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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栾成显
改革开放30年使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社会科学研究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已有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拓展,而且还催生了不少新的学科。其中,徽学研究的兴起与徽学学科的形成尤为令人瞩目。一改革开放前的徽学研究徽学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但徽学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对徽州社会经济史及徽州历史文化等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当我们叙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徽学研究时,对此前的徽学研究有必要做一简略回顾。由于徽州历史文化的光辉成就和重要价值,早在20世纪初即有学者对徽州的历史人物和文化进行研究,此后渐及其他方面。至70年代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有:徽州历史人物,县乡镇志、乡土地理志及乡邦文献,徽州方言,徽州建筑,新安画派,徽州版画,徽班进京及徽剧,徽州庄仆(佃仆),徽州奴变,徽州宗族与族谱,徽商及徽州社会经济等等。其中比较突出者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徽州历史人物研究。主要是对明末清初抗清义士金声①、数学家汪莱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清末理财家王茂荫③、绩溪经学三胡(胡匡衷、胡秉虔......
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梅雪芹
环境史,作为一门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关系变化、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分支学科,最早是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美国得以冠名并组织起来的。①尔后,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中得到重视,并在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今天,在中国史学界,环境史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了解,环境史研究甚至被列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②那么,中国环境史研究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可以按照一般的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思路,对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阶段性特点加以勾画,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态势进行思考和展望,故而笔者应《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之约,撰著此文。本文重在分析问题,而非综述文献;并且,由于笔者尚不能很好地驾驭林林总总的中国环境史著述,因此,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概述难免挂一漏万,对相关成果的理解也可能存在不妥之处,祈望学界同仁不吝批评、赐教。一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的相关研究和理论思考就中国环境史研究而言,“以前”到什么时候或“过去”从何时开始,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处理上,环境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美......
说周代的太师
作者：陆璐
一缘起文献所见周代“大师”,即太师,其执掌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左右周王的重臣,二是师傅官的一种,三是乐师的一种。这三类太师,自周初至春秋一直并存。战国官制自与前代不同,在西周“师氏”的消亡过程中,它原来的执掌实际上被“司马”所取代,作为师氏的最高长官的太师——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一类太师——也随之被“将”取代。而作为师傅官和乐官的太师,除了地位上有所变化外,其形态则比较完整地从周初一直延续下去。太师作为周代重要的官职,在官制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凡论及周代官制,无不涉及对“大师”的论述。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是以金文材料为基础,全面研究西周官制的代表著作。其中将太师归入“师类”职官,并以太师作为师类职官之首,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本文的许多论述也以这个论断作为基础。该书还将太师分为“伯大师”、“仲大师”的正、副职,此二者在金文中有明确区分。然而,由于金文材料的有限,该书认为西周恭王以前大师一职不存在,并且认为《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太师、少师抱祭乐器奔周是后世的附会,其结论未免武断。本文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对此将有详细论述。另外,该书在论及“司......
春秋时期贵族出奔考论
作者：秦国利
贵族出奔是春秋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近些年来国内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张彦修在《史学月刊》1996年第6期发表了《春秋出奔考述》一文,对春秋贵族出奔现象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并提出了出奔是人才流动的观点,为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史学集刊》2000年第2期刊出了徐杰令的《论春秋时期的出奔》一文,在出奔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对出奔的原因和结局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为了该问题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就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未必成熟的看法。一春秋贵族出奔的特点贵族出奔虽非春秋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其起源也在春秋以前很古远的时代,但至春秋时期,逐渐成为一种令人注目又十分频繁出现的现象。贵族出奔的传说,最早可以上溯到周人建国之前“太伯奔吴”的故事。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欲立季历以使季历的儿子昌得以继位,“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这是一次著名的为让贤而出奔的事例。到了春秋时期,太伯奔吴的故事常被作为贵族高义而出奔的榜样。例如《左传》闵公二年晋大夫士蔿劝太子申生时曾说:“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可见这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已......
“庶人驾一”问题初探
作者：周新芳
自古《逸礼.王度记》提出“天子驾六,诸侯与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的驾马等级礼制,后代经学家附益者甚多,认为两周时期存在着庶人一马驾车的礼俗。如汉代许慎撰《五经异义》、宋陆佃撰《埤雅》、清顾镇撰《虞东学诗》等都支持“庶人驾一”的观点。《尚书大传》中也说:“士乘饰车两马,庶人单马木车。”直至现代还有人认定它是周代的制度。如王振铎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①第五章《轩车》中有“古代马车的驾马个数”的专论,认为“汉代与先秦,关于驾马个数,有驾一马、二马、三马、四马、六马之别”。并且引用了汉人王充的《论衡.非韩篇》为证:“宋人有御马者,不进,拔剑刭而弃之于沟中;又驾一马,马又不进,又刭而弃之于沟。若是者三,以此威马至矣。”王先生又引“《汉书.鲍宣传》云:‘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师古曰:‘言其单率,不依典制矣。’此为一马驾乘。”②杨英杰虽然没有肯定一马是两周时期庶人的驾乘制度,但是也认为先秦存在过一马驾车。他在《战车与车战》一书中说:“战车的挽马,应该说从一马到六马都曾经被实践过。一马驾挽必然是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古代战车皆是独辀,......
宇文虚中事件与南宋社会的道德期许
作者：贾秀云
宇文虚中(1079～1146),字叔通,是宋金对峙时期经历比较复杂的文人。南宋高宗时,为资政殿大学士。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作为祈请使出使金国被拘留,在金度过了大约6年的滞留生活。天会十二年前后,他接受金的官职,为详定礼文使,后官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为金政权服务12年后,在金熙宗皇统六年(1146年)以谋反罪被金人杀害,殃及满门。宇文虚中由宋的忠臣变为叛臣,又由金的臣子变为金的叛臣(为行文方便,以下将此概称为宇文虚中事件),他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当时复杂的民族矛盾缠绕在一起,形成了史料中的众说纷纭,而事件的真相在这纷繁的记载中被蒙上了层层面纱。宇文虚中是否谋反成了认定他行为品格的焦点,然就在这个焦点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记载。元人苏天爵和清人施国祁都对宇文虚中谋反之事提出质疑,都认为谋反之事不可能发生,但论述比较简略,没有深究出这种不真实记载的原因。今人沈文雪《宇文虚中疑案史书记载异同及其背景论述》①一文,对宇文虚中事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在宇文虚中降金问题上,沈文认为:“有如孔子所云,中国而失礼仪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仪则中国之,‘夷狄之辨......
晚明张燧《经世挈要》及其经世思想探研
作者：杨绪敏
晚明张燧是一位曾经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学者,考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的著作《经世挈要》被清朝列入禁毁书目,他的另一部曾经十分“盛行”且具影响的著作《千百年眼》受其牵连,流传较稀;二是明亡后张燧东渡日本,最后卒于日本,明清易代,关注他的人寥寥无几。直到光绪年间,《千百年眼》才在日本得以重刊,以后虽然各种版本增多,但研究其人及其著作的文章十分少见。直到21世纪初,宁波大学钱茂伟先生在《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上发表《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一文后,才打破这种沉寂,但其《经世挈要》迄今尚无人开展深入研究。显然,人们对张燧还缺乏了解,对其著作的学术价值认识不足。一张燧,字和仲,明代湖广湘潭县(今湖南湘潭市)人。《明史》无其传。其生卒年月不详。王重民先生由光绪十五年刊刻的《湘潭县志》卷三九《张嘉言传》查索到有关张燧的信息:其父张嘉言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官至工部郎中,后辞官从商而致富。张燧“兄弟皆生富贵,好治生产业,而燧独务友朋,耽书史,不为苟同。肄业国子监。还,构香海居,周匝清流古木,中系以舟。寒暑晨起,即手一卷。命仆载纸笔自随,有省辄识之,虽......
关于丁韪良译介《万国公法》的几个问题
作者：吴宝晓
一《万国公法》翻译适应了中外双方的需要丁韪良所译《万国公法》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全译本,但惠顿原书的主要内容无疑已经译出,使其成为19世纪传入中国的国际法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①。关于翻译该书的动机,丁韪良在回忆录中强调其自身因素,他说:这本书“可以对我自己的事业,以及中英这两个帝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实,局势对这种书的需求早已引起我的注意。我本来打算翻译瓦岱尔的作品,但华若翰先生建议我采用惠顿氏的,他的书同样权威,且更现代一些”②。显然,从丁韪良自身态度来说,政治方面的考虑居多,适应了当时列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和发展外交关系的需要。但也不能据此认为翻译该书只对列强有利,因为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即总理衙门也希望国际法书籍能尽早翻译,以备交涉参考之用。1863年7月,总理衙门曾催促赫德尽快翻译惠顿国际法,哪怕翻译和当时外交有关的部分内容也成。赫德遂将从英国公使蒲鲁斯处借到的惠顿著作第三部分主要内容译成中文,供总理衙门参考。接着赫德又将惠顿著作中有关使馆权利的内容译成中文,交总理衙门。随后翻译的是有关海军以及条约的内容,呈送给总理衙门的似仅条约部分。赫德还翻译......
清末民初长老会在东北的传播
作者：邱广军
清末率先来中国东北发展教务的长老会,主要是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它们是最早有组织地在东北开展传教工作的基督教①差会,从1869年至1950年,它们在中国东北传教80余年,其间,联手协作,成为当地势力最强的基督教会组织。对其当时传教情况,国内外学者有过一些研究②。但这些成果有的是资料汇编,有的只就某一方面问题展开论述,而对两个长老会在东北地区的传教活动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据所搜集资料,对它们清末民初在东北地区的传教情况进行梳理,并以此就教于方家。一清末民初长老会在东北地区的传播1.基督教东北开教揭开东北基督教传播序幕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1866至1868年间,他受苏格兰圣经会的派遣赴东北作长途旅行考察,到达了松花江边的三姓(今黑龙江依兰)③。关于韦廉臣旅行传教的情况,在其他史料中有更进一步的记载,《满洲宗教志》曾载:1866年,英国圣经会传教士韦廉臣从牛庄(今营口)登陆,到东北散发汉译《圣经》,三年时间内,在满洲各地传道旅行,足迹西起长城,东至朝鲜北海岸,北达扶余、阿城和松花江沿岸的三姓等地①。这些记述为我们勾勒出了韦廉臣早期赴东北布道的大致轮廓......
论清末新军的思想失控
作者：苏全
清廷在清末为什么未能成功收回军权?决定清末新军控制权的因素一在于督抚,二在于军心,清廷着意于从督抚手中收回军权,却对军心控制失败,从而导致清末新军的思想失控。对此,以往学界习惯于将之归因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鼓动,如陈文桂之文《论清末新军向革命转化》就认为:“新军之所以能够向革命转化,是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教育、争取引导分不开的。”①乔志强之文《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史札记之四》②也有类同性看法。这固然是不错的,只是问题尚不仅仅如此。为什么革命派的宣传能够使新军异化?其生发出效用的内在基础是什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因素成了异化新军的酶?毕竟,革命派的活动只是外在,而新军自身则是内在。在今天看来,我们有理由怀疑,革命派的作用被夸大了,清末新军的思想失范乃合力造就,革命派的宣传只是因素之一。一农民为主的下层群体及会党本质清末新军的组成,就士兵而言,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这其中,会党色彩是我们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据武昌首义的亲历者忆称:湖北新军“士兵成分多系贫苦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失业贫民”③。朱德在《辛亥革命回忆录》中也说:“新军......
袁世凯政府对外蒙古独立的因应
作者：朱昭华
20世纪初在沙俄政府的策动下,外蒙古发生了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历史事件。袁世凯政府就此问题与俄国进行了三年多交涉,最终于1915年达成《中俄蒙协约》。关于这一时期中俄外蒙问题交涉,研究专著仅见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张启雄教授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该书从民族国家认同及“中华世界秩序”观的角度探讨了民初中俄围绕外蒙主权归属的交涉,认为中国政府受国家实力和“名分秩序论”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外交目标逐步退却,交涉结果只在名分上有所斩获①。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文章或著作的章节之中。一般认为袁世凯出于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对俄妥协、退让,最终丧失了中国在外蒙的权益,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宗主权②。本文围绕中俄外蒙问题交涉,着重考察了袁世凯政府对这一危机的因应,认为袁世凯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放弃外蒙这块荒塞之地,《中俄蒙协约》尽管是丧权辱国的协约,但确定了中国对外蒙的领土主权,外蒙仅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实行高度自治,这是对强权政治下宗主权理论的一种突破。一沙俄干涉下的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以前,沙俄政府对蒙古的兴趣主要在于商业和经济方面,但战后,当......
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考述
作者：张秀莉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布告全国,推行法币,实行白银国有,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的新纪元。布告中多次提到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的目的及其职责,并同时另案公布了《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章程》。对于这一机构,有些研究法币改革的成果提及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分会设立原因、停止公告发行数额及发行准备的影响、对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意义等。①但有关该机构的论述语焉不详,该会设立的原因、组织构成、职责及其作用等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而通过对该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将各界对法币改革的反应、政策推行过程、政府对于法币改革的态度、影响币信的因素等问题联系起来。本文即努力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探讨该机构职能的名与实及其所揭示的问题。一设立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在施行法币的布告中指出“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该委员会的章程第一条即规定“财政部为统一发行,巩固法币信用起见,特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②。由此可见,政府设立该机构的目的即是巩固法币的信用。因为法币改革前是银本位制,在某些偏远地区则全以金属货币为交易媒介,而纸币的......
马歇尔计划成因新探
作者：王新谦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学界,只要一提到美国冷战支柱之一的马歇尔计划,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艾奇逊克利夫兰演说、马歇尔国务卿和他的哈佛演讲,而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及其报告、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的欧洲之行和他回国后提交的著名的《5月备忘录》,以及1947年5月国务院各司负责人的《5.28会谈纪要》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在国外的研究成果中,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查尔斯.梅尔在与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合编的《回顾马歇尔计划》一书中曾撰文指出:“所有的回忆录和文件表明:大规模不间断援助西欧的念头并不是一下子从某一位决策者的脑子里蹦出来的,这一阿芙洛狄特是集体智慧的结晶。”①梅尔教授的结论是公道的,也是有根据的。本文旨在对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一些机构和人士长期被埋没的功绩进行补遗,认为马歇尔计划的构想和最终出台凝聚了美国智库精英的大量心血和汗水,是诸多决策机构和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一美国部际协调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及其研究报告1947年春天,还在美国国务院忙着为杜鲁门起草国会山演讲稿(即后来......
论中国史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
作者：张玉法
一前言史学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此处只能以中国史学为例来说明。从整个人类历史来考量,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史学,有全球化的趋势,但本土化并未完全消退,有些时候,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常有本土化的现象。所谓“化”,所谓“趋势”,是指一种发展的现象,不是靜态的描述。无论中国史学还是欧洲各国史学,在15世纪以前本土化占优势,在15世纪以后全球化占优势。什么叫全球化?就历史本身而论,历史空间的逐渐扩大,由乡土到区域,由区域到国家,再由国家到其他国家及于全世界;就史学方法而论,除本土既有的方法外,尽量引进和运用世界各国研究历史最有效的方法。全球化的史学,是站在世界或全人类的立场写历史,在写到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历史时,需考虑到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立场与感受,不专以本土观点或利益为出发点。什么叫本土化?就历史本身而论,忽视或不追求历史空间的扩大,对其他地区或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不求了解;就史学方法而论,对本土既有的方法抱残守缺。本土化的史学,无论使用本土方法还是借用外来方法,是以自己的乡土、区域或国家为中心写历史,强调本土的利益和价值,忽视或有意不尊重其他民......
顾准史学思想述略
作者：解洪兴;刘举
顾准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现代思想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顾准异常关注,文章各有侧重。总体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其人其文的评介。顾准被赞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①、“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②、“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③、“热爱真理、尊重事实的思想家,是民族苦难的见证人”④等,但是对顾准思想的点评过于概括。一类是对顾准思想的研究性成果。最早的是崔之元,他强调《希腊城邦制度》揭示了中西方历史差异始于希腊城邦制度。⑤何新认为顾准作品渗透着反省意识,意在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挖掘出中国政治专制主义的深刻历史根源。⑥俞可平认为顾准属于后革命类型的思想家,论述了顾准对传统中国政治的思考。⑦丁松泉认为顾准中西比较分析具有超前性,有思想解放的意义。⑧雷戈认为顾准史学思想的特点是宏观性、比较性、批判性,其内在结构是对中国专制主义的揭示。⑨刘永军认为,“顾准对历史学的贡献在于比较史学的方法”,“顾准的史学研究实质上是各学科的综合”。10○笔者认为,以上各家的探讨都富有学术意义,但同时各家各有矢的,这反而有整体线索不十分明晰的印象;另外,概述性的定论较多,细致精密......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公正思想研究综述
作者：刘白明
一引言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意味着一切历史问题只有与当代人现实的认知需求和发展需求重合时,才能进入研究者的视域。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公正主题的悄然勃兴,既可以看作是国内学者对研究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热潮的一种呼应,也可以视为是当下现实政治推动下,对古代政治资源汲取或批判的要求。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变化。目前国内学者对公正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如下层次:其一,元理论研究,即公正的概念范畴和公正的依据、原则等原理研究。其二,历史研究,即公正思想史研究和人类社会制度史正当性研究。其中公正思想史研究又包括西方公正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公正思想史研究及其比较研究。其三,现状与实践研究,即我国现阶段社会不公问题的揭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施行的公正理念和公正政策研究。就公正的元理论和西方公正思想史研究而言,国内涌现了一批兴致勃勃兼专业钻研的研究队伍和若干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就公正的现状与实践研究来看,也是热情如火,学者发表的论文近万篇。但是,对于中国古代公正思想史的研究,由于其不处于公正问题研......
关注红十字会历史 促进研究深入发展——“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郭常英;张秀丽
诞生于战地救护中的红十字运动,坚持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发扬人道主义、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与慈善事业紧密相联。2009年4月10~12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江苏省红十字会、苏州市红十字会、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红十字会界及历史学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为主题,提交大会的40多篇论文涵盖了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的诸多领域,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关于红十字会与慈善的一般问题人道主义是红十字个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是红十字运动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红十字运动研究涉及到的重要理论问题。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杨红星博士《红十字人道主义探析》一文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思考,指出红十字人道主义只论“生命”,不论“阶级”,是推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安徽大学政治学院孙语圣副教授《中国红十字会灾害学研究浅说》一文,从灾害学的视野来研究中国红十字会这一重大民间社团的性质、结构、功能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维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不仅要满......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班固的学术价值取向
作者：陈莉
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开创了我国史志目录的先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汉志》类分先秦至西汉时期国家所藏典籍为六大略38种,并在每略和每种目录之后,以简要的文字概述各学派的流变情况,并表达班固自己的见解,这些文字被称为序言。除《诗赋略》所分五种无小序外,《汉志》一共有1篇总序、6篇大序和33篇小序,这40篇序言共同构成了《汉志》学术思想的核心,为我们了解班固的学术价值取向提供了珍贵资料。一尊孔重儒的取向班固尊孔重儒的学术价值取向有其历史背景:一方面,班固出生于一个世代显贵、儒学氛围淳厚的家族;另一方面,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因独尊的地位而得以繁盛。班固正是生活在这个儒学独尊、经学繁盛的时代,其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这一点可以从《汉志》的序言中得到印证。首先,《汉志》序言叙说从先秦至西汉经学的分裂、诸子的纷争以及当时典籍的散佚与收集情况,是以“昔仲尼没而微言绝”开篇的。相传“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我国最早的典籍,而班氏没有追溯,却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之“没”、其弟子“七十子丧”所体现的儒道衰落来说起,......
论影响中国律师制度形成的历史原因
作者：赵朝琴
中国律师制度源于何时,学界存在颇多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观点:一、认为大约在西周时期或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了律师和律师制度的萌芽;二、认为律师制度是在清末从西方引进和移植的;三、认为中国正式出现和形成律师制度是在20世纪初叶;四、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上述观点中,第二和第三种观点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本文中,笔者尝试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律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跨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从1906年3月完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开始,到1912年9月16日北京政府公布《律师暂行章程》,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跨越了清朝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历经6年多的时间才告确立。表面上看,这似乎难以理解,但其中却蕴含着必然。影响中国律师制度形成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带有共性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法律因素、观念因素等,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一经济因素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需要律师制度。在市场型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机制,产生了对律师职业的大量“需求”,其原因主要包括:1.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主体独立性和自......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之悖论
作者：任淑艳
教会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灌输基督精神,旨在塑造学生于“内心与习惯上,都印有耶稣基督的记号”,“对于一切事情的见解,皆能以基督的主张为标准”(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然而,历史发展的结局,并未以教会的意志为转移,近代中国的宗教教育发生始料未及的“异化”,学子们在养成了奉献和救世的人格、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同时,却摒弃了基督教神灵,从基督文化中萃取奉献精神、平等博爱观念,神格逐渐被人格质素取代,养成为他人和社会服务的人格模式,以至于其浓厚的主体意识、执著的自由追求、显著的民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肇端于宗教教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一欧美国家在华创办教会学校,深涵为基督征服之目的教会学校,最初并非专门的教育家所设立,其志亦不在促进教育之进步。西方差会在华办学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想替中国建设一个学校系统”,而是把学校作为“传教的一种工具”。“坚心竭力谋导学生信奉基督”,“由个人的归化,而促成整个民族的归化”(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461页)。卜舫济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设......
于安澜书画学四种
作者：
为纪念新中国书画学研究60年、一代书画学泰斗于安澜逝世10周年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20世纪中国书画学研究的扛鼎之作繁体大字竖排左翻宣纸线装骨签布套于安澜(1902～1999),原名海晏,字安澜,后以字行,河南滑县人。现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先后在河南汲县省立十二中学、河南大学、北京私立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范文澜、陶冷月、钱玄同、余绍宋等名家,治文史、音韵、书画之学。历任平原师范学院、河南大学教授。著述甚丰,主要有《汉魏六朝韵谱》、《古书文字易解》、《诗学辑要》、《画论丛刊》、《画史丛书》、《画品丛书》、《书学名著选》、《历代书法源流表》等。绘画以山水见长,兼作花鸟;书法兼擅诸体,小篆尤工。片纸尺缣,人争宝之。于氏一生致力于中国书画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画论丛刊》、《画史丛书》、《画品丛书》、《书学名著选》便是他在这一学术领域勤奋耕耘的丰硕成果。这一系列著作不仅把中国历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书画学文献荟萃于一编,而且以非凡的学术眼光,清晰地勾勒出以书画理论、书画史、书画鉴赏为支撑的中国书画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从而成为于安澜书画学四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