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笔谈
【编者按】100年前，在那个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年代，一个刊物肩负着唤醒时代和领导时代的历史责任诞生了。它凝聚着一个赋有志同道合梦想的青年群体，以世界发展潮流的视野，以改造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家庭、改造国家、再造文明为己任，这就是陈独秀等创办的《青年杂志》（自第2卷第1号改称《新青年》）的问世。由《新青年》而有五四运动，而后有中共成立、国共合作及国民大革命，从此中国进入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动、民族大抗争、国共大决战、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期而至今。此一系列社会运动，其原发动之力，可谓自《新青年》始。《新青年》之“启蒙”，是启思想文化之蒙，启科学之蒙，启理性之蒙，启道德之蒙，启行动之蒙；启个体之蒙，启群体之蒙，启社会之蒙，启政治（民治）之蒙，启组织之蒙，启国家民族之蒙。是全面性的、根本性的启蒙，由此而启动了现代中国运动的航程。今天的中国已非百年前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亦非百年前的世界，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甚或超过了《新青年》同人先贤当初的梦想，但也必须认识到，其间亦必含有前进中的曲折与坎坷，故其经验教训尤其是《新青年》的思想与精神情怀颇值得在当下认真总结与吸取。值此《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我们约请了国内研究《新青年》的有关专家撰写了本组笔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郑大华研究员对此贡献颇多，特致谢忱。这组笔谈既是对《新青年》创刊10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也期望能对推进学界进一步关心、研究《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有所俾益。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回响
耿云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近代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大的群众性运动，但能够在百年之后，仍能勾起生动的记忆，使人感到有如复临其境一样的激动和振奋，似乎只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可以当之。人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是由于《新青年》杂志向青年灌输新思想、新观念而引发起来的。而五四运动又是由于新文化在新青年中发酵，受到外患的巨大刺激而爆发出来的。人们也知道，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与一战的爆发以及协约国家的胜利有重大关系。这一胜利被看成是和平、民主、民族自决主义的胜利。于是，一股和平、民主与民族主义的思潮，像海潮一般涌入中国大地。辛亥革命后，国家曾短暂地一度闪现民主的新气象。但随着政权重新落入专制者之手，一切向复旧之路倒退，乃至两度公然复辟帝制。革命者与改革志士牺牲奋斗，只剩得一块共和国的招牌。在如此情况下，有权有势者，极力推动尊孔、尊儒，教育文化以复归传统为尚。部分先觉者始悟，为扭转倒退的趋势，为救国家民族于沉沦，非下大气力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可。于是乃有《新青年》之出世，乃有新思想、新观念之大力传播。
批判性、前瞻性与公共性：“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精神品格
张宝明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作为激活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元典，《新青年》杂志已经走过一百个年头。尽管如此，“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围绕《新青年》为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所做的诸多原创性工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出人们的视线，其价值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愈加引人瞩目。一百年前，《新青年》同人们紧紧围绕这样一个“金牌杂志”演绎出许多惊心动魄的精神事件，回眸这一知识群体所走过的精神历程，他们尽管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地缘背景、求学背景、职业背景，但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前瞻性和公共性。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曾有这样的表述：“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想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知识的载体、学问的持有者，更不能混同于“搬运工”和“二传手”。批判性、前瞻性以及最终落脚于公共性这三个互动并交叉的特质构成了知识分子的鲜明个性。在知识分子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当我们茫然地面对“知识分子怎么了”的困惑质问、“知识分子是什么”的角色询问、“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的责任考问的时候，回眸五四，锁定“新青年派”这一特定的精神群体，或许会唤起同人的自觉，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分明找到了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前瞻性、公共性的源头活水。
从世界文明的趋势寻找中国的未来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41。
张灏教授将1895年到1925年称为中国思想史上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年代”。在这三十年中，清末民初的前二十年（1895~1915）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后十年（1915~1925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年代。简单地说，清末民初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年代，亡国危机严重，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要学习西方的文明，但这个被晚清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文明乃是以富强为中心，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围绕着器物和制度的变革，很少触及到西方文明之中的价值层面。而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富强只是西方崛起的表象，更重要的是文明深层的价值与伦理，因此陈独秀提出在器物和制度改革之后，需要最后的“伦理觉悟”，在思想文化上进行启蒙，因而发生了文明的自觉，从特殊的民族主义立场转向了普世的世界主义，传统的天下主义到了五四时期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
高力克
政治学博士，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12。
新文化运动之“新”，不在“民主”与“科学”，而在个人主义。按照胡适的观点，“民国六七年北京大学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郁达夫亦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思潮，即这种“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发见”的思想表征。晚清个人主义的滥觞个人主义是一种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和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的政治与社会哲学，它构成了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内核。在中国，个人主义滥觞于西学东渐的晚清。严复“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命题，第一次揭示个人“自由”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核心意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探讨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政治能力的差异：“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Unit），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中国过去种种制度，无不以族制为之精神。”
《新青年》：中国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思想母港”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烟台，264025。
现代性是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与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开始接受现代性的洗礼，并情愿与不情愿、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现代的文明秩序”。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生产方式、技术工艺“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是中国政治发展“现代转向”的重大事件，那么，新文化运动兴起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现代转向”的全面启动。《新青年》杂志是中国人文现代性追寻扬帆起航的“思想母港”，是中国现代价值体系建构的文化源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北宋开国故事：众声喧哗中的造假与虚构
李峰
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新乡，453007。
［关键词］北宋开国故事；历史重构；历史当代性
［摘 要］宋朝建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与要求，服务于新的时代，人们在重构开国故事的过程中，围绕与宋太祖、宋太宗相关的史事，出现了一系列造假与虚构现象，具体表现为通过伪造和虚构史事，来塑造宋太祖的神圣、仁德形象以及满足统治阶层利益博弈的需要等。导致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历史的当代性。虽然历史的当代性并不必然导致伪造与虚构史事问题的出现，但却为伪造与虚构史事提供了可能，而统治者对历史编纂的干预、普通民众及士大夫阶层普遍缺乏必要的史学素养、一些史家对史学求真原则的坚持不彻底等因素，则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民国时期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演变
王传
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200241.
［关键词］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学术独立；文科研究所；书院
［摘 要］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新学制的输入，传统书院转型新式学堂，建设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机构，日益成为学术文教事业发展中的迫切需求。北大国学门首开研究生教育体制探索的先河，后经十余年的努力，形成国内统一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演变，与教育制度变革乃至史学学科专业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大学文科研究所取代传统书院，成为培养文史研究高级人才的主导单位，改变了中国文史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促进了史学学科的专业化和独立化进程。
·专题研究·
明代文官荫子武职制度探析
秦博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关键词］明代；文臣荫武；文臣封爵；锦衣卫；社群流动；政治庇护关系
［摘 要］作为一种特异军功褒奖荫叙，明代文臣荫子武职制度滥觞于景泰朝，通过不断的事例积累和制度调整而发展成为文臣荫叙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在长期的制度运行实践中，文臣荫武实际上起到了补充文臣封爵的作用，潜在政治影响巨大。文臣荫子武职制度使部分缙绅子弟成为世袭武官，绝大多数进入锦衣卫军官序列，客观上促进了明代社群阶层的流动，对加强文臣、武将间的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臣荫武制度以及荫武军官跨越文、武而形成的政治庇护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着军队的腐败。
徂徕山起义与山东中共抗日武装的兴起
王士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关键词］抗战时期；山东；中共抗日武装；徂徕山起义
［摘 要］徂徕山起义是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的抗日武装起义，起义成功后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是山东地方党白手起家创建的抗日武装主力。中共山东地方党在基本独立运行状况下，通过动员民众积极参与、吸收国民党散兵游勇和民间武装创建起自己的抗日队伍。这与山东特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密切相关，更主要是山东地方党积极执行中共中央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策，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抓住历史先机，凭借统一战线、耐心细致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与坚决的抗敌斗争、红军建军经验等，艰苦卓绝努力扩军的结果。
·经济社会史·
明代经济食用菌在自然与社会间的周转及其意义
芦笛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关键词］明代;菌类;土贡;饮食;贸易;技术
［摘 要］明代皇家从浙江等处，通过岁办、坐办、采买等途径获取菌类物产，用于膳食、宴席、祭享和赏赐。在此过程中，皇帝的意志得以体现。皇家的需求在由官吏传达、落实的过程中，在为民生带来负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的菌类贸易。随着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菌类的生产、贸易以及人工培育技术相应地受到了文本记录者较多的关注。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一带，畲人等山民群体在职业化的菌类生产和技艺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活动依赖林木资源，在开发山林副业的同时也影响着生态环境，使自身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流动性。历史研究中，给予菌类或林副物产以去边缘化的地位，对皇家和民间活动在空间视角上予以整合，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多元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社会文化史·
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JZ〗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
朱浒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
［关键词］灾荒；捐赈；诗歌；社会文化史
［摘 要］嘉庆年间成书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一部包含着救荒和诗集两个主题的文献。而要准确把握该书的历史定位和存在价值，则不能分别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加以探讨，唯有深入挖掘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脉络。此外，解读该书的方式还表明，尊重文献作为文本的内在属性，探究文本得以生成的具体情境及其实践逻辑，不仅是践行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必要路径，而且有助于反思以往文献认知方式的不足。
歌声诗意里的消费政治：近代“国货歌”的文本解读
汪永平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72。
［关键词］消费政治；国货歌；国货；民族主义
［摘 要］国货歌为了说服民众购用国货，采用了大量文学修辞与政治谋略来阐释国货消费的政治意义。这些修辞与谋略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内在“戏码”。中国文化人在这些“戏码”的规约下，有意无意操控塑造了文化“他者”即洋货的形象，也操控了“我者”即国货的形象。国货歌对国货消费的意义阐释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来完成：丑化或者妖魔化外国货品，赋予其“猛兽”“吸血鬼”“强盗”及“恶魔”等意象；美化或理想化国货，歌咏其“真真好”“呱呱叫”，赋予其价廉物美、质压群雄的特点；强势引导消费者选择国货：爱国就要爱国货，消费了国货，才是“同胞”“朋友”“知音”“爱国者”，否则就是“亡国奴”“养强盗者”“山中豺狼”“冷血动物”等；在憧憬未来的景象中，为人们勾画“国货全球都欢迎”“咱们中华要称雄”的美好画面。“国货歌”的作者们通过这些方式构建起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国货”符号。这个符号穿越近代中国社会阶层的藩篱四处流播，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实践。
·史学评论·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徐志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关键词］抗日战争；汉奸研究；国共锄奸；惩处汉奸
［摘 要］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百年以来的中国俄国史研究
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
周嘉滢，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关键词］俄国史研究；改革开放；现代化理论；改革；革命
［摘 要］中国俄国史研究日趋繁荣，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果数量大幅增加，选题更为广泛深入，史学理论更新及时，中外交流日益密切。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引入，俄国现代化研究成为中国俄国史研究的主流趋势。中国学者不仅关注古罗斯起源问题，还热衷于探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工业化、农业发展水平、村社制度、城市化等问题，借以挖掘俄国三次革命的根源。虽然中国俄国史研究已取得可喜成就，但依然存在很多局限，学术积累不足，研究课题集中，人才培养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俄国史学科的发展，需要国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
·会议综述·
“《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高层论坛综述
尹涛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暨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所讲师，河南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开封，475001。
2015年是《新青年》创刊100周年。百年前《新青年》的创刊，是近代中国进步知识青年群体改造中国、复兴中华民族历程中的重大转折性和标志性事件，对20世纪中国影响巨大。为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古城开封主办“《新青年》与20世纪中国——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高层论坛，由知名《新青年》研究专家、河南大学副校长张宝明教授主持，邀约在这一领域有研究专长的知名学者分期报告与探讨。总括来说，大家主要讨论了以下若干问题。文化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对于新文化运动，人们因时代和视角的不同所得出的认识也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甚至诋毁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持何种观点？
“《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暨侯镜如生平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孙君健
政治学博士，河南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早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时参加中共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是中国20世纪历史发展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在各个时期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河南大学教授翁有为、孙君健主持的课题组对侯镜如进行了研究，完成了《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该书出版之际，2015年7月4~5日，由河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暨侯镜如生平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和《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3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侯镜如的子女代表和“河南大学侯镜如奖学金”获得者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侯镜如的生平思想和《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的出版价值，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