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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激进主义
作者：耿云志
近三十多年来,我写过讨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或涉及这两个运动的书与文章不少。都是充分肯定这两个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很少讨论这两个运动的一些消极的方面。而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关于这两个运动的消极面谈论的很多,甚至有的基本否定这两个运动的正面意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海内外不少学术单位将举办研讨会,围绕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的问题,肯定又要有一番讨论。借此机会,我想谈一谈以前不曾谈过,或不曾详细谈过的一些想法。一首先要交代一下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常常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发生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有的学者把《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期。那样,则新文化运动要比五四运动早四年之久。我把1917年文学革命运动发起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期)。这个运动是基于历次改革与革命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从热衷于直接的政治革命转而从民族文化的反省和重建上下工夫,认为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当先改造人,而改造人,当从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入手。我在从前的文章里都说过,陈独......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
作者：欧阳哲生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他创刊《青年杂志》,担任作为新文化阵营核心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掘包括胡适、周氏兄弟、钱玄同等在内的一批《新青年》作者和北大文科教授,是新文化阵营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新青年》上展开青年人生观探讨,高举反对孔教、“文学革命”大旗,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制造了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话题,将这一运动一波又一波地推向高潮,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推动者。陈独秀本人亦是一位富有感召力的思想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具有震撼力的文化革新思想,表现出一种激进的思想个性,这些为新文化运动拓展了一片辽阔的思想天地,使这一运动狂飙突进。在陈独秀生活的年代,对他的思想成就即有定评。1935年郭湛波在其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如是论及陈独秀:“陈先生是中国五十年之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是中国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此书1935年11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初版,初题《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3月修订再版,改题《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时过50年......
五四:建构民族主义与凸显社会转型
作者：王续添
在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演进中,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呈现出若干“节点”,所谓节点,即历史发展过程中展现阶段性或大变动的关键时段。这些节点有以经济为主的,如洋务时期;有以政治为主的,如辛亥时期;也有以政治与文化为主的,如戊戌维新时期;还有以经济、政治、文化为主的,五四时期即是之一。诚如先师彭明先生所言:“回顾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彭明:《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中国社会转型,五四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五四同样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尽管现代化理论早已不再流行,但正如科恩曾经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研究及民族主义研究中,把传统与现代假定为两个连续的相互排斥的时代的做法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审视五四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建构,无疑会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受笔谈的形式所限,在此只对这一话题的部分内容作只言片......
五四与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构
作者：左玉河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也通过战争、暴力和对中国的掠夺强行向中国输入。西方近代文明的强势冲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但也给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催发着中国现代新文化的生成。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构,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逐渐深化,确定了全面效仿西方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方向;二是摧毁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体系,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确定了以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的核心价值准则;三是开辟了以个性主义为基础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途径。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到精神层面的深化过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明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对此,陈独秀的总结颇有代表性:“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作者：何晓明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的洪波涌起。学术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对“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的荒谬与罪孽进行理论清算和历史剖析。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勃然而兴,并在其后十余年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进入21世纪以后,文化史研究的“热度”明显降低,但泡沫散去,潜沉的学人依旧执著。文化史研究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需求下,继续自己的逻辑进程。尽管有学者批评“社会史鸡零狗碎,文化史云山雾罩”,但是近30年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有目共睹的进展,确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向着更加深入、广阔的领域拓进,则是没有疑问的。本文拟对30年来的文化史研究概况作一勾勒与评述。①不当之处,敬祈博雅君子教正。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领导中华民族将思路与行动从虚妄的政治迷狂中扭转到与人类文明的大路向相一致的轨道上来。学者庞朴论道:“‘文革’一结束,邓小平宣布不搞阶级斗争,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带来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这个时代在思想文化界,促使知识分子开始考虑一些问题,是不是仅仅有四个现代化就可以了?很自......
改革开放以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
作者：李宏图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特别是近十年间,西方思想史研究在世界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发展,从以前少数人默默无闻的耕作,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研究领域中重要的一个分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一批青年学子进入了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从内容上来看,无论在研究方法方面,还是在对思想演进过程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更为令人欣喜的是,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成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其影响已经超出本学科范围,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西方思想史研究将会迎来更好的发展。这里拟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作一粗略的概括和总结。①一快速进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早在1949年前,就有一批学者从事着西方思想史的研究。1949年后,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西方思想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学术界就不再能够对西方思想史展开研究,一些西方思想史学者被迫改行研究其他,这样的局面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得到了改①思想史研究虽然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说“真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作者：黎虎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①一书公布了长沙走马楼所发现的三国吴简中关于“真吏”的一些资料,试整理如下:宜阳里户人公乘信化年卌五真吏盲左目(一·2872)[男][弟][仓][年][廿][七][真][吏](一·3007)子公乘生年廿三筭一真吏?(一·3346)宜阳里户人公乘利豫年卅四真吏(一·5387)宜阳里户人公乘刘桓年卅九真吏(一·8928)宜阳里户人公乘区年廿二真吏(一·8962)熙男弟[秃]年卅五真吏(一·8964)宜阳里户人公乘番霸年廿二真吏(一·9007)[厉]子男政年廿九真吏(一·9053)宜阳里户人公乘徐艳年廿四[真]□吏(一·9065)顔子男格年卅一真吏(一·9084)宜阳里户人公乘徐熙年卌四真吏(一·9085)宜阳里户人公乘夏隆年卌一真吏(一·9090)□子男□年廿二真吏(一·9105)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以下简称《竹简壹》,凡本文引用该书简文号码简做一·××××),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拙文发稿前,又陆续见到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吳简·竹简(贰)》(以下简称《竹简贰》,凡引用该书简文做二·××××),文物出版社2.....
唐后期刑部尚书职权衰落探因
作者：王建峰
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转折阶段,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各项制度连续的、全面的变革。①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唐朝制度之方方面面展开了研讨。其中,严耕望先生所撰《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②不仅考察了唐代尚书省六部与九寺诸监的关系,更论及了尚书省职权和地位的发展变化。这一考察对于深入认识尚书省仆、尚、丞、郎职权与地位的升降起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严氏论述主旨在于揭示唐代后期仆射、尚书职权与地位之下降和左右丞、侍郎职权与地位上升的实际境况,对于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未给予充分讨论。有鉴于此,本文以刑部尚书为视角,考察其在唐代后期职权衰落的诸种原因,进而窥得尚书六部长官职权变化的根由,以求推动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唐初继承前代而确立的尚书六部制度,不仅在整个唐代得到沿袭,还对以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六部不但在职官制度方面经历了诸多的发展变化,其职权与地位亦是随着局势的变幻而起落。唐初,尚书令、仆射为当然宰相,所以尚书省为宰相机关。六部分曹,上承君相之命,共行国政。尚书省被称作“元阁”、“会府”,六部尚书与左右仆射合称“八座”,可见刑部作为六部之一,地位甚高。唐......
居阁期间的高拱与河南地方政治
作者：牛建强
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对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然其直接性的源头和启发则来自高拱及其隆庆改革。诚如著名学者韦庆远所云,作为始创期的隆庆改革,为万历朝大改革奠立了基础,确定了政策走向;后者是前者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和发展,其间的承传和衔接关系非常明显。如果没有隆庆时期奠定的初基,万历时的改革也就势难如此迅猛地展开。①可见对高拱隆庆改革的研究是完整理解隆万改革的必要前提。近些年来,这一看法已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致力于高拱及其隆庆改革的研究。关于高拱隆庆改革的吏治整顿、军事改革和边防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第九章做了深入而系统的论述,其他代表性成果有牟钟鉴《论高拱》②、王兴亚《高拱的吏治思想及其改革》③、张鸣芳《高拱整顿吏治的理论与实践》④、岳天雷《高拱的军事改革及其靖边功绩》⑤、赵世明《高拱军备边防建设及其历史地位》⑥等。这些成果因其研究对象或范围的限定,皆未涉及居阁期间的高拱与河南地方政治间的关系问题。高拱生于河南,对家乡情况包括存在的一些问题了解较多,有关地方的讯息对他来说也较畅达,这种天然的乡谊关系决定了他和河南......
直隶总督袁世凯筹集北洋军费途径分析
作者：王逸峰
清政府的军费来源,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军费需求的变化,逐渐地走上正规化。中央政府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对各地军队的军费供给与支出的控制权。但是,清后期特别是咸丰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军费的具体来源和支出方面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成为时代转型的一个缩影。在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下决心编练新军,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袁世凯编练的新军。从1895年到1907年间,袁世凯为新军的军费筹集与合理使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目前,关于中国军费史的研究相对欠缺。宏观通史性的著作以龚连琪的《中国军费史》(海潮出版社1999年版)为代表,研究清前期军费问题以陈锋的《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为代表,对于晚清时期的军费问题研究却明显不足。少有的成果也主要集中在清政府筹集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敌入侵的军费方面①。关于袁世凯筹集军费,特别是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筹集军费的研究成果,笔者还未曾见到。袁世凯从1895年开始主持编练新军,庚子之乱后,袁世凯麾下的新军成为拱卫京畿的最重要武装,袁世凯也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在不同阶段,由于袁的任职和职权的不同......
“丁未政潮”之际的郑孝胥
作者：李君
发生于1907年的“丁未政潮”,是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政治斗争。郑孝胥以当时的身份、地位条件,固不可能成为这场政争中的前台要角,但与局内要员岑春煊、端方等人的微妙关系,使他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幕后涉局人。学术界虽对“丁末政潮”郑孝胥有一定研究①,但侧重在政潮对郑立宪态度的影响上,并未注意个中情事。考察郑孝胥于改潮中弄波换浪的波折,有助于认识郑当时的特定政治情态。一“丁未政潮”由相关人员的权争引起。1906年清廷开始着手官制改革,新政期间迅速崛起的袁世凯急欲以此为机会谋取更大权势。但官制改革后的权力中心没向袁世凯倾斜。军机大臣留下了庆亲王奕劻与瞿鸿禨,新增了大学士世续、原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近袁,而林绍年趋附于瞿。瞿本对北洋时主裁抑,令袁不快,新官制一公布,瞿、袁的矛盾公开化。其时的局面,知情者讲得很明白:“官制命下,中外盛传,中朝将仿行内阁制,逮奉军机一切照旧毋庸复改内阁之谕,已疑公(瞿)实主持。又故事外务部尚书必以军机大臣兼充,公得独留枢垣,势已孤危。”②在这种情势下,“与袁逆抗”,但多年间外任疆吏的岑春煊,于1907年5月改任邮传部尚书,成为瞿鸿禨的得......
张振勋与芦汉铁路的筹建
作者：魏明枢
在晚清铁路史上,芦汉铁路的筹建影响广泛、意义深远,学者们对其研究高度重视并取得不少成果。张振勋(1841~1916),又名弼士,广东省大埔县人,晚清著名侨领和华侨富商,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太仆寺卿①,也是中国早期铁路经营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笔者对此已经作过探讨②。事实上,他很早便介入到芦汉铁路的筹建过程中,其中的某些事迹亦已受到学界的注意③。然而,就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侨资在芦汉铁路筹建过程中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晚清铁路建设的情况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通过对张振勋介入芦汉铁路的特殊历史背景及其所起到的独特作用的探讨,对侨资筹建铁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①②③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中华书局,第1337~1339页。魏明枢:《张振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综述》,《客家研究辑刊》2008年第1期,第54~55页。如:美国Michael R.Godley:Chang Pi-shih and NanyangChinese Involvement in South China’s Railroads,1896~1911,Journal of Southeas......
论儒家祭祀观念的内向化
作者：曹建墩
先秦儒家在王纲解纽、斯文疲敝的时代背景下,高擎以礼治国之大纛,主张对百姓行教化之道,试图恢复其心目中的理想盛世。礼以祭祀为首,但战国时期的思想领域经历了一个“祛除巫魅”①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先秦诸子百家很少有人相信鬼神,对鬼神的存在也多持否定态度,对祭祀行为很有理性认识,如《管子·轻重丁》云:“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身处同一语境中的儒家,则更希望以祭祀教化万民,以达到“民德归厚”之目的。但由于儒家着意淡化鬼神的存在,从而出现一种不信鬼神但尤重祭祀的尴尬局面,遭致墨家“执无鬼而学祭礼”的诘难。在一个“祛除巫魅”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祭礼的合理性以及正当性何在,遂成为儒家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基于一种文化自觉与担当精神,儒家学者转向对祭祀功能和礼义的文化阐释,以论证祭祀存在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在这一探求价值之源的阐释中,儒家向内追寻祭礼的内在情感依据,并以人内在德性为祭祀之本,呈现出一种内向化的致思理路②。兹不揣鄙陋,对儒家祭祀思想的内向化问题作一探讨。一祭祀是一种向神灵献祭的宗教行为,其实质是借助祭品、仪式以及祝语等媒介交接鬼神,意图利用其超凡的力量来......
阎锡山“绥西屯垦”探略
作者：李茂盛;刘亚丽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设省置县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扩大县治的区域,随之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垦和军队屯垦。其中军队屯垦是民国时期塞外移垦的重要组成部分。“绥西屯垦”是在阎锡山的领导下,由晋绥两省军队、政府、垦务局三方合办,1932年至1937年在倡导“寓兵于农、开发西北、巩固边疆”的口号下,于绥远西部地区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屯垦。这是民国时期官方办的最大垦区。绥西屯垦触及了内蒙古地区的蒙汉民族关系及其他深层的社会问题,对整个内蒙古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对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内史学界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果,涌现出了大量相关论著。但关于阎锡山“绥西屯垦”问题,史学界尚未深入展开,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河套土地的放垦,民国以后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研究较少。为此,笔者对阎锡山“绥西屯垦”进行了探讨。一“绥西屯垦”的缘起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晋军实权人物阎锡山统治山西,并治绥远,称雄华北。1930年的中原大战,以阎锡山、冯玉祥失败而告终。阎锡山因形势所迫,宣布下野,逃往大连。蒋介石......
司马迁对太史令职责的理解与《史记》写作
作者：田瑞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①可见当时史官在社会和朝廷中地位的卑下。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司马迁却要以这种不受朝野重视的文体作为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载体。关于为什么司马迁会有这样的一种选择,前贤先哲所论颇多:一、从史书体例的角度出发认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历史书方面的一个编著体例的创新,是诸多史家中的一家之言,而不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一家之言,更不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一家之言。”②二、从“言”的角度切入论述:“‘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的述史思想。‘言’即议论、理想和主张。‘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③或者说:“《史记》不是纯史事的记录,而是太史公以事见其道的书。然而此道是太史公一家之道,是司马迁一己之意。”④三、从先秦诸子百家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史记》创作,认为他继承了先秦诸子抒发“家①②③④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页。罗文博:《论〈史记〉的“成一家之言”》,《阜阳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张大可:《试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论陈寅恪先生“新方法”、“新材料”之史学“试验”——陈寅恪先生《书信集·致刘铭恕》解析
作者：姜伯勤
一1957年2月6日,陈寅恪先生致函友人刘铭恕先生。①刘铭恕先生(1911~2000),河南淮滨人,是著名学者刘盼遂先生之弟,为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铭恕先生任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事斯坦因刧经录的编撰,对敦煌文书的编目和整理工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王重民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指出,与1957年伦敦出版的翟理斯《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相比,“只要做一点实际比较研究,就能看出还是刘录比较正确。”②迄自20世纪60年代,如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女士所指出:刘铭恕先生用很短的时间就编就“斯坦因刧经录”,请以刘先生的“说明”为例,略举几则以明其精:……S.5473《佛母赞》仅十一行,刘先生写了130字说明,充分反映了先生的博闻强识……刘铭恕先生在编《总目》时,设“本文”一项,乃一创举,有时,“本文”并不全录,既省篇幅,又有利于读者。③而铭恕先生的这些杰出的工作,又是在陈寅恪先生的关怀与指导下进行的。在1957年《中①②③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王重民编:《敦......
贾谊法治思想对汉代政治的影响
作者：胡春丽
贾谊(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洛阳邙山(今孟津县)人,西汉初年著名思想家。前贤时俊对贾谊其人其学研究较多,但对其思想的派别属性一直争论不休。揆诸众说,尤以论其为儒家和法家者居多,首论贾谊为汉初法家代表人物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明确地将贾谊作为汉初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夫之及近人丁泰、肖萐父等均持与司马迁相同的观点。而西汉末年的刘歆,却将贾谊定性为儒者。班固宗刘歆之说,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贾谊的《新书》归为儒家类,此后,历代正史之《艺文志》及目录学著作均将《新书》归类儒家。在大多数史学家将贾谊思想的派别属性定位为儒家后,历代研究贾谊思想的学者多将重点放在贾谊的礼治思想上,而将其法治思想附带而过,间有论及者,也未能系统深入地展开。这对于贾谊思想体系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汉初社会面临两大主要矛盾,一是中央政府与诸侯王的矛盾,二是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贾谊站在时代思潮的最前列,针对两大社会矛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贾谊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和对当时社会矛盾......
《西游记》中的货币与物价及其反映的时代
作者：杨光熙
文学名著中的细节描写,往往能提供真实的时代信息,是故以诗证史、以文证史成为历史研究常用的方法。本文依据这一方法,尝试对《西游记》中货币物价信息作一番梳理,以了解该著作所产生的时代的一些情况,并进而为该著作的产生时代提供一个方面的佐证。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先生就曾关注过《西游记》中的货币与物价问题,只不过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我们先将《西游记》中主要的货币物价信息作一个初步罗列:《西游记》第九回龙王许诺袁守诚,若算卦准确无误则送课金五十两;第十二回观音化为老僧,在长安街市叫卖袈裟、锡杖,袈裟要价五千两,锡杖二千两;第十三回刘伯钦送白银一两谢唐僧念经超度父亲亡魂;第十八回猪八戒在高老庄做女婿,高太公给家人高才几两银子做盘缠,去请法师降服猪八戒,失败后,再次给高才五钱银子做盘缠,外出请法师。猪八戒和唐僧一道离开高家庄时,高太公筹谢二百两散碎金银;第二十九回宝象国国王许诺猪八戒若捉得妖怪,救回公主,千金重谢;第三十三回孙悟空拔根毫毛,变成一个铜钱,让小童去买纸一张;第四十四回国王下令,拿得一个和尚,赏白银五十两;第四十七回孙悟空建议陈家花五十两白银买童男一个,花一百......
玛也西号船事件及其国际影响
作者：王士皓
玛也西(Maria Luz)号船事件,是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起涉及多个国家,而且影响广泛的多边外交事件。在《清史稿·邦交志》“秘鲁”一节的开篇即记录此事,原文如下:秘鲁在南亚美利加洲。同治十一年,秘鲁玛也西船私在澳门拐华民二百余人,行抵日本横滨,经日本截留讯办,知会中国派员前往。时通商大臣何?派补用同知知县陈福勋偕英、美两领事派员前往,旋各运回,并谢日本。这段史料只用几十个字就将玛也西号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及结果记录在案,读者看后应可对这一事件有一大略了解。然而,作为一起涉及多国的外交事件,显然不是几十字能说清楚的。笔者查阅了相关史料和文献,发现《清史稿》中对此的记载有不够准确之处,所以在厘清玛也西号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试图对该事件作一较为准确和全面的介绍,并分析其广泛的国际影响。由于这一事件牵涉方较多,需要先将与此相关的背景做一简要介绍。1.秘鲁位于拉丁美洲,1821年(道光元年)自西班牙独立。独立后,由于经济发展特别是鸟粪采掘业、大种植业及铁路建设的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此时,黑奴贸易被广泛禁止,秘鲁从欧洲国家移民的成效不高且欧洲......
淞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之真相
作者：胡现岭
1937年的中日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团以孤军坚守四行仓库,是抗日战争中“八百壮士”的爱国壮举。而此期间女童杨惠敏,将一面国旗送入四行仓库,“我忠勇将士,高揭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压倒四周之太阳旗,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与国家无尚光辉,此八百忠勇壮士之壮烈义举,已博得全沪中外人士无限之钦敬,并引起最热烈之注意”(《八百壮士安然无恙,我壮士高揭国旗》,《申报》,1937年10月29日第2版)。经《申报》等报刊杂志长篇、反复的宣传,杨惠敏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并受到宋美龄、张治中等政要的接见。长期以来,对杨惠敏献旗的经过和动因,众说纷纭。影响比较大的说法是:她看到四周除少数为英国国旗外,皆为日本国旗,唯独没有中国国旗,于是在夜间“泅渡”苏州河,献国旗于谢晋元团。这种说法因1975年著名影星林青霞主演的《八百壮士》而传播甚广,几乎成为定论。另有一种说法:为了鼓舞斗志,谢晋元致电第88师师部,请求给仓库守军送一面国旗以鼓舞士气,师部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又把任务具体布置给时为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团员的杨惠敏。入夜后,杨惠敏从四行仓库以东的公共租界进......
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 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l;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本刊2009年第1期以后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英译、注释(页下)等项目的著录。其中,注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