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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权政治”笔谈
辛亥革命的核心价值与近代民权政治的艰难
郭世佑
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 北京，102200
迄今为止，中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破立事功与成败得失还存在不少认识分歧，连晚清预备立宪的前景与辛亥革命的必要性问题也在近年的多学科对话中被重新质疑。这也难怪，清末民初近二十年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段。再说，后世研究者对某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研究得越深，见仁见智的分歧也就越大，中外学界对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研究就是如此。倘若对清末新政的来龙去脉多一份切实的了解，则不难发现，清朝统治者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与八国联军攻占京师的血腥厮杀把多灾多难的中国拖入20世纪之时，狼狈西逃的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再次丢失皇权的神圣光环，人心思变就在所难免。包括预备立宪在内的清末新政对清朝政府与皇统来说，那是一个不改不行，改也未必奏效的窘境，如果能对孙中山等反清革命先驱“毕其功于一役”的激情与承诺多一点同情的理解，则不难承认，就推翻清朝腐朽统治而言，辛亥革命肯定是成功了；就建立民权政治（即民主立宪制）而言，革命的结局虽然未必令人满意，但并不等于说就是失败，在成功与失败的两极之间，还有一片建设者各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在衡估辛亥革命的成败与价值时，革命者的政权得失只是一个方面，政制变革与秩序重建尤为重要，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视角与方法不可或缺。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法治精神的建立
刘阿荣
台湾元智大学社会暨政策科学系 台北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层面均产生了重大变革，各项变革与影响，历来已有不少论述，自毋庸赘言。唯关于历史发展与法治之相关议题，一般研究较少述及，从“法治精神”的建立探讨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对于今日的国家发展，仍值得参考借鉴。
秩序重建与价值重构的最初努力
宝成关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吉林，长春，130012
在大众传媒领域里，“历史热”已经持续多年，辛亥革命成为时下公共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相对于严肃的学术探讨，媒体中的大部分受众，可能更倾向于喜欢“听故事”，而“故事”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偶然性。因此，故事的讲述者则往往过分放大某些史实，以此消解整个故事背后的因果联系。例如，公共媒体上不少人有过这样的表述：辛亥革命的爆发纯属偶然，因为，如果清政府镇压四川保路运动不动用湖北新军，那么，武昌起义便不可能发生。甚至讲，如果不是起义之前出现意外事件，那么，辛亥革命至少也不会是辛亥年的革命。更有人不无想象力的认为，袁世凯出于对革命派力量的误判，才甘愿“南北议和”等等。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任何历史事件的出现都有偶然性，但是，以上观点不免沦入到对史实和文本的过度诠释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失去了对历史认知的严肃性。辛亥革命与辛亥年的革命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负载着历史逻辑的理性认知，而后者是基于史实的经验判断，将二者并置在一起，并以此否定历史背后的普遍规律性，显然有失公允。
革命建国与民权政治
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北京，100000
辛亥革命是一次胜败共具的现代革命。革命的结果启动了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巨碾。将未竟的现代建国事业推向前方，直抵民主政体建构的目标，就成为论道辛亥革命的目的性所在。
民国制宪的反思
郭相宏
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 山西，太原，030000
清末法制改革至今已历一百余年，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很多部门法已经在中国获得勃勃生机，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规范。然而宪法的移植在中国出现了排异反应，难以生根发芽。回顾民国制宪史，宪法的制定和实施遇到了强人政治、暴力政治和独裁政治的阻碍。
《临时约法》制宪权审视
董彦斌
香港《中国法律》杂志社 香港
宪法是国家与人民的契约，也是不同国家机构的权力分配书。可以说，谁掌握制宪权，谁就在权力分配书的设定上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1912年年初，中华民国刚刚建立，对制宪权的争取或者争夺，就成为新政权宪争的最初波澜。
·专题研究·
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
——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
杨振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100732
［关键词］吴简；真吏；给吏；吏民；吏户；官吏；社会分层
［摘 要］长沙吴简中的“真吏”、“给吏”均可简称为“吏”，担任地方州、郡、县掾史等属吏之职，与署长、佐官等“官”相对。吏的社会身份为公乘，是国家法定的赋役对象，即有“算事”义务。汉魏时期吏已出现身份世袭化，出现了专门的“吏户”即真吏。吏与公乘以下庶民合称为“吏民”。三国时期官与吏的区别源于汉代长吏与少吏亦即士与庶民的分野。
北朝释奠礼考论
刘 军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长春，130012
［关键词］北朝；释奠；孔子；儒学；礼制
［摘 要］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政权大多重儒尊孔，纷纷效仿汉族举行释奠礼。北朝释奠礼范围广泛，类型多样，其仪式程序在继承魏晋南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为后世释奠礼奠定了基础。北朝国家释奠礼通常伴随举行隆重的经典讲读活动，为胡人贵族学习汉文化提供了良机，在推行文教政策、传承礼制文化等方面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
从循道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
赵克生
广东肇庆学院 广东，肇庆，526061。
［关键词］明代；圣谕六言；圣谕宣讲；圣谕演绎
［摘 要］圣谕宣讲是明朝在地方社会推行的最主要的社会礼教形式，大约以嘉靖朝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洪武三十年延续到正德朝，采取木铎老人循道宣诵模式。后一阶段自嘉靖至明末，圣谕宣讲与乡约相结合，以乡约会讲为主要模式。前后不同模式的演进，使圣谕宣讲由原先的“直言叫唤”发展为“阐明事理”、“讲行合一”，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境界。在后一阶段，明代的圣谕演绎之学渐趋形成，不同风格的圣谕讲本广泛传播。
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
王士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100006
［关键词］北海银行 ；北海币；山东抗日根据地；货币政策
［摘 要］北海银行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是中共历史上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的事件之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维护法币法定货币地位，向逐渐排挤、驱逐、停用法币的转变，北海币也从分区独立发行的辅币逐渐过渡为统一的法定货币。在推行北海币的过程中，中共提出了独特的“物资本位论”，并善于运用经济法则和政治力量，使北海币保持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取得了对法币和伪币斗争的胜利。北海银行及中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行的货币政策，不仅为山东抗日军民提供了资金融通之便，保障了军需民用，而且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使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物质保障，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若干问题研究
张 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 北京，100080
［关键词］中央工作会议工作重点； 历史遗留问题； 思想路线
［摘 要］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为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标准问题的意见分歧到明确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央政治局集中与会人员意见形成的，是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开幕式上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中心思想。随着会议进展，中央采纳大多数人意见，拓宽会议议题，进一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进程，最终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史学评论·
对“三十而立”的反思与期待
——2001~201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回顾
梁茂信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长春，130024
［关键词］美国史研究；学术创新；青年学者；学术检讨；学风浮躁
［摘 要］在2001~2010年间，中国美国史研究取得了超过前20年的成就。尽管研究队伍及其成果的区域分布变化不大，但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总量、类型，还是参考资料、学术规范、提出学术问题的意识和对研究生教育的关注程度，等等，都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已进入成熟阶段。一方面，学术思想的原创性成果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修改后出版，给日益活跃的中国美国史研究增添了活力；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于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走向、现实关怀、中国特色、学术检讨与反思以及与美国学界对话等问题的关注程度，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尽管目前中国美国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学风浮躁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属于与时俱进中的问题，相信随着未来中国学界学术氛围净化程度的提高和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善与缜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令国际学界侧目的优秀成果。
近年来学界关于民主、专制及传统文化的讨论
——兼及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探讨
黄敏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100006
［关键词］专制；民主；君主制；中央集权；儒家文化
［摘 要］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一定是专制的；还有人颂扬古代君主制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甚至提倡“尊王”、“忠君”，从而进一步肯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这些新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也遇到不少学者的商榷。“赞同中国古代政体者”的共同缺陷是以论代史以及概念、逻辑运用混乱，以致否定现代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行为和思想。论争中揭示出的一些问题，如儒家文化与专制主义王权的关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作用、古代帝王的历史作用等等，都是历史学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问题。中国古代政体属于专制制度，应当深刻批判和反思。
·经济社会史研究·
赋役关系与宋明时期广西左右江区域社会的演变
麦思杰
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东，广州，510320
［关键词］宋明时期；广西左右江地区；赋役关系；社会变迁
［摘 要］宋明时期是左右江区域社会整合至帝国权力体系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该地区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事件的过程中，帝国与地方社会不同的政治势力围绕着具体的利益展开了博弈。博弈的过程不断改变着当地的社会结构，导致左右江地区土民所承担的赋役逐步从土司手中转移到王朝手中。这一历史过程为清代左右江地区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历史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