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谈
【编者按】和平学（Peace Studies）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和解决暴力冲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近年来，和平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更加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实践指导而非单纯的理论分析。与此同时，人们对于和平的理解也在发展，从狭隘的暴力批判转向内涵丰富的非暴力援助，和平学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加艰巨的任务，即在进行复杂而多元的和平研究的同时，又向我们提供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的丰富内涵，传授适当的实践技巧，目的是培养创新思维，寻找现实主义的化解冲突的方法。对历史学而言，和平学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解读，拓展研究视野，在融合不同领域专家的知识或经验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思想塑造和实践活动提供启发性指导。本刊2013年第12期曾刊登了一组有关和平学研究的笔谈，现再次诚邀南京大学刘成教授组织海内外学者，从和平学的新思考、和平反恐、和平学与人工智能、和平与印度文化、日本的和平学课题等方面，展现中国、德国、挪威、英国、印度和日本的和平学研究最新进展。本刊希望这组笔谈能够推动和平学在中国的发展，吸引更多有志于从事和平研究的青年学者，进而促进历史学与和平学的融通。
和平学的新思考
刘成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联合国启动了“世界儿童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规划。这项规划启动以来，在全球得到了持续而深入的推动，特别体现在以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行动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学的发展。通过这些行动，不仅和平倡议已经实现了内在化，而且人们对和平的理解也在发展。只有采取非暴力方式才能实现和平，这个联合国推崇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我们的生活根本上是由非暴力决定的，但我们通常却认为暴力是生活的主要方面，因为暴力一直是人类生活的威胁，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围绕我们周边的可能的危险。媒体对负面消息报道的偏爱，证实和加大了我们的这种感觉。我们对暴力威胁的必要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我们对发生在生活中的非暴力的观察。其结果是，我们假定了一个与事实不符的灰暗面，认定灰暗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色调，这就为和平建设设定了错误条件。为此，我们提出相反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中，里面蕴含着创造和平世界的丰富潜能。
和平反恐：对话之道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TRANSCEND）创始人，和平学主要创始人。
译者白爽，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在站博士后，江苏，南京，210024。
我在阿富汗曾经与3个塔利班成员进行过对话。他们更像是普什图人。我以3个中规中矩的问题开场:“你们希望阿富汗是什么样子？”“发生在你们身上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你们是否有过快乐的时光？”他们滔滔不绝。看来，在这之前并没有西方人愿意了解他们的想法。对他们而言，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迫切地向我做出了如下解释。首先，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1893年（英国亨利·莫蒂默·杜兰爵士）在阿富汗和英属印度（今巴基斯坦）之间划定的长达2250千米的边界线，即杜兰线（Durand line）。自此，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国家被一分为二。今天，拥有5000万人口的普什图族，是世界上人数最多但未建立自己国家的民族。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去掉这条把他们变成走私者、认定他们为“恐怖分子”并且正向安全的“另一边”逃离的（杜兰）线。
人工智能与和平学
艾伦·亨特（Alan Hunter），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译者刘舒羽，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学院讲师，江苏，南京，210023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常被称为“全球精英主义者的阵地”，然而，该论坛在2014年发布的一份《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报告，看起来却像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平等的加剧、失业率的持续增长、领导力的缺乏和民主制度的衰弱，以及环境治理问题与国际政治问题，都被列为十大全球性问题。这些棘手的问题如果集合起来将更加复杂、顽固，且更难对付；试图单独解决某个问题，都可能会引发其他问题的恶化。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目前，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从事机器人的研发工作，人工智能产业则被极个别企业、学术机构和大学垄断。人工智能在处理全球性问题时颇具潜力，但如果其仅仅服务于大国和大企业的利益，那么这种潜力将很难得以充分发挥。和平学（PS）和人工智能这两种范式的结合或许可以缓解当今世界极为突出的财富不均和全球科技发展不平衡两大问题，并促进世界和平。
和平与印度文化
拉真德拉·K.帕提尔（Rajendra K.Patil），印度罗摩克里希纳派辨喜大学（Ramkrishna Mission Vivekananda）教务长。
译者孙朝靖，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在印度文明之初，知识犹如太阳照亮人们的心灵，生命的秘密在人们的心中被一层层剥开。人类最终的命运在那时就已经被揭示。他们将那种状态称为“极乐与和平”（Supreme Bliss and Peace）。与其他地区首次出现的文明相比，在印度最早为人们所知的文明〖=5F(〗[印度河谷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也被称为哈拉巴文化]〖=〗常常被描述为“和平的、没有战争与征服”。然而，真正有了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大发现的是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年）——这个无法超越的、无与伦比的和不可征服的状态溢于言表。在文明之初有了最大的发现，在此之后的人们都未能出乎这些真理之右。以史为鉴，只有首先发展出这种经验性的真理，相关的解释、理论、辩证法和哲学的众多学派才能获得发展。在此之后，才会发展出达到那种终极状态的方法以及适用于不同人的具体方法。这与西方的发展大相径庭：西方的发展恰恰与此相反，即西方是从方法到哲学再到经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和平深深印在了印度人的脑海之中。在做任何事之前以及在完成任何事之后都要重复说三遍意为“和平”的“shānti,shānti,shānti”〖=5F(〗[Shānti一词在《薄伽梵歌》（Bhagavat Gita）中出现了15次]〖=〗。与“健康”相对应的梵文是swastha，意思是自我宁定或内心平和。“swastha？”的表达在用于问候的时候意思是“你好吗？”。
日本的和平学课题
池尾靖志，日本立命馆大学和平学高级讲师。
译者张思凡，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助教，南京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两个城市共有约21万人因此而丧生。战争法将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加以区分，在尽量减少非战斗人员牺牲的同时，在发动战争（使用武器）的目的与手段之间找寻平衡。战争已过去70年，可时至今日，经历过原子弹轰炸的人们还在经受着后遗症所带来的伤痛。为了让日本尽快结束战争就使用原子弹轰炸这一手段，是否过于残忍？在不断对此进行深思与讨论的同时，怎样让全人类远离核武器带来的恐惧，成为了日本和平学的一大课题。杜绝“原子弹（核武器）”这一直接暴力手段，是日本和平学的出发点。后来，约翰·加尔通提出的“结构性暴力”概念对日本的和平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和平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而变得更加广泛，南北分歧问题、地球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非军事问题也相继成为了实现“和平”的先决课题。本文将对日本和平学的发展进行回顾，并深入探讨当今日本政局下面临的和平学课题。
·专题研究·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程苏东
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北京，100871。
［摘 要］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关键词］《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洪范五行传论》；刘向
《春秋繁露》是汉代经学史、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文献，但由于该书晚出，其成书过程及其所收诸篇的作者认定，历来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即以与“五行”相关的诸篇而言，自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揭橥此问题后，聚讼纷纭，歧见迭出，然反思其研究方法，除用其中数篇与《淮南子》《管子》中少量互见文献对勘以外，多循思想史之研究理路，从董子“五行”思想入手，考论《春秋繁露》所收诸篇是否符合董子思想。这种研究方法因诸家对董子思想的认识不同，故颇存争议。本文将以文本研究为主要方法，通过对《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著作中与《春秋繁露》互见之文的分析以及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所引古本《春秋繁露》佚文、刘炫《孝经述议》所引董仲舒《孝经解》与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对，系统梳理“五行”诸篇的文献学关系，进而探讨诸篇的形成过程。我们也希望以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个案，引起学界方家对抄本时代文本形成过程复杂性问题的关注。
北宋熙宁四年东明县民上访事件与变法君臣的危机处置
黄敏捷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872。
［摘 要］北宋神宗熙宁四年五月，正在试行雇役法的开封府东明县的大量县民因不满官府为征收役钱重定的户等而进京越诉。反对变法之臣将此事归咎于雇役法的施行，试图借此迫使朝廷撤销雇役法。事发之初，神宗与王安石的失措几乎导致雇役法的夭折，但曾布、邓绾、赵子幾等人的应对与配合十分到位。他们或迅速面见王安石，助其控制事态；或逐条辩驳反对派之言论；或揭发对事件负有重要责任的东明县知县贾蕃的违法事实，为变法君臣将事件化“危”为“机”奠定了基础。事后，变法君臣一方面针对东明县民的诉求改进雇役制，另一方面更加注意新法的系统性，变法派的理政能力亦由此得到提升。曾布由于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其后在变法集团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北宋；雇役法；熙丰变法；曾布；王安石；群体事件
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十四日，开封府东明县县民“千百人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开封府不受理，百姓“遂突入王安石私第”。王安石对他们解释说，“此事相府不知”，并承诺“当与指挥，不令升等”，但这些县民并不满意，“又诣御史台”陈诉，震动朝野。东明县民上访事件发生于熙宁雇役法试行阶段，随后成为支持与反对变法的臣僚在朝堂之上持续数月交锋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前辈学者在研究熙丰变法或宋代职役问题时，多对此事略而不谈，即使有片言只语提及，也是误解重重，或附会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证据。漆侠指出，此事是反变法派在反青苗法失败后，对雇役法采取的更为隐蔽的“攻击”。
清乾隆朝谱禁与徽州宗谱之重修实践
郑小春
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巢湖学院思政部教授。安徽,合肥，230039。
［摘 要］清乾隆朝谱禁是中国谱牒编修史上的一件大事，源于清初的文字狱，出于统治者维护封建宗法制度进而强化自身统治的需要。从各地犯禁案例和徽州宗谱的重修实践来看，谱禁政策的执行力度各地存在差异，宗族的实际做法也有区别。谱禁政策对民间修谱进行了强烈干预，一段时间内对谱牒的编修时间、编修世次，尤其是编修体例产生了很大影响。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一直以来普遍存在的失真失实的内容以及并不符合传统道德准则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治，对提高谱牒的质量具有一定的作用。谱禁政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对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等所造成的实际影响较为有限。
［关键词］清代；乾隆朝；谱禁；徽州；《甲道张氏宗谱》；《汪氏通宗世谱》
中国编修谱牒的历史源远流长，降至明清时期，出于弘扬宗族伦理、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统治者愈加鼓励兴修谱牒，由此中国谱牒编修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然而，在清乾隆时期，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升级，清廷对民间修谱进行了干预，一些内容和文字被严格禁止，一度对民间修谱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就是中国谱牒编修史上的“谱禁”。乾隆朝谱禁是谱牒编修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学术界已有关注，但进行专题讨论者不多。本文主要依据乾隆朝上谕档与谱牒等资料，拟对乾隆朝谱禁的经过以及谱禁严行之下徽州宗谱的重修实践进行考察，以期对深化谱牒研究以及丰富清代文化政策内容等有所裨益。
清末立宪中少壮亲贵的政治心态
孙燕京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
［摘 要］清末立宪布局宏大，雄心勃勃。在主持改革与力挺宪政的政治群体中，趋新少壮亲贵思想开明，行为激进，敢于任事，招贤纳士,优容革命党人。他们急功近利、贪大求洋，试图在几年内完成“强盛国家”大业，而在国势衰微、焦虑失衡、人心瓦解、缺乏强人的时代，却是一步险棋。民族民主思潮及现代性思想感染着少壮亲贵，尽管其立场、目的与进步青年根本不同，但他们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在困境中容易焦虑、浮躁，不免急进。他们所思所想突破了旧体制和专制的惯常思维，反映了一定的现代性追求。然总起来看，他们张之“公义”，标榜无私，私底下却私欲横流，把时代进步与极端利己主义纠缠在一起。少壮亲贵与生俱来的弱点及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最终满盘皆输。
［关键词］清末立宪；少壮亲贵；政治心态
走向决裂——中国劳动协会与国民党关系的演变
贺江枫
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天津，300355。
［摘 要］战后，中国劳动协会与国民党的矛盾实则是国民党体制性冲突，是劳动协会意欲其摆脱控制、单独组建工党及其与中共的联系三者互相叠加的结果。自较场口惨案开始，劳协与重庆地方当局的矛盾迅速公开化，最终在陈立夫、谷正纲授意下，由重庆市总工会出面行动，接收劳动协会重庆办事处。朱学范事后提出解决事件的四项要求，并利用舆论、上海工会组织的声援、请愿等方式，希望维护劳动协会权益。国民政府在美国舆论压力之下，被迫对外宣布妥协，实则不仅限制劳动协会发展，更逼迫朱学范发表反共宣言、改组劳动协会，朱学范求助英美无果，最终走向中共。战后劳动协会的发展历程，可谓国共之外中间势力历史选择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朱学范；中国劳动协会；国民党；“八·六”劳协事件
·台港澳研究·
晚清台湾建省的台前与幕后
贾小叶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摘 要］台湾建省是清代台湾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对台湾建省“台前”诸问题关注较多，而对“幕后”的人事关系缺乏必要的研究，而这恰恰是影响台湾建省决策的重要因素。当沈葆桢提出台湾巡抚人选与驻台办法时，其个人经历与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后，不同的主持者因个人经历与人际交往的不同，对沈葆桢的方案提出大小不同的异议，从巡抚半年驻台到总督驻台再到恢复旧制，众说纷纭，反复变更，良好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得到有力地推行，未雨绸缪终成筑室道谋。中法战后，巡抚驻台之议再起，各人提出的方案基本上没有超出日本侵台后的相关讨论。而最后选定的台湾建省，也与沈葆桢的巡抚驻台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从日本侵台到中法战争，台湾建省问题整整经历了十年的讨论与反复，才得以尘埃落定。这其中不仅暴露了地方督、抚之间的推诿、因循，更暴露出晚清中央政府的腐败与无能。
［关键词］台湾建省；台前幕后；沈葆桢
·科技史研究·
论殷历纪年
刘坦（1910~1960），天津市武清县（今武清区）王庆坨人，民间历史年代学家。
［摘 要］刘坦（1910~1960），天津武清县人，民间历史年代学家。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版论著，解放后亦有《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等重要论著出版，深得郭沫若、竺可桢等人赞许。1960年去世后留存遗稿尚多。南开大学教授乔治忠先生近年在武清县图书馆发现刘坦遗作《论殷历纪年》，判断价值颇重，虽然著作年代已经过去六十余年，但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推荐本刊发表。因为刘坦其人及其学术不为现代学界所熟知，特请乔治忠先生撰写关于刘坦学术的评论一篇，配合刘坦遗作一同刊布，希望得到学界关注。殷历是中国战国时期形成的古代历法之一，假托以商汤十三年为纪元之首，并不等同于殷代之历，而且原本早已失传，在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中存有部分内容的叙述。在东汉，殷历又被更改和添加内容，因此更不能作为考订夏商周历史纪年的依据。然而历史学家唐兰、陈梦家皆曾将殷历结合纬书、《竹书纪年》来考证夏商周三代纪年，故此申述所谓殷历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法上的内容实质，辨析所有相关问题之自古以来的谬误说法，揭示了殷历一向缺乏正确体系，指出殷历与《易纬》《竹书纪年》等不能混为一体运用，而《易纬》则毫无历史年代考证上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历史年代学原则，如若违背，其研究古代纪年之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滋生歧误，以致于离学术目标越来越远。
刘坦的《论殷历纪年》及其历史年代学思想
乔治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摘 要］民间历史年代学家刘坦，针对唐兰、陈梦家二位先生运用所谓殷历论证夏商周断代年限，撰文以理清殷历的来龙去脉，指出殷历缺乏完整的历史纪年，且与《竹书纪年》并非同一体系，不能拼合使用。纬书中的殷历资料，更无利用价值。刘坦独特的年代学思想，一是审查相关资料的来源，决不能采用无稽之说；二是强调不同体系的历法之间，不可穿凿拼凑；三是对历法等知识体系，首先应正本清源，辨明实质，不急于直奔具体历史年代的考索。这对于当下改进治史方法和学术风气，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刘坦；殷历；纬书；历史年代学
·学术综述·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历史学的开创、发展与革新学术研讨会暨《史学月刊》创刊65周年座谈会”综述
张秀丽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开封，475001。
2016年3月26日，由河南大学主办的“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历史学的开创、发展与革新学术研讨会暨《史学月刊》创刊65周年座谈会”在古城开封召开。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福建、澳门等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报刊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河南省内期刊界的同人、本校离退休专家等百余人与会，围绕新中国历史学的开创、发展与革新的主题，回顾总结刊物65年的成长历史和所获成绩。现将主要内容概述如下。刊物与新中国史学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文史哲》等刊物的创办，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教授指出，《史学月刊》与共和国同行，与共和国的学术事业并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这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简史，是这个时代中国学术历程的浓缩。它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努力引领学术事业的发展，展现出历史研究的思想性。它的专题笔谈，紧抓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呼声，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发挥了历史学这门基础学科的整体功能，体现了编辑者们敏锐的学术眼光、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和对历史研究工作的整体把握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