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中古士族研究”笔谈
【编者按】
士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士族问题亦为中古史研究的传统话题。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引入，士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拓展，个案性研究勃兴。近年来，碑志资料的大量刊布和海外学者著作的译介，使得中古士族研究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基于断代史视角的士族研究硕果累累，但其特定的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制约学术发展的壁垒和瓶颈。长时段或超长时段的比较和观察，借鉴并吸收其他断代史学者的成果，比较不同时期精英家族的历时性变化，剖析和揭示其中蕴含的变量与常量，追问各个历史阶段精英家族的共性和差异，把握问题的源流及变化，探讨这些变与不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深化中古士族乃至传统中国精英家族研究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本刊推出这组笔谈，并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
垒壁与交集：中古士族研究中的历史人类学借鉴
陈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作为断代史的中古宗族研究，基本是被当作士族研究所附属的子题展开的；而在中国古代家族或宗族的专题史研究中，学者们则通常把汉唐间的大家族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演进阶段，冠以“世家大族式家族”或“士族宗族制”等名称，用以与宋以后的近世宗族对举，并以“士族”作为这一时期家族或宗族最突出的历史特征。断代史和专题史研究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范式及史料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中古士族研究中的“学术垒壁”，即所谓士族史断代研究中的“宗族失范”和宗族史专题史研究中的“士族缺位”。欲突破研究瓶颈，除了在个案研究过程中“内部挖潜”或重新“回归”长时段的宏大叙事之外，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做出一些调整和尝试性改变，适当引入“历史人类学”的观察视角，似应纳入学人的思考范围。
南北朝士族谱系的异同与意义
范兆飞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34。
门阀士族是中古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在魏晋时期得以成长壮大，随着西晋王朝的崩溃，部分大族相继南渡过江，出仕东晋南朝；部分门阀大族或滞留北方，或迁往关陇，或迁往东北，出仕十六国北朝。因此，门阀大族在南北朝的发展道路体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唐人柳芳《氏族论》的观察最为精辟，“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7～5678页）。与此同时，谱学与郡望可谓门阀大族持续发展的“两翼”，“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第5677页）。近年由于新出资料特别是墓志等石刻文献的刺激，士族谱系问题再度成为中青年学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话题。
古代大族研究的省思与展望
冯培红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28。
历史的车轮一直到20世纪，中国依然是个宗族制特点颇为浓厚的农业社会，聚族而居是传统中国民众生活的主要方式。按照历史阶段及其特点来划分，学界通常有“上古的宗法贵族”“中古的门阀士族”“近世的缙绅宗族”三种不同称呼，这是对各阶段大族特点所做的大致概括。事实上，其彼此间存在交叉之处，如贵族、宗族也适用于其他阶段。上古阶段时代邈远，文献寡少，暂置不论；后两个阶段，资料逐渐增多，研究相对深入，但也存在若干问题。兹就大族之地方性、谱系断裂与同姓杂合、胡姓问题等三点略作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观念的宗族还是实体化的宗族？
游自勇
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089。
20世纪中国汉人社会的宗族研究，史学界主流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支撑的社会分期论，在国内表现为革命话语下的封建社会形态论，在日本则表现为近世社会说和唐宋变革论（常建华：《宋明以来宗族制形成理论辨析》，氏著：《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23～25页）。就文献资料而言，“宗族”二字连用很早就已出现，秦汉以降的史籍中亦不乏见，学者们又将之与两汉豪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世家大族或士族联系起来，视其为“宗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至宋元时期变为新宗族，在这样的叙述基础上，进而探讨不同宗族形态的演变逻辑及原因，由此连缀起一条“宗族通史”的脉络。20世纪通论性的宗族研究论著基本都遵循了这一理路，区别或是各自的阶段划分不同，或是对各阶段特点的概括不同，影响较大者有徐扬杰的四段论：原始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家族、殷周时期的宗法式家族、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宋以后的近代封建家族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0页）；李文治的三段论：西周至春秋初期为贵族宗子制类型宗法宗族制，东汉后期至唐中叶为门阀权贵等级性类型宗法宗族制，宋元明清为一般宦室庶民类型宗法宗族制（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页）；冯尔康的五段论：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平民宗族制，近现代宗族变异时代（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4页）；常建华在冯尔康五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为：先秦的世族世官宗族制、秦汉至隋唐五代的士族宗族制、宋元明清的科举制下祠堂族长宗族制、近现代社会巨变中的宗族制（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4页）；等等。不管何种理论、何种阶段划分，都认可帝制时代的“宗族”以唐宋之际作为分界线，前后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宋以后新宗族的形成，被公认是近世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传统研究一般将祠堂、族谱和族田视为宋以后新宗族的“三大要素”，有的再加上族长、族规，虽然有些要素在宋之前也有存在，但其内涵和性质已经迥异，所以新宗族制度的形态不同于以前，这已经不存在争议。尽管如此，20世纪的宗族史研究中，这种新宗族形态的“不同”在主流视野里仍然被纳入“宗族通史”的脉络中来加以关照，“宗族”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先验存在，“不同”只是阶段性的变化而已，即便是一些专门探讨唐宋家族变化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对这种历史连续性虽然有所保留，但整体上还是未能跳脱出上述主流论述的框架（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页；包伟民：《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暨南史学》第1辑，2002年，第76～93页；邢铁：《唐宋时期家族组织的变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9～125页）。
政局演进与唐宋士族转型的经济元素
刁培俊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中国传统社会中，门阀士族和赵宋以降的家族、宗族，是构成“历史中国”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促进深入了解传统中国，意义重大。宋朝社会的历史特性，士人家族的发展演进，有别于汉晋隋唐时代的门阀士族。着眼于皇权社会控制、士族自身的发展演进、士族对于皇权治理举措的迎拒互动，相比于晋唐和明清，宋朝士人家族问题的研究如果更加注重其间的政局变动、经济元素，自问题意识之建构和研究方法之创新入手，或可稍改当下被视为已“走入瓶颈”的研究现状，在“告别家族史研究”之后，重开新局。
比较视野下唐宋官宦世家的个案与群体研究
王善军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069。
近年唐宋宗族史的研究，较为明显地围绕个案与群体展开，特别是对官宦世家的研究，更是如此。由于魏晋隋唐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是士族与庶族的区别，而宋代社会阶层划分的突出特点则是官户与民户的区别，因此，唐代的官宦世家，既包括传统的门阀士族，也包括成功跻身于高级官僚阶层从而能够世代仕宦的所谓新贵宗族，亦即旧士族与新士族。宋代官宦世家，则是能够利用各种社会条件而累代仕宦的宗族。学术界以往对官宦世家的个案与群体研究，尽管多是在相互比较中阐明其个性与时代特征，但近年来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和对问题认识的深入，比较视野有了更广泛的基础，也更为突出地体现在研究成果中。有鉴于此，对比较视野下唐宋官宦世家个案与群体的研究方法不断加强认识，无疑有助于推动官宦世家研究的深入。
·专题研究·
明代的阴阳生与阴阳户
尹敏志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日本，京都府，京都市，606-8501。
【摘要】明代的阴阳户是民户大类下的一种杂役户，其正丁被称为阴阳生。地方府、州、县阴阳生隶属于阴阳学，北京、南京阴阳生隶属于钦天监。阴阳户的基本差役为计时、报时、记录灾异祥瑞等，阴阳生另以风水、择日、占卜等为生计，两者拥有的知识范畴及其实践属于同一大类。阴阳户起源于元朝，明初继承并推广，洪武年间一概编入里甲。宣德年间阴阳生获得免役权，由此导致富实之家、胥吏的营充，其差役内容亦随之泛化，涉足司法、行政、财税等多个领域。由阴阳户的例子可以看出明代户籍制度的特点：一是可以在军、民、匠、灶四大基本户籍上叠加新的次生户籍，二是具有役、职的双重性。
【关键词】明代；户籍制度；阴阳生；阴阳户；里甲制度；阴阳学
清末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
朱英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清末各地商会诞生之后，商界有识之士又意识到应该使“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会两次发起召开的商会讨论会，都曾商议成立华商联合会事项，并设立开办处负责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上海、汉口商会继续推动华商联合会的成立，并于1912年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举行期间接连召集商会代表商讨相关事宜，通过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呈请工商部批准立案，终使全国性商会组织得以正式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设与成立，体现了商人合群思想与自我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在近代中国商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关键词】商人；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清末民初
中国近代制度转型中的省制刍论
翁有为
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省特聘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省制作为地方最高管理层级，元代以后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已经具有不可移动、不能移动的层级功能，对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的统一，有着不可代替的重大管理作用。然而，近代以降，由于中国从社会到国家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转型之中，省制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地方层级制度，与近代中国的艰难转型一样，也经历了从传统体制到现代体制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近代省制不断改易、变动的背后，反映的不仅是省制转型的困境，实关乎中央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宁与国家的统一，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大问题。省制作为国家建制中的地方最高层级的制度，从制度现代化转型角度探讨省制的变易历程及其发展特点和趋势，对于进一步认识省制在近代中国历史演变中的重大价值及其丰富的历史内涵，认识中国国家现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及其规律和特点，以明国家治道与得失之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省制；制度现代化转型；省制改革；地方分离主义；国家统一
近代历史教科书中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宋逸炜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生改变，通过近百部历史教科书作文本分析，可从战争爆发原因、关键人物与事件、历史影响等三个层面审视“第二次鸦片战争”。早期教科书以事实描述为主，很少对原因和影响进行讨论；之后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在确立战争叙事框架上意义甚大，此后出版的教科书大抵未能脱其窠臼。1929年以后，作为近代史起点的鸦片战争成为教科书讨论的重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意义则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叙述中隐而不见。教科书中有关叶名琛和“火烧圆明园”的表述，反映了近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复杂性，两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此消彼长也显示出重审这段历史叙事的必要性。
【关键词】教科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历史书写
试论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
王铁铮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郭瑞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陕西，西安，710069。
【摘要】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的传播是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思想文化现象。基督教在向半岛扩展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碰撞与融汇，深刻揭示了当时以半岛为核心、向北延伸至肥沃新月的广大阿拉伯地区频繁变动而又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态。早期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及地方化过程中，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并获得短暂繁荣，但终因受到当地固有的阿拉伯传统习俗、多元文化差异以及基督教内部教派分裂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在阿拉伯半岛形成宗教主导之势。但基督教无疑为该地区留下了丰厚的宗教遗产，诠释了东西方文明互为融通的特征。
【关键词】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
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国族构建
——以皮尔博物馆为中心
薛冰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18世纪80年代，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创立了美国最早的自然与艺术博物馆之一——费城博物馆。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展示，皮尔营造出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统一、互生共荣的文化空间。他努力将博物馆打造成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的公共机构，以此传达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共和主义理念，进而培育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塑造他们的共同体意识。观众也参与其中，通过博物馆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皮尔博物馆的理念与实践，实现了源于欧洲的博物馆在美国文化中的创造性转化，为后世树立了可供参照的“美国式博物馆”的典范，不仅体现了美国建国初期文化发展的潜力，也彰显了文化事业在美国早期国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博物馆；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国族构建；共和主义
·台港澳研究·
台湾光复初期三民主义的知识推广
赵立彬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台湾光复初期，由于与祖国长期隔绝，一般民众对于三民主义的知识较为陌生。在筹备接收台湾的过程中，有关当局及在大陆的台湾志士已为光复后的三民主义宣传预作准备。光复之初，台湾省政当局主动推广，同时民间接受、宣传的热情一度高涨，在短时期内，呈现出知识推广的热潮。但随着台湾光复后政情、社情的急转直下，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日益强烈，“三民主义”也不时作为民众表达不满的重要借助，用以抨击时政，揭露时弊，从而使知识推广的效果呈现出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多面复杂的情况。
【关键词】台湾光复；三民主义；孙中山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动物史的起源与目标
陈怀宇
哲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副教授。
【摘要】最近三十年来动物史研究逐渐兴起，学者称其为史学的“动物转向”。究其起源，实为多种思想和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合力促成的结果。这其中包括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史，欧美学者关注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科学观察和分类，并探求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动物史的传统还包括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达的科技史，动物在人类科技发展过程特别是生物学、医学、现代农业科技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史学所谓动物史则受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动物权利运动以及环保运动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动物史研究取向致力于研究动物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强调动物的史学主体性，其目标是将动物视为与人类平等的历史创造者和参与者。
【关键词】自然史；科技史；动物史；新文化史；动物转向
全球史研究的动物转向
沈宇斌
历史学博士，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摘要】近三十年来动物史（人与动物的关系史）研究在欧美学界得到了很大发展，相关的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益精细复杂。动物研究已经从边缘进入到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学界甚至有所谓“动物转向”的提法。全球史领域的动物转向致力于从全球史视野下重新审视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以及从动物的角度来反思全球史的书写。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书写全球动物通史和历史分期、探寻全球网络联系形成过程中动物的角色以及比较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异同这三个议题。
【关键词】动物史；全球史；动物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