰:还,谓却上之于天子也。”[1](卷三五,胡三省注)胡三省对宋代制度十分熟习,他认为封驳应该包括“给”、“舍”两个层面,“给”指给事中封驳,“舍”指中书舍人封还词头。这里对于“还”的解释,明确指出了封驳的实质在于封还上命。又“敕给事中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2](卷四八《郑覃可给事中制》,p1163)。从唐宋封驳的实际事例看,封驳主要针对的是下行的决策诏命。因此在......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作者：余同元
中国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何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认为,“早期工业化”(Early Industrialization)所指时间是明代中后期到清代中前期[1];费维凯《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他的官督商办企业》一书认为,中国“早期工业化”(The Ear-ly Period of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发生于晚清到民国初年[2];马敏《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认为,“早期工业化阶段,主要指1860年代至1949年的近代工业化,但往前可追溯到明清时期”[3]。三家之所以分歧较大,关键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一文,从丝、棉织品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巨额白银资本,江南市镇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地权分散化趋势与田面权、田底权的分离等方面,论证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其中一节讨论了以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作为江南市镇内部变革和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指标,揭示工商业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考论
作者：翁有为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制定缘起,有的研究者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进一步加强政治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是制定宪法”①;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自1949年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三年的时间里,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工矿企业民主改革以及其他各项社会改革,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肃清了残余土匪,采取各种正确的经济政策,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开始拟订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条件已经具备,大致相同,前者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对包括制定宪法在内的政治建设的要求的角度解释宪法的制定缘起问题;后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年间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国家政权更为巩固、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的需要的角度解释宪法制定的缘起问题,两者可概括为“根据国内形势制定宪法说”。这种观点的潜......
论俄国农村公社与农民的兵役义务
作者：罗爱林
俄国的兵役义务肇始于18世纪初,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等级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彼得一世改革起,到1874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止,服兵役只是纳税等级的义务。随着贵族、教士、商人被豁免兵役,兵役事实上成为农民的专属义务。兵役虽属国家义务,但国家并不直接从事征兵活动,而是由农村公社来保障兵役义务的实施。为国家选派新兵是村社的一项重要职责。研究这一时期俄国村社在农民兵役义务中的作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俄国兵役制度、村社职能以及农奴制度特点的认识。一等级义务兵役制的确立兵役作为一种国家义务,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确定下来。在此之前,俄国“没有一名真正的士兵”,“没有一支受过作战训练的军亲兵队。王公亲兵队由志愿人员组成,人数一般在200~400人。[2](p106)亲兵与王公是一种契约关系,亲兵可自由加入或退出亲兵队。王公则将部分战利品和贡物分发给亲兵作报酬。从兵役制度的角度看,这是雇佣兵制度(募兵制)的萌芽。莫斯科公国延续了这种兵役制度,所不同的是亲兵演变为服役贵族,实物报酬被封地所取代。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封地制的发展,已获得大量封地的贵族开始逃避......
布什“单边主义”的文化传统
作者：储昭根
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罗伯特.卡根在《天堂与实力》一书中指出:“美国人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更强的单边主义,而不是通过国际机制如联合国来采取行动,更不愿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与美国迥然不同的是,欧洲“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伊曼努尔.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作者认为,“如今表现为大西洋两岸在单边主义问题上的争端”,是“历史上强国与弱国的自然分歧”。它的基础是“强大的美国和相对弱势的欧洲在世界观方面更本质的分歧”,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拥有“单边行动能力”的“超级力量”。[1](p4,2,58,56,59,6)张国庆在《一个人的世界———透视布什》一书中也认为:“从根本上说,[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源于美国的军事力量。”[2](p189)也有一些学者则从心理学角度找寻小布什单边主义行为的“病态”根源。例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2003年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对布什的行为举止进行了心理学剖析:布什有着矛盾的对父母的感情,“他痛恨父亲带来的压力给自己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他痛恨母亲总是要求自己按她的愿望行事”。当布什彻底折服于一种严......
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
作者：李长莉
引言现代工商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社会的发达,即民众作为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人,共享一定的公共空间,参与一定的公共生活,形成一定的公共意志,并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予以公开表达,进而影响公共生活的管理,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这种公民社会的社会文化形态被一些学者概括为“公共领域”,①一个社会公共领域的成长被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十几年来,我国史学界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共领域形态,迄今学者们论及的大致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民间社会组织,即认为商会组织、行会会馆、慈善机构、社区社团、学会等民间社团组织是中国近代公民社会的主要形态。②第二种是公共空间,包括市民可以自由出入聚集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生活场所,如街头茶馆、公园、学校、博物馆等场所,以及人们可以自由共享的虚拟文化空间,如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①笔者曾撰文认为娱乐场所、文化事业、大众传媒、公共语言等组合成综合性的公共文化空间。[1]无论是民间社会组织形态,还是公共空间形态......
公私合营:制度变迁中的上海私营金融业
作者：张徐乐
公私合营银行最早出现在1949年5月中共解放上海后不久,1957年因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而终结。它的生存与私营金融业密切相关,却最终引导着私营金融业走向消亡,因而一部公私合营银行的历史,既记载着上海私营金融业在1950年代存续消亡的历程,也是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侧影。关于金融业公私合营的研究成果一向甚少,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些关于公私合营的出版物,如《全行业公私合营中的工会工作》、《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几个问题》、《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基本属于宣传教育读本;管大同著《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北京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解说了国家对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方人士进行改造的政策以及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关系、经营管理、人事安排等,并指出实行公私合营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专门论及金融业的公私合营。《论50年代公私合营由经营方式转变为改造方式的原因》(《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7期)、《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也主要是对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进行评价,并不专门论及金融业的公私合营。近年来一些经济史与金融史......
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研究述评
作者：孙宏云
自文献载记1906年孙中山首次直接提及五权宪法,直至他逝世前夕仍念念不忘。他号召其全党“要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五权宪法为目的,合拢这两条来做革命”[1](p393)。可以说,五权宪法为孙中山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与目标。故此,学界长期以来比较注重研究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整理与评判,是后续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研究状况,在有关孙中山民权思想的研究综述中虽间或涉及,但专题性的研究述评尚付阙如。本文仅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学者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关于本文的资料来源及评述标准说明如下:一、所引论文主要来自“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并参考相关论文集及前人的研究综述;二、评述以往的研究状况力求依据学术标准,即有无新材料的运用、新史实的究明、新观点的提出;三、学术研究通常表现为一种累积性的工作,故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来审察50多年来中国大陆研究五权宪法的成果与趋向,更便于显现学术与时代的关系以及研究进展之所在。一1949~1966年的研究状况孙中山研究在新中国的兴起,......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作者：刘克辉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民间和政府极力推行的实践活动。当时很多学者对乡村教育研究极为重视,出版了大量专著。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教育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都极为不足。本文拟在总结1995年以来乡村教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关注,从而推动乡村教育问题研究的深入进行。一民国以来乡村教育问题研究的演变民国成立以后,一些人把目光投向乡村,1919年余家菊发表《乡村教育危机论》,较早关注乡村教育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在20世纪20~3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乡村教育的高潮,著述颇多。当时关于乡村教育的文章和书籍,大致集中在三类问题上:一是对各个乡村建设试验区的介绍,主要有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区、无锡民众教育实验区、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南京晓庄学校;二是对“乡村教育如何做”进行的理论设计。当时很多学者对乡村教育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版了大量的专著、论文,与乡村建设实验交相辉映,成就了研究乡村教育的黄金时期。不过这些设计对乡村......
全球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作者：叶凡美
2007年5月24~27日,“全球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这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次盛会,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的80多名美国史学者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60篇。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就美国早期史的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次会议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一个增进相互交流和了解的机会,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一参加会议的美国学者达二十多名,其中包括在美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戴维.H.费希尔(Da-vid H.Fischer)、迈克.扎克曼(Michael Zuck-erman)、斯坦利.L.恩格曼(Stanley L.Enger-man)和亚伦.库利科夫(Allan Kulikoff)等历史学家。美国学者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学者共向会议提交论文23篇。美国佐治亚大学的亚伦.库利科夫教授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特意为会议撰写了《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历史及现状》(What Was EarlyAmerican History...and What Has It Be-come?)一文。该文对近六十年来美国早期史研究......
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作者：谢秀丽
“十至二十世纪中国工商业与金融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7月9~11日在河北大学举行。研讨会由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举办,来自国内外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名学者参会并提交论文。会议围绕工商业与金融史两大主题展开,涉及农业金融与农村借贷市场、商业信用、地权市场与金融、根据地金融业、三农与农村金融等问题,既有理论分析,也有实证研究。除上述议题外,与会代表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也进行了讨论。一关于货币金融史的讨论金融问题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国古代借贷之外其他重要的融资方式和当代金融发展趋势。刘秋根(河北大学宋史中心)提交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金融发展阶段初探》对中国古代农业金融问题进行了宏观讨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业金融史的发展表现为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的特点,他认为从战国秦汉算起,中国农业金融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自战国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中叶为第一阶段,是以国家为主导的阶段;自唐代中叶经过宋元至明代中叶为第二阶段,是以地主阶级为主导的阶段;自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以前为第三阶段,是以商人为主导的阶段。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刘教授的......
儒、道“耻辱观”之比较
作者：李玉洁
耻辱观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当人们在社会上的贫富强弱尊卑的差别出现以后,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施辱,就使弱势群体感到羞耻。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对待耻辱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即有不同的耻辱观。儒、道两家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的社会人生观也截然不同。今就儒、道两家的耻辱观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同仁和方家。一儒家学派的耻辱观礼、义、廉、耻皆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使自己人格受到耻辱,并且不辱君命之人称为“士”,列为第一等;把能在宗族中实行孝悌之人列为次等;言必信行必果之人再次之,因为君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而那些只知聚敛钱财、斤斤计较之人是不足......
辽朝文教政策之影响
作者：高福顺
辽朝文教政策是辽朝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虽然陈述[《辽代教育史论证》,参见《辽金史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陈述、黄凤岐《辽朝的教育》,《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9年第1期]、黄凤岐(《论辽朝的教育与科举》,《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4期;《契丹族尊孔崇儒述略》,《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1986年第1期)、范寿琨(《辽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北方民族》1991年第1期)、李文泽〔《辽代的官方教育与科举制度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顾宏义〔《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3期〕、刘民(《辽金元教育思想概说》,《民族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苗泼(《论辽代儒释道三教的兼收并蓄》,《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程方平(《辽金元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等学者都曾对辽朝教育进行过专题研究,但鲜有学者对辽朝文教政策作专门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辽朝文教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效果尚缺少必要的分析。本文拟就此作一讨论,以期深化对辽朝文教......
明代的追谥与夺谥
作者：田冰
谥法,也叫易名典,是在人死后根据其一生功过是非评定褒贬而给予的称号。它产生于西周,迄于清末,绵延近三千年,其顽强生命力在于具有劝善惩恶功能,适合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优于刑罚和爵赏。故历代君臣,莫不持此以劝化人心,使之为善以持己,尽忠以事君。然而时局变换,也造成一些人应得谥而未得,也有人不该得谥而得之,因而追谥、夺谥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权高度集中,皇权膨胀。谥法上,明朝恢复古制,百官之谥皆出自皇帝之手,据载:“按古谥法皆请于君,春秋之世犹然,后世始以属有司,我朝始复古制,凡大臣有功德于后世者,其谥皆自上赐云。”(丘浚:《大学衍义补》卷八四《举赠谥以劝忠》,海南书局1930年刻本)皇帝操纵谥法,更赋予其政治意义,尤其是追谥和夺谥,可以说是政局变化的晴雨表,也是透视明代上层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的一扇窗户。目前,通过谥法探讨明代政治变化的研究成果尚未见到。本文拟就明代谥法中追谥、夺谥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做简要评述。一追谥明代谥法规定:五年一举,即每5年集中给一批死者议谥。这种给谥方式虽在葬后,但不能......
基督教会对近代烟台经济、文化的影响
作者：滕松梅
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均以信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为主要教义。据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碑记载,早在公元635年,基督教已由波斯传入中国。但由于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基督教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甚至几度消失。19世纪,基督教从西方重新传入,由于传教活动受到列强不平等条约保护,教会受差会控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我国殖民侵略和掠夺,因而从根本上看,在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播,基督教会的活动,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的历史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基督教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开阔了国人的国际视野,特别是一些传教者开展的教育、医疗、慈善活动,影响了近现代中国各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基督教在烟台的活动也深深地影响了近代烟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对外经济的发展。《烟台要览》(郑千里著,胶东新报社1924年版,第23篇五)记载:“烟台之有耶稣教,始于清同治元年,有长老会教士麦嘉缔至烟传教。同治三年又有郭显德教士至烟传教。”《烟台概览》(刘精一,1937年版,第71~72页)记载:“其首先到烟台传基督教者韦廉臣博士夫妇。在1855年6月......
《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与剑虹的爱国情怀
作者：李长明
剑虹(1875~1926),云南大理人。原名李夔羲,号剑虹。1904年留学日本,在东京音乐学院就读。1907年入同盟会。同时期写有《滇声歌》、《云南大纪念歌》等学堂乐歌,分别发表于《云南》1907年12月31日第11号、1907年2月13日第4号,其论著《论国民之责任》,发表于《云南》1907年7月20日第7号。他曾为岳飞的《满江红》谱曲,其爱国之情凝结于曲调之间,影响广泛。剑虹1908年回国,在昆明省垣各校任音乐教员。1909年出版音乐理论书籍《乐典》,此后在军政界就职。剑虹编著的《雪耻唱歌集》,1928年由革命军事新闻社出版,于右任为其题词:“音乐之道感人深矣。”剑虹的《音乐于教育界之功用》一文,发表在《云南》1906年11月30日第2号(见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当时,剑虹正在日本东京音乐学院就读,在异乡学习的经历和感受,使得这位爱国学子平添了一份对祖国音乐教育不足的忧思,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和对音乐教育必要性的深刻感悟,他写下了本文,文中对于音乐与教育关系的阐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情怀,给这一论题增添了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