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二）
【编者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也到了一个可以而且应该有所反思并期望开辟新时代的时间节点。2015年9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邀请20世纪80年代参与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与会，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切身体会，回顾和反思这几十年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学术见解和真知灼见。现选择与会学者的部分发言稿组成两组笔谈，在本刊陆续刊出，以飨读者。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是当下学界同人的共同愿望，每位学者都会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所以，本刊希望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就此话题发表意见，以使本选题的讨论能够持续不断地深入下去。
防御性思维与史学理论萎缩的后果
刘泽华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
在史学认识中，历史事实的叙述属于“实”，而史学理论似乎处于“虚”的地位；“实”不能无，“虚”好像可有可无。一般说来“实”的是稳定的，“虚”常常是漂移的，于是“虚”便被一些以求实自居的人置之一旁，或弃而不顾。其实只要认真考察和分析，这种看法属于短见。也可以说是一叶障目，他只看到了叶，而看不见树。史学理论好像属于“虚”，但它却具有统领性“帅”的意义，缺了史学理论，史学就会像没有“帅”的一群散兵游勇，没有阵列，只能是饾饤之学（中性含义），很难呈现历史整体（整体有大小的不同）面貌，形不成完整的叙事，很难有社会效应，也很难有认识启发意义，会失去通常所说的“知古通今”“述往事，思来者”“明是非”之效。史家刘知幾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等等也只能落空。
研究史学遗产与史学的继承创新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我的这篇短文想讲一个“老问题”，一个并未过时的老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力倡导创新的时代，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这一时代的主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同样需要创新，需要创造出符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史学成果，以有助于历史的进步和学术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为了推动学术创新，一方面要关注社会提出的问题，如加强历史教育、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以历史知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等等；另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史学遗产，在研究、阐述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这里，我想就后一个方面的问题讲一点粗浅的认识，请同行们指教。
新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回顾与前瞻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24。
社会形态，或曰社会性质，是对一个社会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概括和最本质的说明。对于某个地区某时段社会形态的探究，涉及到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以此缘故，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讨论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以迄今日，这样的讨论曾有过三次较大的高潮。一次是在30年代初期，那次讨论促成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诞生。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被称为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第三次是在“文革”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可称之为“新时期”发起的社会形态讨论。比较起前两次讨论来，这次讨论在学理上显得更加成熟，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也更趋于理性。笔者那时刚涉足学术界，便有幸参加了这次讨论，今愿对之进行一些回顾，或许对今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有一些帮助。
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
陈春声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毫无疑问，中国史学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我想说的，不仅仅是指因个人生命周期之类的缘故所引致的史学从业者年龄结构的变化，更值得关注的是，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据可视化、数字仓储、文本发掘、多媒体出版、虚拟现实等所谓“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在我们的学生中，懂得“叛师”的最优秀者，其问题意识、书写或表达形式、研究规范与学术价值观，已经呈现出与我们这一代人迥然不同的样貌。实际上，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这样的转变也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中发生着。历史学家对于自己学科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理应更加敏感，也更加理性，也许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回顾和展望新时期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
重视和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
周祥森
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河南，开封，475001。
毋庸否认，大陆学界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经过新时期三十多年的发展，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是，我不悲观地认为如今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或发展空间很小了。在我看来，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是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来看，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都是有着巨大潜力的。我们不能满足于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那么一丁点有限的成绩就止步不前，相反，针对过去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更应该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域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的史学文化，重视和加强历史认识论研究，最终发展出“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具有“吾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历史认识理论。
·专题研究·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
——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
胡克森
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湖南，邵阳，422000。
［摘 要］北魏州郡学不是承袭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学校名称、教师称谓、学制规模、考试方法均与两汉太学相似。这是因为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将州郡学的建立看作儒学在中原的复兴。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也将州郡学的建立作为一个切入点，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当汉化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官学进入正宗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后，北魏州郡学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回到地方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北魏州郡学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重建中原儒学教育的艰辛历程。
［关键词］北魏州郡学；汉化改革；儒学复兴
利民沙案与清代江苏沙田民事法秩序之构建
石怡，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罗冬阳，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清代江苏沿江滨海沙田广袤，涨塌不时，争沙讼案频发。元明时期国家以包税制处理沙案，介入沙田分配不深。清代既循前朝旧例，又增设基层政区，强化沙地管理，在照顾包税制下以新补塌旧有做法的同时，积极立法，对超额新涨沙洲实行“公有召买”，并在司法中细致操作，深度介入沙田分配。在利民沙讼争中，经过京控和督抚重审的屡次诉讼博弈，国家逐渐克服了基层区书舞弊和厅县偏袒的影响，公正地厘清了当事各方的权利关系，实现了对新增沙地的“公有”管控。这说明在江苏沙田的管理上，明清时期并非一成不变。与广东沙田、湖北湖田纠纷中所呈现的传统国家“无为”景象不同，利民沙讼争的解决反映了清朝国家对沙田民事法秩序的积极构建。
［关键词］清代；江苏；沙田；利民沙案；公有召买；民事法秩序；国家—社会
甲午战前中朝关系与朝鲜电报线的建设
王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摘 要］由西方人发明的电报通信技术，在军事、政治领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19世纪后期，朝鲜国门洞开，日本及西方列强相继进入朝鲜半岛，使朝鲜局势变得日趋复杂。甲午战前，中朝依旧维持传统宗藩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深刻影响了当时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中朝围绕朝鲜境内电报线建设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朝方目的是争取电报通信自主权。中方则是为防止日、俄攫取朝鲜电报通信利权，维护自身在朝电报通信优势地位，以应对朝鲜局势。
［关键词］电报线；晚清；朝鲜；通信权
地理因素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俄]Б.Н.米罗诺夫，历史学博士，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译者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从古至今关于地理因素对国家历史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的争论从未停止，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诸多西方学者都是地理决定论捍卫者，俄国历史学家Л.米洛夫就是其忠实追随者。他认为，俄国恶劣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俄国农业生产落后、农奴制和村社出现，阻碍私人土地所有制发展，最终造成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米洛夫的观点具有较大片面性。虽然地理环境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地缘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因素。
［关键词］地理因素；俄国历史；地理决定论；
食盐与健康的政治学：英国低盐饮食政策形成史论
张勇安
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黄运，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摘 要］虽然食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食盐对于人体产生作用的医学机理直到20世纪才逐渐为人所知。英国将食盐对于人体的害处置于食品政策的范畴始于二战后国际上对于饮食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关系的研究。食品政策医学委员会及其后继者英国营养科学咨询委员会为政府制定低盐饮食政策提供了科学建议，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的三次国际范围内的关于饮食与高血压之间关系的科学实验，为英国政府低盐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食品标准局是低盐饮食政策实施的主角，“盐与健康共同行动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是政策实施背后主要的压力团体。以英国低盐饮食政策的形成为个案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理解英国政府食品政策的制定，更能丰富既有的英国食品政策史以至英国医疗卫生史的研究。
［关键词］英国；食品政策医学委员会；低盐饮食；健康的政治学
·经济社会史·
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
黄纯艳
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云南，昆明，650091。
［摘 要］现有研究从漕运体制的角度对宋代运河多有关注，而对运河水情和航行的研究还有不足，且对运河通船能力有过高判断。推进宋代运河研究，应着眼于考察运河的具体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汴河、淮南、浙西和浙东四运河水情不一，水深较好时为五尺，一般为三四尺，且常出现枯水和浅阻。汴河适航漕船一般为四五百料，最大为六百料，座船（客船）一千料已甚困难，其他运河适航漕船一般为二三百料。除北宋汴河可全线通流外，其他运河都设置有堰闸以解决不同地势河段间通航和保水问题，基本趋势是改堰为闸。运河航行中用帆不是稳定的航行方式，最稳定有效的方式是拉纤。运河两岸修有纤路，并制定了维护纤路的制度。
清季赋税征信制度设计探论
李光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100871。
［摘 要］清代光宣年间，为革除赋税征缴积弊，中央和地方先后主张推行以征信册为载体的信息公开制度，拟定章程，设计册式，将赋税完欠信息公示于民。征信册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成本高于收益，设计不合理，加以户部过度依赖征信册，缺乏试点与配套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征信册制度虽以失败告终，但其依据的信息公开原理却是治理官吏财政违纪的必由路径。
［关键词］清季；征信册；制度设计；信息公开
·学者访谈录·
思想与历史
——茅家琦先生学术访谈录
黄鹏
历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历史学家茅家琦先生研究领域广泛，学术思想深刻，具有高尚的人文关怀品格和理性精神。茅先生在传统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不断推陈出新；开辟了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等新领域；敏锐地把当代台湾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从而开创了当代大陆的台湾研究学。在60余载的治史过程中，他始终在思考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探讨思想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复杂关系，提出“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等重要观点，并认为思想由人生论与方法论两部分构成，从而积极倡导创造历史与研究历史均需要弘扬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
［关键词］茅家琦；人文精神；理性精神；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