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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用世界史的视野观察中国人的中西文化之争
王桧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编者按】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此文原为本刊去年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而撰，文章完成时，那组纪念五四的笔谈已进入清样校对程序，故未能编入，便拟适时发表。孰料，去年9月2日王先生竟驾鹤西归。哲人逝世已届周年，适因今年是中国现代史学会成立30周年，本刊借此机会刊发长期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等领导职务的王桧林先生此文，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和纪念。王先生一生学问之大、之深、之精，非吾辈所能妄加评述。惟先生在此文中，以治思想史的博大视野（世界史的视野）对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透视和解剖，思考问题之大，角度立意之高，当由读者细察。据王先生高足朱汉国教授言，王先生在逝世前的一两天，曾对他一再谈及此文。据此以观，此文似有王先生思想遗嘱之性质。
引 言
中西文化之争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史范围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人总是把它作为中国史来研究。我对世界历史知识所知甚少，还没有见到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中西文化问题的公开的、明白的争论。从中国来说，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以来，就发生了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而中国史书上关于这个问题，都是作为中国历史本身的问题加以叙述的。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大国，它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有极大的增强。而中国的软实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显然是不足的。加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成为中国人十分关心的、努力实现的大问题。这样就突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洪流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问题。这时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又成为现实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这就使我们想到对过去中国人的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近现代的中西文化之争，对当前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认识是有参照作用的。
幻象与真实：重写先秦人性论前的理论思考
池 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关键词］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性
［摘 要］英语学术界对于非西方世界人性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被“东方主义”影响和塑造着。这种风格的学者在相应的研究开展前，已经有了预设的理论、模式、范畴等等。在研究手段上，他们偏重哲学—宗教学式的考察，结果往往让自己陷入比较的陷阱。这样一来，中国古典思想看起来只有和西方思想相对时才有意义。这种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理应被怀疑，因而可称其为“幻象”。与之相反，真正的研究应该回到中国的立场，用本土情怀重新考察先秦人性论。后现代主义破除了现代主义对普世性的迷信，把话语权归还给非西方文化的暗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论的真实。
在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陈 峰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关键词］社会史论战；学术与意识形态；历史研究
［摘 要］发生于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一直徘徊于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论战具有强烈的现实诉求，目的在于解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论战学者力图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中国历史的全程，突破了把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的局限，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理论解释的必要性。论战关注“通”与“变”，钟情于长时段历史。这种做派与当时的主流学风背道而驰。同时，这也导致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压迫性力量，还是一种生产性力量。它能够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提供动力机制，起到刺激学术生长的作用。意识形态化具有双重作用，既引发了种种问题，同时也为历史学出现转向创造了契机。
·专题研究·
从仲弓四问看战国早期儒家的政治关注
许兆昌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关键词］上博简《仲弓》；战国早期儒家；社会教化；事君之道
［摘 要］上博简《仲弓》通过仲弓与孔子之间的问答，阐述了战国早期儒家的主要政治关注。简文针对施政纲领的讨论，包括强化社会伦常建设、强调官员的表率作用、主张举荐贤才以及宽政治民等四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简文在强调社会教化与社会民生之间重要关系的同时，又从祭、丧、行三个方面论述了敬、爱等社会伦常的培养，尝试建立伦常教化的社会机制。值得注意的是，简文分别从忠与敬两个方面论述了臣子事君之道：既强调臣子要忠于职守，又提醒臣子要恭敬谨慎，避祸保身，反映出战国早期儒家臣道思想的多元特征。《仲弓》为我们了解儒家政治思想在战国早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子夏为官与孔门武艺勇德考
高培华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3）
［关键词］子夏； 孔门； 武艺； 勇德
［摘 要］子夏任卫国行人在鲁哀公七至九年，地点在卫都帝丘，《韩诗外传》所载其勇武事迹并非虚构；其为莒父宰在哀公十二年春至十四年春，地点属“鲁之西鄙”，当时的形势与任务是“备晋”。子夏智勇双全的素质在孔门颇有代表性。孔子倡导“仁、智、勇”三达德，将“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列为“成人”必备素养。孔门建立在武艺传授基础上的君子之勇，对于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有直接影响。
唐中晚期北方士人主动移居江南现象探析
——以唐代墓志材料为中心
张 葳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关键词］唐中晚期；北方士人；北人南迁；墓志
［摘 要］唐中晚期北方士人在避乱之外，亦存在数种主动移居江南的情况。唐代选官制度和赋税制度的变化是促成不同地域间士人流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江南本地日常生活水平的相对低廉，林立的、藏书丰富的寺院和浓厚的人文氛围及其自然山水风景，亦对家累甚重，或家境较为窘迫的北方士人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也比较容易成为致仕官员和落第举子的游心骋物之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地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增进了北人对南方的认识和了解。
明人王祖嫡行实考述*
牛建强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明代河南；王祖嫡；行实；地方教化
［摘 要］军户家庭出身的王祖嫡，在明中期以来文风昌盛的背景下，由于家庭变故而走上科举之途。因母病而屡进屡退以及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在进入翰林院等部门后，缺乏任职的连续性和进取意识，从而限制了他政治上的作为，却成全了他深厚的文学造诣。出于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在国家大政上不惧得失，敢言直谏；在地方教化和灾害救助中献计献策，出资出力，展现了他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各有所图的革命联合
王继停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上海200235）
［关键词］国共合作；革命联合；共产国际
［摘 要］以国民党重组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但以往的研究者一般以为，国共合作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一手主导之下促成的，国共双方只是被动地选择是否参与合作（中共甚至没有选择的权利）。然而，事实上，苏俄（共产国际）、国民党和中共三方对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形势发展以及各自立场和利益的“各有所图”，才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的尘埃落定。
论中世纪盛期英国“村市”的超常发展*
谢丰斋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关键词］中世纪盛期；英国；乡村市场；特许状；商业化
［摘 要］“村市”即乡村市场。在中世纪盛期，英国乡村市场出现了超常发展的现象，其原因是市场权利意识的萌生，即王室通过给地方人士（主要是小领主）颁发特许状，确认了“私人权利”。当时，英国村市的经济功能并不特殊，主要也是满足当地农村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商品生产者的需要，一般还没有参与到由远程贸易和地区间交换所构成的商业贸易网络。小市场的骤增反映了中世纪英国社会的特殊性，即“私人权利”意识的产生。这种私权意识在古代中国社会是不可能合法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英国资本主义早在13世纪，而不是在15、16世纪，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参与者的记忆与认知*
谢文玉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关键词］语境主义；新左派学生运动；记忆；认知
［摘 要］1960年代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学者颇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学者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了学生运动的不同形象，他们对运动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而学生运动参与者在1980年代中后期也纷纷出版回忆录、传记以及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形成了自己对运动的独特认知。他们对于运动的记忆与认知，既是其在政治观念形成时期所受到的美国激进主义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产物，也是1970～1980年代美国主流社会思想文化日趋保守的产物；而不同个体的生活经历、政治生涯中的具体境遇，也对他们形成独特的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济—社会史研究·
近代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
樊如森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关键词］经济地理；经济中心城市；华北；近代
［摘 要］“北洋三口”对外开放以后，华北地区的主体经济要素，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了空间上的位移，此前以北京和省府县城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驿道和运河为主要交通途径的传统国内政治经济网络，向以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为经济中心城市，以铁路、公路、海运、电信为主要交通途径的现代国际市场经济体系转化。到1920年代，华北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由此前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直隶和运河沿线地区，拓展到以天津、青岛为中心城市的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5省，以及河南省和江苏省的黄河流域部分。这一整合造成了华北新的区域经济差异，但加速了该地区农、牧、工、商等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提升了华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适应了近代以来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
生产与流通的空间：近代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再考察*
方书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关键词］生产；流通；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摘 要］在缺乏准确可信的计量数据时，从区域的生产与流通空间着手，度量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绩效，是理解该区域经济成长的一个有效指标。从发展地理学的角度考察近代长三角地区农业、商业、工业演进过程中的时空轨迹，从而证实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的失衡状态，这不能被误解为“停滞”或“陷阱”，结构与空间的二元性具有自我消解的内在动力。
晚清—民国埠际贸易的网络体系(1885~1940)
——基于海关数据的分析
王 哲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关键词］中国旧海关史料;埠际贸易; 近代国内市场
［摘 要］晚清—民国埠际贸易网络体系的发展可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传统经济的转变过程，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885~1904年的快速扩展阶段；1936~1937年的战前埠际贸易发展的最高峰；1938年以后战争期间的非常规阶段。引人注意的是，埠际贸易的空间分布在百年尺度上变化极其剧烈。长江南北有较大的区域性差异，南方埠际贸易网络更为复杂。埠际贸易仅仅具备中等的空间集中程度，枢纽城市的贸易权重在研究时段内渐趋走低，中小城市港口直航渐成趋势，这种发展态势在抗战爆发之后略有反转。
民国时期上海市场的对外联系
——以1921~1937年贸易和物价指数为中心的分析
武 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关键词］民国时期；上海市场；贸易；物价指数
［摘 要］近代以来，上海逐渐从一个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县城，发展成为中国的工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它获得了来自国内、国际两方面经济资源的支持，二者所占的比重值得探讨。根据1921~1937年间上海物价指数、贸易额、进出口物价指数及各大城市物价指数等统计数据，通过相关系数做计量分析，可知对上海市场而言，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因此，上海虽然是国际性大都市，但仍必须以国内市场为其发展的主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