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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11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5-11-1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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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乡村变迁与社会转型——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六)

【编者按】

农村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和全面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城市和乡村等各个方面。在近代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汪洋大海,城市可谓是孤岛绿洲,农村的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状态和发展的整体质量。自民国时期以来,就有很多的政治家和学者认识到农村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政治或学术的角度研究农村问题。在政治家看来,农村问题主要是政治性问题;在学者看来,农村问题主要是社会性问题。实际上,农村问题非常复杂,它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军事等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其基础问题则是经济问题,其制约瓶颈无疑是政治生态问题。近代乡村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今天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社会现代化飞速发展和农村全面现代化提上重要日程的情况下,对近代乡村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组组织编发的四篇笔谈,是本刊组织的“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系列之六,意在引起学界对近代以来乡村经济发展与近代社会转型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以期对推动乡村问题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再思考

王先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而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难点。早在200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就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2006年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策,通过政策惠农、制度利农、法律护农、科技兴农、基础强农、发展富农、服务助农、城市支农、环境宜农等一系列举措,基本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框架,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构建和谐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发展还是衰落:中国近代乡村经济的演变趋势

李金铮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最为明显的区别,就是特别注重考察历史现象的变迁过程。正如法国著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洛赫所指出的:“历史首先是一门研究变化的科学。在考察各类问题时,我尽量做到永远抓准这条真理。”(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页)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也是如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肇始迄今八十余年来,不同学者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可能会有所侧重,但有一个问题却是所有学者都无可回避的,那就是近代中国乡村经济的变化趋势,也就是它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状态,它是发展了,停滞了,还是倒退了?探讨这一问题的目的,当然不全是为了就事论事,而是最终发现其背后的制约因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事实与表述

马俊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9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是学界的老话题,翻开上世纪30年代的刊物,对危机的描述和调查可谓汗牛充栋。当时对危机的描述主要包括:(1)由于工商业资本的侵入,乡村手工业解体,农家收入因此大幅下降。(2)农村普遍不靖,乡村资本大量逃入都市,造成“都市充血,乡村贫血”。农家借贷无门,遂使高利贷盛行,农民愈加贫困。(3)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压低中国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现金收入大量减少。(4)各种战乱造成农村捐税繁多,农民被盘剥至破产地步。(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举步维艰,有的更是昙花一现。等等。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的生存与出路看社会转型问题

翁有为

河南大学 。河南,开封,475001。

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主要是经济上的问题还是政治上的问题?如果是经济上的问题,就应该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就应该用政治的办法来解决。20世纪30~40年代,在国民党看来,农村问题主要是经济不发展问题,因而主张用“造产”的经济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在中共看来,农村问题主要是土地不平均问题,是地主和富农剥削农民的阶级问题、压迫问题,因而主张用斗争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重新分配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国民党是一种温和的农村发展政策,中共是一种激烈的农村变革与发展政策。那么,这两种政策哪一种更符合农民的利益而受农民的拥护呢?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思考。实际上,农民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的场景,其态度是不相同的。就一般而论,农民一般情况下当然要选择风险小而受益大的一方,问题是风险小能否受益大。国民党的温和乡村政策对农民来说看起来风险要小些,但是否受益大则要看国民党能否对农民面临的主要困难和出路问题给予比较切实的解决。近代中国农民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

·专题研究·

郑州大师姑城址性质与夏商鼎革的再认识

姜建设

陈隆文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关键词]大师姑城址;古观国;管;三亳;夏商史

[摘 要]郑州大师姑城的发现,对于夏代城市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大师姑城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认识。大师姑城应是夏代古观国的始封地,历史上郑州地区称管或管邑实由此而始。大师姑城址的发现对于夏商史的研究,特别是夏商交替、汤始居亳、文献中“三亳阪尹”等夏商史重大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为进一步研究夏代社会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场与追忆:中外开平矿权纠纷缘起探析

王天根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关键词]在场;追忆;开平矿权纠葛

[摘 要]中国的开平煤矿等远东矿产是西方列强攫取殖民利润的重要目标。就晚清官场权力纷争而言,开平煤矿本身的重要经济地位及其作为牟取政治功利的经济资本等诸多因素,决定袁世凯与张翼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张翼、袁世凯从经济层面或从政治高度处理中外矿权纠葛,英国等利用此采取迂回的外交策略;而张、袁在开平矿权上的矛盾,又与八国联军侵华后官场权力重组密切关联。张、袁两派对正副条约的辩论既涉及在场又关联追忆。在场签订的条约可能属于临时的,但事后追忆变得有条不紊。在场应该是追忆的基础。追忆是多路径的,也有其目的性,针对开平矿权上正、副约,袁世凯的批判或张翼的辩护显系精心的逻辑建构。开平矿权得失成败关联晚清市场、官场浮沉,为我们考察近代企业命途多舛提供了活化石。

刘少奇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王玉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北京,100017。

[关键词]刘少奇;新中国;镇反运动;反革命分子

[摘 要]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土地改革等运动和恢复经济等举措一起,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基础。刘少奇协助毛泽东领导了镇反运动,起草中央有关指示,指导召开重要会议;主持制定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法律;区别了土改案件与反革命案件的判处主体、对象和权限;强调要小心谨慎清理中层、内层,以免再犯历史错误;严格区分了一般迷信行为与反革命行为、反革命分子和一般迷信群众;还为水上镇反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这些工作,为镇反运动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建立、巩固与建设人民政权的意义上说,刘少奇为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初步建立和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

——历史映像与现实关照

杨玉圣

满运龙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美国美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102249。

[关键词]美国;杰斐逊;民主思想;历史映像;现实关照;刘祚昌

[摘 要]从晚清迄今,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布与影响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清末民初,作为“美国民主之父”的杰斐逊开始为“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士大夫所初步认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也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滋养了众多仁人志士的思想。(2)在1931~1945年抗战救国阶段,杰斐逊及其起草的《独立宣言》和美国革命的光辉业绩,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争取民主自由的重要的域外精神和思想资源。(3)1949~1979年30年间,杰斐逊的正面形象被淡化乃至被扭曲,对于杰斐逊的评价,往往是非历史的,甚至是“脸谱化”的。(4)1978年以来,随着中美之间各方面交流的加强,中国人特别是历史学家“重新发现”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杰斐逊被塑造为美国民主传统的奠基人,美国民主改革甚至整个美国革命的精神领袖,世所公认的人权大师;既是革命家、政治家,又是学者、思想家和教育家;《独立宣言》是美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美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是美国立国之本。在“重新发现”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塑造杰斐逊新形象的过程中,刘祚昌厥功甚伟。作为一个深刻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杰斐逊及其民主思想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属于美国人民,而且也属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

第三方国际力量与近代中日关系互动模式初探

——以实体国家为视角

朱海燕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近代;中日关系;第三方国际力量;互动模式;实体国家

[摘 要]近代中日关系绝非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受到多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朝鲜是中日关系走向近代的制动性因素;英国是推动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助推力;美国从维护其本国利益出发,扮演着中日关系的“平衡者”和“终结者”的角色。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对以东亚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国际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经济社会史研究·

从《临泽晋简》再看西晋“占田课田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杨国誉

汤惠生

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盐城,224000;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关键词]临泽晋简;西晋;占田;课田

[摘 要]传统上认为西晋政府针对民众进行“授田”或“限田”的“占田令”,在当时实际并未实施过,或只作为“课田令”中的假设前提部分存在。《临泽晋简》反映出西晋初年的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太康元年之前,西晋政府为鼓励垦荒、争取民户,颁行“占田课田令”,从而导致太康元年至三年间民户大增的传统看法因此可能存在问题。西晋“课田”,以按丁还是按户方式实行,目前无法遽下结论,但应该不是以计亩方式征收。《临泽晋简》的相关记载显示,太康元年之后,河西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当地既有土地制度未受破坏性事件的影响。“占田令”曾在河西颁布施行,却因环境动荡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不很大。

歧路与拯救:1928年上海的自杀与政府应对

刘长林

彭小松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关键词]上海特别市社会局;自杀;应对与预防

[摘 要]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上海特别市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为了稳定呈人心惶惶状态的社会秩序,巩固其新政权,指示社会局处理与应对自杀问题。社会局将解决自杀这一社会病态问题,纳入到改良社会风化的社会事业之中,会同教育局、公安局、公用局、救生局等部门积极应对,提出发布教育意志薄弱者布告、函请公安局加派警士巡逻、树立自杀警告牌、请报馆慎登自杀案件、查禁自杀题材的戏剧、编制自杀统计等六项举措。教育局借助教育轻生者的方式,进行社会风俗的改良;公安局通过处理自杀案件,张扬惩恶扬善的精神;救生局积极搜救轻生者。各部门配合社会局,通力合作,使应对自杀的措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实施,初步遏制了日益严重的自杀问题,为上海特别市开展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创造了条件。从社会管理角度及实施效果看,上海特别市应对与预防自杀的措施,不但有治标的作用,也有治本的意义。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关键词]中国史学史;东亚视野;域外汉籍;“从周边看中国”

[摘 要]域外丰富的汉文史籍为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东亚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正符合当今中国学术新的发展趋向。因为东亚有丰富的中国史籍和汉文史籍,可以进一步完善清理中国史学遗产的任务,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史学演进的研究,并能更为全面地探究中国史学的规律。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将关注中国史籍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从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方向。

“史”义再释

——兼论源初时代中国史学的经验基础与政治本性

周祥森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源初史学;许慎;王国维;人类经验;政治本性;共同世界;公共政治领域

[摘 要]理解“史”之本义的关键在于历来被忽视了的“史”字所从之“又”。“史”字所从之“又”和“口”,以提喻和象征的方式规定了“史”的人类经验基础,即栖居于共同世界之间并且活动于公共政治领域之中的人们的言说、创制或行动的经验。“史”字的另一构件“│”表明,“口”和“又”,亦即言与行,是不可分割地贯串联结在一起因而同属一体的。由此,“史”之本义的合理解释,只能是现实的、有生命的、活动的,作为言说者、创制者以及行动者而存在的人们之在其所栖居于其间的共同世界特别是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行活动及其结果。易言之,言行为“史”。而这,在史学存在学(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上,正是汉代学者所说的“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或“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之本义告诉了我们一个湮没于忘川之深渊的事实:在中国史学的前《春秋》即前编年体历史时代,史学的人类经验基础和源初对象是栖居于共同世界之间并且活动于公共政治领域之中的人们确证其能力和自我显现的实践活动与其结果,史学的典型特征在于它的政治本性,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人是“谁”(who)和人是“什么”(what)的学问。进而言之,在孔子修《春秋》或编年体史学之前,特别是在源初时代,中国史学亦即是中国哲学,是穿着厚重古朴的历史外衣的哲学,或者说是以哲学为导向的史学。

·史学评论·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五十年述评

王路曼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AS)。洛杉矶,90089。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学;语言学转向;文化学转向;叙事

[摘 要]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语言学与文化学转向对历史研究的积极影响是:在认识论上,它们通过不断质疑和挑战现有历史叙事中的“真相”,并重视被传统历史叙事所忽视的事件与弱势群体,从而有助于更客观地还原历史真相;就方法论而言,这两个转向鼓励历史学者透过史料表面,努力挖掘其背后权力构建与对真相的刻意掩盖,在其影响下,学者也逐渐把目光投向被传统历史研究所忽视的文本。这两个转向也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消极影响:历史泛怀疑论的流行,历史写作的极度碎片化,等等。对于后现代思想给历史研究带来的身份危机,其解决方法有二:综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新实证主义历史写作,鼓励历史写作回归其最原初的形态——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等比较生动的叙事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