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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史学科发展问题笔谈
【编者按】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著作、论文数量的增加，还是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乃至于人才队伍的培养，都显示出繁荣昌盛之象。近期出版的张广智主编《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可以看做是这一学科繁荣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但是，如果把这一成果看做一个学科发展新起点的话，学科的未来发展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本刊约请站在学科研究前沿的一些学者，就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他们分别从学科的传承和创新、多重视野下的史学史编纂、史学史研究方向和任务的拓展、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关注和把握、拓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梳理古代史学与学科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发表了建设性意见，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再出发：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传承与展望
张广智
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灯下，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通史》）首卷封面的克丽奥女神像映入我的眼帘：身穿红色外衣的克丽奥楚楚动人，正仰望高空，放眼寰宇，指点人们通向远方……我凝视女神，她似乎不理会我此刻在想些什么，也不问一下在《通史》出版之后，关于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我最想要说些什么？
新时代如何编撰史学史
——多重视野下的外国史学史编撰
陈 恒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5。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这两个问题是相伴而生的。简单说，历史就是我们人类过去的经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过往经历天然有一种探究的欲望。“历史学之产生，是因为人类想认识自己，因为人类始终在关注生存的意义”，这就是人类历史能够存在的共同的基础。而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这种知识的探求就是历史学。所以，一般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经过历史学的研究而获得的历史知识。
当前西方史学史学科拓展的可能方向与任务
陈 新
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杭州，310028。
史学史是历史学的学科史，我们也用历史编纂史、历史著作史来称谓。西方史学史研究，通常的路径是分类整理西方历史编纂，它包括对重要的西方史家、史学流派条分缕析，探讨他们的史学思想、历史写作范式，并据此建构西方历史学科史的宏观框架。换句话说，史学史家的任务，既要对史学这门学科有整体性了解，又要对不同时段的史学发展有历史性把握，这样才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即各位史学家、流派及其代表作定位在历史学的发展长河之中。说西方史学史是一部区域性（西方）的学科通史，当不会有太多疑问。在张广智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出版之后，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拓展出新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妨从一般的通史撰写可能遇到的问题谈起。
国外史学前沿与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
周 兵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半个世纪前，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耿淡如先生曾撰文阐释“什么是史学史”，当时他特别指出，“史学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5K（〗（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如果说，在耿先生撰文的1961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尚处在筚路蓝缕、垦荒开拓的初创时代，那么时隔五十年之后，经过许多学界前辈和同行的不懈努力，随着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问世，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已可以说是略有小成、渐成规模了。
拓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跨学科视野
郑 群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张广智先生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认为，西方史学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拓宽跨学科的视野并关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
西方古典史学的身位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深进
——以古希腊所谓“文化史”、“政治史”范型分野为中心
褚新国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毋庸置疑，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厘清学科自身的递嬗脉络。就中国西方史学研究而言，这不仅是推动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背景下加强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鉴于西方史学源远流长、史学形态纷繁复杂，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迫切需要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提升史学史研究水平。依笔者愚见，相关领域意欲获得实质性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史”的视界考论滥觞阶段许多重大的史学现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关于西方古典史学仍有大量众说纷纭而亟待厘清的基本学理问题，二是“正本清源”工作薄弱则势必制约对西方史学整体貌相的解读。
·专题研究·
两汉屯田制研究
朱绍侯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西汉；东汉；屯田制
［摘 要］中国的屯田制是从西汉开始的，它由秦朝的更戍制、汉初的“募民实边”和“北假田官”发展、演变而来。西汉只有边区屯田，到东汉才出现内地屯田。汉代军屯与民屯并存。屯田不仅为军队提供粮草供应，还保卫了边区，加强了民族融合，有利于对边疆的开发，也可减轻人民的租税负担。
官班制的性质、编制标准与作用考论
杨恩玉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济南，250002。
［关键词］官班制；官阶制度；编制标准；清浊
［摘 要］官班制的性质不同于官品制，它是一项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官阶制度。它不仅适用于梁陈两朝，而且对于认识魏晋宋齐的同类问题，也具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它的编制标准除朝班外主要是官职的资望与清浊。一般来说，官班的高低取决于官职的资望，同班内位次的前后取决于官职的清浊程度。官职的清浊有两层内涵。流内十八班是士族担任的官，为清官；流外官以下为非士族起家官，为浊官。十八班内部的官职也有清浊之分，在同班内的位次前后即体现了官职的清浊程度。九品官制是官员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与待遇优劣的主要标志，即官员的礼数取决于官品的等级。而官班制则是士庶起家与官员官职迁转的主要参照体系，其次是朝廷对官员奖惩的重要手段。官班制既维护了士族的特权与利益，也为寒庶阶层的入仕与升迁打开了通道，因而它既有凝固性，又具开放性。
论唐五代法律中的十恶与五逆
岳纯之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071。
［关键词］唐五代；十恶；五逆
［摘 要］北齐重罪十条的设立是十恶罪名形成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重罪十条，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十恶。唐代十恶罪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犯罪者的主观恶性，二是强调对尊长利益的维护，三是强调对基本人性的维护。对十恶犯罪，唐律采取了严惩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十恶犯人不得或限制适用议、请、减、赎等刑罚优待办法。虽然十恶犯罪在唐代很多情况下是不予赦免的，但是赦免十恶或为十恶减刑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唐五代恩赦诏书中经常出现“五逆”一词，但这并不意味着唐五代就有“五逆”罪名。从各方面情况推断，“五逆”应为表示十恶中谋反、大逆的“反逆”一词的讹误，是后人误将恩赦诏书中的“十恶反逆”当成佛教中的“十恶五逆”所致。
经济困境与辛亥革命
王爱云
广东海洋大学思政部。广东，湛江，524088。
［关键词］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
［摘 要］辛亥革命发生、发展及结果，均与经济因素密切关联。清朝末年的新政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经济废墟上的改革是脆弱的。1907年美国金融危机促发了中国的经济危机。武昌起义后列强停止对中国各方借款，南北双方均陷于经济困境。清政府因经济竭蹶不能及时平息事端。南方因财政窘迫无力北伐。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各派妥协让步，南北议和，清帝退位。
抗战后期国人对战后国际和平组织之设想
——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谭备战
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河南，郑州，450008。
［关键词］抗战后期；《大公报》；国民政府；战后国际和平组织
［摘 要］抗战胜利前夕，中国社会上下对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形式颇为关心，希望成立一个有利于战后中国发展的国际组织。由于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华不良表现，使国人对它产生了不信任感。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国人纷纷设想新的国际和平组织以适合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不再遭受国联那样的欺凌。其中既有政府计划，亦有民间和个人设想。随着联合国的成立，国人关于战后国际和平组织设想的绝大部分内容得到了实现。但联合国或多或少地带有大国强权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人对它的一些幻想，也表明国家实力是处理国际事务最为重要的因素。
论罗家伦的理性抗日观
——兼谈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理性民族主义
冯夏根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关键词］罗家伦；理性抗日观；持久战；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
［摘 要］自九一八事变以至全面抗战期间，罗家伦随时警惕日本的侵略，以理性的态度主张对中国自身缺陷进行反省，主张以多边、务实的外交掩护国防经济建设，充实国力，以持久战和消耗战打败日本。虽然其抗日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也体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冷静理智的客观态度、反求诸己的内省精神、自立自主的独立意识、全面周详的准备意识以及艰苦奋斗的抗争精神。罗氏的理性抗日观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理性民族主义的一个缩影。
技术革命与超英赶美
——毛泽东所理解的技术革命及其发动原因
朱云河 张太原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室。北京，100091。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100875。
［关键词］毛泽东；技术革命；英国；美国；苏联
［摘 要］毛泽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出身的国家领袖，在革命成功之后，仍然坚持“不断革命”。其中,技术革命是他在1949年后所设计的革命序列中的重要一环。他所理解的技术革命主要是指机器代替手工的重大技术变革，这与通常意义上的技术革命并无二致，但是他的特别之处在于把工具改良和管理方法的改造也看作技术革命。之所以进行技术革命，除了要使中国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之外，一方面是为了赶上和超过英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在与苏联进行“和平竞赛”，试图作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传统与西化在俄国农村的交锋
——18~19世纪中期俄国的“士兵妻子”与农村服兵役家庭
吴 贺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关键词］彼得一世；西化改革；俄国农村；士兵妻子；服兵役家庭
［摘 要］彼得一世参照西欧制度创立正规军，实行征兵制后，一个特殊群体——“士兵妻子”——开始迅速扩大。她们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甚至曾是农奴，然而一旦成为“士兵妻子”，就跟丈夫一起晋升为免税免劳役的军人阶层。从此，“士兵妻子”的身份将纠缠她的一生及其子女。她们的身上集中展现出在转型社会下改革所引入的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性，她们既无法回归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几乎享受不到“自由身份”带来的益处，反而成为农村妇女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群人。她们是生硬套用外来制度于俄国传统社会后的牺牲品。她们的不幸命运预示出即使俄国的农奴制被废除，社会的分裂仍难以消弭。这同时也是改革者忽视国家传统的载体即人民大众的需求所造成的恶果。
19~20世纪初俄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基于人体测量数据的分析
〔俄〕Б.Н.米罗诺夫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
［关键词］俄国；生活水平；历史人体测量法；消费水平；收入
［摘 要］1801~1914年俄国的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保持积极的发展态势。其根本原因是人均主要食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实际税赋减少，粮价上涨，人口中心南移的经济效果显著以及政府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俄国革命的原因
〔俄〕C.А.涅菲奥多夫
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历史和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俄国革命；粮食消费；人口
［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以马尔萨斯—李嘉图经济理论为基础，依据历史和经济发展规律解释和阐述俄国革命，认为民众生活贫困、农业人口过剩是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从俄国粮食消费水平的变化、地区和群体的消费差异以及人口等角度出发，那么就可以发现，俄国革命实际上是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建构、重构、解构与历史学的自由之路
池 桢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200235。
［关键词］建构；重构；解构；自由
［摘 要］历史解释可以划分为建构主义、重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三种模式。建构主义史学预设好解释的框架，以之解释历史；历史的意义不是来自于历史本身，而是被预设的解释框架制造出来。重构主义史学相信有一个绝对的“历史真实”存在着，认为通过对历史证据及其指涉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真实。解构主义史学反思了作为知识的历史学本身，揭示了历史学与社会权力的紧密联系，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史学信奉的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虚假的。解构主义史学的努力将有助于历史学获得充分表达历史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