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想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战略思想史是丰富的、多元的、宝贵的人类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的载体，战略思想史的政策含义和实践指向，对于当今主要民族和国家的博学而睿知的国务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他们皆可称为一般意义上的战略实践家或战略家，——以及同样博学而睿知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研究人员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战略思想史研究呈现出几大显著特征，至少包括：从狭义的军事思想向广义的战略思想或大战略思想前进，从单个国家的某种主要战略传统向各主要国家及其战略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拓展，从某些重要领域和主要代表人物向其他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深入。另一方面，战略思想史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附带”了当代战略研究及安全研究的缺陷。本组“笔谈”选择当代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战略思想、地缘战略思想、海权战略思想、大战略思想与实践以及战略思想史学科的某个方面或片断的思考结果，以期展现作为历史教益和历史智慧载体的战略思想史的历史地位、重要影响及现实含义。鉴于战略思想史自身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学者们在这里的归纳和总结，只能说是一鳞半爪式的抛砖引玉之举。
战略保守主义的中国范例：两汉贾捐之、刘安、杜钦、鲁恭和蔡邕的论辩
时殷弘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人口多达13亿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这一点的颇大部分渊源。在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内，有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从族裔/文化差异和地缘距离出发的、关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哲理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非常注重对外目标的适切性（relevancy）、可用能力的限度和尽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有利于中国的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关于对外政策的审慎的战略文化。
作为一种大战略理论的地理政治学
吴征宇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地理政治学有两种内涵：广义的地理政治学指任何专注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之间互动联系的研究，狭义的地理政治学指基于历史上海权与陆权的相对重要性及由此引申的战略含义阐发的一整套彼此密切联系的理论。作为一种特定的理论形态，地理政治学包含两类不同的变量：一类是地理变量，即自然地理变量和人文地理变量；另一类是技术变量，即物质技术和组织技术。地理政治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两类变量间互动联系及其政治性和战略性含义的科学。它从来不是一门价值中立的、专事冥想的“纯科学”，而是一门与现实密切联系的“政策学”；或者更确切地说，现代地理政治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大战略理论出现的。
海权战略思想寻迹
师小芹
法学博士，浙江大学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58。
从大战略的层面来看，海权是一种邦国强大之术，是国家参与创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反映着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态度和行为。乔治·莫德尔斯基、威廉·汤普逊总结得十分简洁：“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状态。海权是一种资源，没有它，国家只能是世界秩序的一个消极消费者。” [乔治·莫德尔斯基、威廉·汤普森：《全球政治中的海权（1494—1993）》（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大战略的思想与实践：形成、特征与演进
程亚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083。
20世纪以来，“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渐受重视。一般而言，“战略”在传统上即指“军事战略”，适用范围是战争，所用的是军事手段，所追求的是胜利。与战略的观念和解释限制在战争领域不同，大战略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仅在战时，也在平时；威胁来源不仅是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一国所制定和采取的经济、外交、科技等政策措施，均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安全；捍卫国家安全和实现国家目标，不仅是军队和政府的事情、需要采用军事手段，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国家资源。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其《大战略》一书中，对大战略的解释是：把国家战略中的全部军事战略和其他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心理等）的战略中与国防直接有关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就构成大战略（约翰·柯林斯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大战略》，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3年版，第43页）。大战略是西方国家经常使用的一种战略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并不常用，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大战略的思想和实践。中国传统词汇中经常出现的“方略”一词，更近于大战略。而且，由于中国较早形成领土范围广大、政治体系相对完备的国家形态，在以方略为表现形式的大战略思维上，也比其他国家早熟。
作为一门学科的战略思想史
周桂银
历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39。
战略思想史是一门年轻的现代学科。战略探究是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国务家和战略家的永恒使命，也是政治学家和战略学家的经久主业，但人们对于战略理论的梳理，或战略思想史及其演进的系统考察，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相对于战略研究具有的当下的社会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战略思想史这个“行业”却既不时髦也不繁荣，“从业”人员只能依照其个人兴趣和一定意义上的学术自觉或使命感而勉力前行。在这门年轻学科的短暂发展史上，少数杰出的甚至是大师级的战略思想史论者横空出世。他们凭借其系统、深邃而独到的探究和“经典”作品，描绘出了战略思想史研究的“路线图”，包括概念、议题、框架和方向。最重要的是，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独一无二的学术先知先觉、身体力行的不懈探究以及前后一贯的深邃论说，指引着渐次加入这门学科的后来者。
·专题研究·
皇天与上帝之间：从殷周之际的天命观说文王受命
李忠林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摘要】所谓受命，是周人为了争取其他方国和部族的拥戴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造势运动。与殷商王朝以上帝为至上神而排斥天神不同，周人强调敬天，但也接纳上帝，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多方国和部族的支持。文王受命肇端于“太姒之梦”，周原庙祭甲骨表明，为了祈请商远祖策命文王代商，周人进行了祭祀。随着受命之君文王的离世，周人的这场政治造势运动受到很大的冲击。“文武受命”和“武王受命”表述的出现，彰显了受命主体身份的转换，武王时期的祥瑞吉兆集中出现在观兵孟津这一军事行动的过程中。而金文中的“文武受命”则到了共王时期，这或许与周初分封时所形成的文王、武王、周公三支宗法势力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分化有关。
【关键词】天命；政治造势；文王受命；文武受命
明代中后期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与赋役制度变迁
李晓龙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摘要】以盐场实现对产盐的管理并为开中法服务是明代财政的一项重要制度。明代盐场制度的本质是税收管理，它经历了从管理生产者与产品的基层行政机构到生产监督机构的转变。就广东盐场的地方治理而言，开中法、央地政策以及州县与盐场赋役关系是理解盐场制度运作和变迁的关键。明代中叶，广东余盐抽银、商引等开中的实施，促成场课折银和场盐“听灶户自卖”，开始改变灶户办课的性质。正德以后，朝廷对广东地方余盐盐利的干预，促使盐场管理的重心转向限制余盐私卖、主抓场课无征，引致盐场与州县赋役矛盾的激化。御史解冕及其继任者先后推行的余丁佥补、以田报丁和重造盐册等措施，促成盐场的课与盐分离，进而州县取代盐场，成为场课征收和管理的重要机构。
【关键词】明代；广东盐场；赋役；盐场制度；开中法；地方治理
催科为重：清初浙江迁海的善后作为
郑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清初迁海后，地方官府需要处理相关的善后问题，重点是民生安置与赋税问题。朝廷下达了安置百姓的指令，浙江在巡抚朱昌祚的主持下制定了迁民安置方案，但该方案本身缺乏可行性，朝廷也未给予必要的支持，最终实效不大，迁民大量地沦为饥民。迁海之后，界外田地被弃置，然清廷仍要求全额征收当年的赋税，并继续催征历年逋欠。浙江官员一再恳请蠲免，但朝廷坚持全额征收，并严厉惩处催征不力的府县官员，迫使地方官府将工作重点转向催科。迁界对百姓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善后工作本应以安抚迁民、保全民生为目标，尽管浙江巡抚也有意抚民，但在朝廷的强力干预下，地方官府实际仅专注于赋税催征，使“善后”变成了对迁民的深度搜刮，是酿成民生灾难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清初；迁民；善后；迁海；浙江；赋税
媒体视野下的清末阅报社：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杨莲霞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古籍出版社编审。天津，300350。
【摘要】阅报社不仅有助于启迪民智，培养民众阅报风气，而且对于报刊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北洋官报》十分关注阅报活动，采取强调阅报社的重要性、大量报道阅报社成立和发展、为阅报社提供资料支持等措施鼓励阅报活动。这不但可以将固有的报纸读者、知识分子、官员阶层和识字无多的普通民众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舆论宣传网络，而且又可为阅报社提供丰富可用的阅读材料，助益其持续发展，构建了一种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阅报社；《北洋官报》；白话报；舆论宣传网络
从“曹赤烽案”看北京政府时期地方司法实践困境
银品
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1922年5月，江苏邳县八义集市发生了一场因豪族内部积怨纷争引发的刑事控案。被告曹赤烽在邳县知事崔季友庇护下，屡屡挫败家族兄弟告发。面对基层投诉的不利局面，原告方被迫越级向江苏省公署检举，引起省长韩国钧和高等检察厅厅长周诒柯介入。曹赤烽不但公然阻扰和反对司法机关的侦查行动，还利用自身特权相继催生多方力量卷入，使案情从普通悬案升级为各界瞩目的重要事件。江苏地方司法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举步维艰，虽然一度坚持追查真相的强硬态度，但最终仍屈服于军人对司法的干涉，致使案件中途而止。“曹赤烽案”透射出北京政府地方司法实践的某种特征，即在政府威权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司法官虽具有较大的独立办案空间，却受制于强大的地方势力而很难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不得不在各种力量的夹缝中寻求平衡点。
【关键词】江苏;司法实践；韩国钧；周诒柯；曹赤烽
疾病、政治与医疗
——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
姚霏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郑珠玲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上海，200234。
【摘要】患病是1924年孙中山北上过程中的意外。特殊的政治局势给孙中山的疾病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借口疾病完成了几次政治决策；但疾病带给国民党更多的是危机，及考验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政治身份，孙中山获得了普通人鲜有的优良的医疗资源，但其癌症的确诊、公开和诊疗方式也因此受到医疗之外的多方因素干扰。癌症在20世纪20年代的诊疗手段落后，是孙中山癌症诊疗困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过程中，选择西医为主的治疗方式，既是孙中山的主观选择，也是国民党为打造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所做的努力。而中医的逐渐式微，也通过孙中山患病后各方对待中医的态度展现无遗。一次医疗事件，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关键词】孙中山；癌症；“孙中山逝世”谣言；医疗社会史
南京国民政府《监督慈善团体法》述评
曾桂林
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它的出台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规范慈善团体管理运作的客观需要。《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基本内容包括慈善团体的目的与分类、慈善团体的设立及呈报办法、慈善团体所办事业之限制、发起人与会员的资格、会期与财务账目、募捐的许可与监管、褒奖等项。随后，国民政府各级主管官署着力从慈善团体的立案、监管以及慈善事业的褒扬等方面予以施行之。该法奠定了民国后期慈善法制的基石，但也有概念界定不准、内容未尽详备、法理不够充足等局限。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监督慈善团体法》
工商业发达地区土改后的农村经济发展路向
——以苏南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
张会芳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作为近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无锡土改后的农村社会经济变化情况与苏南纯农业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体现了苏南农村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以及土改后中国农村发展轨迹的多样性。苏南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直接原因，是中共政权力量从全国范围着眼的通盘考虑以及其自上而下的层层推动，其深层动力在于中共长期以来希望建立一个平均社会的理想模式。无锡的个案表明，面临合作化运动的大潮，各地虽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但运动的进度和成效，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地方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关键词】无锡；苏南；土改；农业合作化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
赵轶峰
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长春，130024。
【摘要】时下流行的多种强调历史认识主观性的言说，皆不能解构历史的可认知性，历史研究者可以依据真实历史遗留的包括文本的和非文本在内的各种遗迹来认识历史。判断历史研究结果的尺度只能是其接近所要澄清的事实之真相与本质的程度。兰克学派和从司马光到乾嘉学派的考异、辨伪、考据、校勘，以及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提供的史料批判方法依然基本有效。实证主义史学所受的批评，主要沿着西方哲学和历史学交叉演变的路径思考下来，没有切实关照中国历史学的实践，有的切中要害，有的是吹毛求疵。传统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是在强调历史学家求取历史真实的目标时，没有同时对于历史学达到其目标的过程进行认识论层面的深入考究，但后现代主义只能为针砭实证主义弊病的药石而非替代的方案。新实证主义汲取19世纪后期以来多种反思论说中的合理要素，坚持历史可认知性，以根据证据澄清事实为使命，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不追求语言奇幻、过度诠释，不以理论操控证据和事实，不因现实价值立场而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以融入其他学科为目标。
【关键词】历史认识；历史事实；后现代主义；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
·读史札记·
孟子“放辟邪侈”释论
张靖人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历史研究所讲师。河南，郑州，450046。
孟子答齐宣王问时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页）此段中部分文字，在孟子回答滕文公之问时亦有出现（杨伯峻：《孟子译注》，第89页）。以上文句，乃孟子仁政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牵涉到很多问题。现理解基本没有什么障碍。但笔者以为，对于其中“放辟邪侈”四字的传统解释，是有问题的，不全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