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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
谢辉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关键词］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国统区学术
［摘 要］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共的组织、领导下逐渐向西南地区有序集中，形成了长沙、重庆、昆明三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集聚地。他们在这里以相应的组织机构为依托广泛活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阵地。这个过程中，他们接受中共的领导开展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并得到相应的学术指导和生活扶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集聚也产生了规模效应，不同阵营的学术交锋刺激了他们的学术创作，同一阵营的学术互动深化了他们的史学研究，学术资料的共享帮助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学术人才的培养壮大了他们的研究队伍，众多的出版渠道扩大了他们作品的社会影响。
·专题研究·
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
胡丹
历史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湖北，宜昌，443002。
［关键词］朱元璋像；南薰殿图像；相人术；形象变迁
［摘 要］在历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存世画像较多，且一人拥有一正一异两种面孔，十分奇特。就朱元璋相貌变迁之政治文化动因而言，信奉相术的明成祖朱棣是其相貌的第一个“整容师”，这是他试图用相学理论重新阐释开国历史的一部分，从而启动了朱元璋容貌变异的进程。其后，朱元璋的脸上被逐渐添加了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他的形象与故事在传播中愈传愈奇。在明代中前期，朱元璋相貌已由“奇貌”发展为“奇骨”，却还未化作一副“猪龙”之形；但到了嘉、万年间，已完成“龙形虬髯”的转化。在朱元璋新形象的构建过程中，官方与民间各自追求自己的“真实”，并积极互动，从而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中形成一个奇异多变的朱元璋形象。
学商政的博弈与地方五四运动
——以1919~1920年的河南为视角
张忠
历史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洛阳，471934。
［关键词］五四运动；河南学商政关系；赵倜
［摘 要］五四运动时期，河南以省会开封为中心在全省掀起长达一年半的运动。运动初期，学商结成联盟，以河南督军赵倜为首的政界采取暗地行使武力的手段对学界威吓，但学界因有商界的支持而坚持运动。后来赵倜因对企图更换豫督的北京政府不满，乃放任和支持运动，使运动不断高涨。但随着查禁日货的深入，商界损失惨重，对学界日益不满，转而向政界请援。地位已稳固的赵倜乃和商界联合，武力镇压了学生。学界不甘屈服，和政界角力，终因无北京政府的支持而失败。河南五四运动中学商政三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导致各方矛盾冲突激烈，使运动呈现异常复杂之面相，在全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体制之痒：20世纪30年代四川省会公安局与成都市政府之间的职权纠纷
曹发军
历史学博士，中州大学德育教学部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44。
［关键词］警察局；市政府；职权；纠纷
［摘 要］警察机构和市政机关的出现是成都市政走向近代化的两个重要标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四川省会公安局的监督指挥权从成都市政府上移至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会公安局对成都市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先后被废除，在成都市便出现了市政府与省会公安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重复的紊乱现象，并因此引发了府局之间旷日持久的事权争端。为明确权责，抗战爆发前后，二者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多次达成相关协议，其间省政府也多次发布指令划分二者事权，干预府局纠纷。但是，由于府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等行政管理体制紊乱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抗战结束，府局纠纷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
张艳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五四运动；青年节；文艺节
［摘 要］通过设立纪念节来纪念五四运动，是政府、社会各界传承“五四”记忆的重要途径。1939年，国共双方共同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1942年国民党中央又宣布五四“非青年节”，1943年三民主义青年团另选3月29日为“青年节”，文艺界则于次年定5月4日为“文艺节”，并得到国民党官方默认。在五四节日设定和变更过程中，国民党试图通过更换“青年节”来压制青年对五四的纪念，构建对“国民革命”政治文化的追溯和继承，打造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五四的爱国精神和反抗强权的革命精神，为发动民众投身到争民主、反内战等政治斗争中寻找历史合法性。
论胡文虎的慈善公益活动及其思想
向常水
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关键词］胡文虎；华侨；慈善；公益
［摘 要］胡文虎是与陈嘉庚齐名的南洋华侨领袖，他缔造了“虎标良药”和“星”系报业两大传奇，人称“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巨子”。同时，胡文虎是著名的慈善家。他办慈善公益带有浓厚的爱国情怀，秉持人本主义。他的慈善公益活动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多样，受惠者众多。他的慈善公益思想对当前发展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上海因婚自杀报道与实施新《婚姻法》动员
刘长林，社会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章磊，乌鲁木齐经济开发区（头屯河区）教育局科员。上海，200444。
［关键词］《婚姻法》；上海；因婚自杀；宣传和社会动员
［摘 要］解放初期的上海，由于旧的家庭婚姻制度的影响，家庭婚姻矛盾导致的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颁布了新《婚姻法》。在宣传与落实《婚姻法》的运动中，媒体将受封建婚姻制度迫害、不懂《婚姻法》和干部干涉婚姻自由导致的自杀作为典型案例予以报道，说明实施新《婚姻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要求从宣传、教育及惩治犯罪分子,改进干部作风等方面预防因婚自杀的发生。通过因婚自杀案例的剖析，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不认真切实地实施新《婚姻法》，就会导致自杀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从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宣传新《婚姻法》就是“救命法”，增强民众对新《婚姻法》的理解和认同，达到较好的宣传和社会动员效果。
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地下世界观
陈艳丽，历史学博士，曲靖师范学院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讲师。云南，曲靖，655011。
吴宇虹，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关键词］苏美尔人；地下世界；死亡观；地府神明
［摘 要］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认为人必然死亡，而且人死后将以灵魂的形式在地下世界继续存在。苏美尔人对地下世界的想象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种认为地下世界是一处黑暗、荒凉而又虚无的地方，这反映了苏美尔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死亡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下世界是一处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地方，死后灵魂在那里过着与生前相同的生活，这种地下世界观反应了苏美尔人的来世观念。苏美尔人眼中的地府是由神明们进行统治的，地府诸神均有各自的头衔和职能，他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地下世界行政管理体系。
论赫梯文明的创造者
李政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北京，100871。
［关键词］赫梯文明；创造者；印欧赫梯人；哈梯人；鲁维人；胡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
［摘 要］印欧赫梯人是赫梯文明的创造者，国内外古代史学界至今未曾质疑这一观点。然而，从赫梯国王对周边民族专门人才的引进和对他们的态度以及赫梯文明中大量的外来文化成分等方面，不难看出，印欧赫梯人认识到他们所处的文明发展状况，认识到其他民族或国家的人才及其参与能够对赫梯王国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对内，他们容纳了文明化程度高于自己的哈梯人；对外，他们不断引进所需要的各门类的专门人才，使他们在赫梯王国的发展中充分发挥所长，并通过他们加快了赫梯文明的创造和发展。那些在赫梯王国的哈梯人、鲁维人、帕莱克人、胡里特人、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参与和贡献，表明他们也是赫梯文明创造者中的一支力量。赫梯文明的创造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印欧赫梯人，应当把印欧赫梯人看作是其中的主体，而不是这个文明唯一的创造者。
“区域文明”语境中西方殖民主义及其双重危害
——以中国南海问题研究为中心
于文杰，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朱静怡，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讲师。江苏，南京，210093。
［关键词］“区域文明”理论；南海问题；殖民主义；双重危害；跨界研究
［摘 要］“区域文明”理论由汤因比、梅吉尔和中国史学家共同创立，它突出关注历史现象生成的时间与空间条件，重视诸多历史现象的区域语境及其在历史时间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联，重视诸多历史现象的整体性、独立性和排他性，并以此来显示“区域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区域文明”的变迁可以通过友善或敌对的方式来实现，并以旧的平衡的打破与新的平衡的建立来提升自己的品性。15世纪以后，中国南海“区域文明”的变化面对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这一野蛮的入侵在殖民主义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双重危害。由于殖民主义入侵的主体、方式和程度复杂多样，因此从不同视角以不同学科的跨界研究是从学理上解决南海问题的有效途径。当然，强大的国力尤其是军事与外交力量，是学术研究维护并捍卫中国海权的根本保证。
·新史料发掘与研究·
新发现的侗族田赋实征册考释
——兼论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的田粮负担与地权分配
龙泽江，凯里学院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编辑部副研究员，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陈洪波，凯里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贵州，凯里，556011。
［关键词］清代；清水江下游；侗族；田赋实征册；地权分配
［摘 要］侗族田赋实征册是清水江文书中比较少见的文献类型，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该实征册及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清初侗族农村田赋税率较低，但清代中期以后，受军粮采买和义仓捐谷制度的影响，侗族农村的田粮负担逐步加重，至清末达到顶峰。其二，侗族地区的地权分配相对平均，极少大土地占有者，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但是，由于清代中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侗族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绝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史学评论·
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
郭炳洁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教授。河南，洛阳，471934。
［关键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摘 要］学界对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解读、定性形成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近三十年来，在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史学界针对该政策中的诸要素与相关问题：可信性、形成原因、内涵和性质解读、历史发展过程、董仲舒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成果仍存在诸如运用史料不严谨、研究方法简单、研究成果的碎片化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应在不断克服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更多关注该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对其执行学术批判。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述评
宋雪玲
文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07。
［关键词］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理论；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
［摘 要］自觉建立社会史学的努力，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此后，中国社会史研究主要围绕着引进与建设两个方面展开。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又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在理论探讨和研究实践上都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史理论的探索、新材料的开掘与使用以及研究视野的新拓展。就目前的研究看，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着值得反思的问题，如社会史学的理论建构、“碎片化”的研究倾向、交叉学科的研究边界、断代史研究的平衡、研究史料的进一步拓展与运用等等。未来社会史研究前景广阔，但也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