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二）
【编者按】根据有关“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要求，我们组织专家撰写了有关系列专题论文或笔谈。我们自2018年第5期设本栏目专题，同年第8期设系列笔谈，此为笔谈之二。我们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阐释体系，确是目前学术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学术课题，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做，并必须把它做好。盖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70年、改革开放也已经40多年的今天，中国的学界确该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系统的学术体系构建工作了。为何要进行这种构建？是因为我们从前追随他人较多，期间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也表现出不同程度地与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以至于背离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这个“自己的”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特色之处。这个特色，有时并不是自显自明的，往往深藏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是需要研究者去发掘、发现、彰显以至弘扬的。这其中，中共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性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形塑问题是两个重要议题，值得发掘、研究和总结，本刊特组织专家撰写并于本期刊发，以飨读者。
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转向”之前，有两个概念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
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也是被学术界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研究实践，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这一概念，学术界使用的并不多，但就这并不多的使用来看，主要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把“民族化”与“中国化”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处于并列的地位，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一书在回顾和展望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时写道：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更突出‘民族化’、‘中国化’、‘现代化’的特色”。而所谓“民族化”，据该书的解释：“就是它将更注重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发掘，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优秀的史学因子的弘扬，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陈启能、朱政惠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二是把“民族化”与“中国化”等同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化，如白寿彝先生在评价侯外老的学术成就时指出：侯外老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史学理论的民族化。”（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纪念侯外庐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在白先生这里，民族化也就同等于中国化。三是认为“中国化”包含着“民族化”，民族化只是中国化的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洪认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渐进过程”（洪认清：《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第27卷第1期，第13页）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专题研究·
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
阎步克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仪礼》所见饮酒器有爵、觚、觯、角、散五名，可称“五爵”。“五爵”袭用了商与西周的爵、觚、觯、角、斝之名，实际已是容量概念了。礼家称其容量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升，共五等，还有一个“凡诸觞皆形同，升数则异”的旧说。“凡诸觞皆形同”之说，可以在战国宴乐图中得到印证。“五爵”皆为筒形。它们容量有别，而器形无异。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可概括为“容量化器名”。这种酒器命名策略服务于“以小为贵”原则，令尊者使用容量较小的酒器、卑者使用容量较大的酒器，以此标识身份高下、强化等级秩序。这就构成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奇特等级酒器礼制。
【关键词】先秦；礼书；五爵；容量化器名
明代的科举走报
刘明鑫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有着很多依附科举考试而存在的行业，科举走报便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科举走报起源于唐，发展于宋，至明代臻于鼎盛，逐渐形成了以乡试、会试和殿试为中心的三类走报，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明代酬赏报录人的费用，随时间、地域以及士子家庭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以福建为例，各府州县大致经历了从明初数两到嘉靖、隆庆之际数十两，万历、崇祯时期数百两的变化过程。科举走报刚兴起时，走报者索讨赏金的数量在可以承受的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然至晚明，走报者的索赏费用大幅增加，远远超出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科举走报也因此演变为明代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弊害。
【关键词】明代；科举走报；酬赏费用；报录人
清代奏事处续考
王美珏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872。
马维熙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06。
【摘要】清代奏事处是负责承接奏折、传宣谕旨、引带召对人员及随侍御前坐更等事宜的专门机构。早期奏折显示，自康熙中期始，清帝即已持续不断地从内务府等处拣选人员充任专职奏事官员，负责奏折递送等事宜,这可视作奏事处发展的初始阶段。后经雍、乾二帝对各项规制的逐步完善，至迟在乾隆中期，奏事处已走向成熟并有内、外之分。位于乾清门内的内奏事处由太监组成，位于乾清门外的外奏事处由内廷侍卫、内务府与六部官员组成。为了强化奏事处的职能，雍、乾、嘉、道、咸诸帝皆从“密”与“速”的角度进行过整饬，然而直至清末，奏事处的诸多弊病依旧未能根除，这与清帝“有治人无治法”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
【关键词】清代；奏事处；内廷机构
游移于官绅之间：清廷团练办理模式的演变（1799-1861）
崔岷
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摘要】自1799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事而首次大规模推行团练至1861年与太平天国激烈对抗中撤回“督办团练大臣”，在地方官与在籍绅士谁来掌握办团主导权的问题上，清廷的态度经历了从“官办”—“官督绅办”—“绅督绅办”—“官办”的轮回。办团模式在官绅之间游移的背后，是清廷为实现“官绅联为一气”、最大限度地发挥团练功效而不断调适官绅关系的努力。而其最终放弃在籍绅士办团，而将团练改归官办，乃源于始终无法解决双方在办团过程中产生的对团务、军务以及一般地方公事均构成严重妨害的“事权”之争。准确把握嘉道咸同年间历次统治危机时期清廷采用的办团模式及其决策背景，当有助于增进对于晚清时期国家的社会动员策略与地方权力结构互动的理解。
【关键词】团练办理模式；在籍绅士；地方官；官督绅办；绅督绅办
晚清“人臣无外交”的异变及其趋向
李育民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中国历代王朝奉行“人臣无外交”外事规则，鸦片战争后，由于条约关系的建立，以及传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使得这一规则被打破，地方官员办理外交获得合法地位。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又进而体现在制度之中，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地方外交行政，形成了“人人都是外交家”的畸形体制，包括南、北洋大臣和省级外交体制，关道和县级衙门均承担程度不等的外交职能；总理衙门的建立，在中央层面打破了“人臣无外交”规则，外务部取而代之，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体制。清末，朝廷采取措施限制地方外交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人臣无外交”规则的回流。在晚清外交体制的嬗变过程中，“人臣无外交”演化为在列强强权政治挟持下的复杂体制，既蒙受着屈辱，又逐渐趋于统一化、规范化和近代化。这正是其在晚清中外条约关系下发生异变的趋向。
【关键词】人臣无外交;晚清;条约关系;地方外交；外交体制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与国共合作（1925-1928）
孙会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875。
【摘要】1925-1928年间，莫斯科中山大学虽在名义上一直是中国国民党的大学，但国民党学生仅占在校生一半左右，其余学生则全是中国共产党选派。国共两党在校内均有自己的组织，也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管理。共产党组织将国民党工作视为党团员在莫斯科难得的革命实践机会，全面“包办”国民党旅莫支部工作，努力让国民党员成为左派并加入共产党。右派国民党员则建立地下国民党支部与之抗衡。中大共产党学生的国民党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政策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呈现出极为特殊的国共合作面相，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生长点。国共学生在中大学习的一败一成，亦是观察两党师俄的较好视角。
【关键词】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党；国民党；联共（布）；国共合作
新中国初期城市私房改造政策探析
——以上海为中心
李爱勇
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基于历史变迁视角而进行的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房政策经历了从保护到改造的重大转变。这种认识未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角色这种连续性。从利用私房本身到限制其经营，并最终改造其所有权，这是一种政策的形成而非转变，也较好地回答了“承认”与“保护”、“所有权”与“经营权”、“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等问题。此外，私房改造还改变着房主的生活方式，区分了“合理利润”、“投机剥削”和两种“资料”，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房主生活。这是私房改造虽有问题但仍能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私房政策；社会主义改造
暴力与节庆
——16世纪法国城市街道空间的仪式性意义
江晟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在16世纪的法国社会中，街道空间就如河流一样，成为了屠杀暴行发生的重要场所。作为圣巴托罗缪屠杀中“宣示暴行”的公共性空间，这一时期的街道同时具有“节庆”与“暴力”的二元属性，从而与同样带有循环时间观念特点的节庆日共同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时空架构。街道空间所展现的世俗-宗教二元性，特别是它在暴力事件中所展现的内涵与表征，都表明在这样一个仍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从而尚未真正产生“现代性”的社会中，宗教的原有性质仍然维持着其巨大的惯性。这个时空架构不仅阐释了这一时期暴力事件的内在发展机理，亦反映了欧洲近代早期宗教在公共空间的肆意扩展。街道空间的内涵与表征本身即表现了这一时期民众对于秩序更替的渴望，是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重要基础性架构。
【关键词】法国；社会变革；城市；街道空间；民众暴力；节庆庆典
约翰·马歇尔有关宪法契约条款的理念
——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为中心
郭巧华
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契约条款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有关财产权案件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条款，特别是在马歇尔法院时期，最高法院频频启用该条款，将该条款广泛运用到公共和私人的合同中，极大地捍卫〖JP3〗了私人财产权和契约的神圣性。作为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约翰·马歇尔对宪法契约条款尤为钟爱。
【关键词】美国；约翰·马歇尔；最高法院；宪法契约条款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西方消费史研究方法的反思
李新宽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4。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西方学术界开启消费史研究第一波热潮以来，西方消费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爆炸式的增长过程，但消费史的繁荣和研究的深入，却无法掩饰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多个学科都关注消费史，跨学科方法也得到广泛运用，但西方消费史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混乱和夹缠不清，因此，有必要对西方消费史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找出问题和原因，以求在未来的消费史研究中通过方法的突破带动研究向纵深拓展。
【关键词】西方消费史；研究方法；西方史学
出土秦汉三国区域资料统合研究的先行成果
——评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
徐畅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5。
【摘要】王子今《长沙简牍研究》一书综合利用长沙城市周边及市中心历年出土的简牍、文物等，讨论两汉三国长沙地方的自然、地理、交通、社会、文化等话题，史学观察的视角亦缩微至户口簿籍简所见普通民户，是秦汉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长沙出土简牍数量巨大，从发掘、整理到刊布，历时漫长；作者是北京吴简研讨班的早期参与者，本书所收录的31篇专题研究，皆诞生于共同研讨中，包含对吴简中众多新名词、社会称谓、身份以及许迪割米案的先行解读，在吴简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近年来，长沙吴简新资料刊布加速，东汉简牍大批新出，将其衔接起来，有望重构汉晋间长沙基层行政与地域社会图景，而研究却有所滞后；我们在认同本书保持“当时”学术地层原貌的同时，也期待作者能够“往而复来”，在业已呈现的新学术地层中持续耕作。
【关键词】长沙简牍；区域史研究；吴简研讨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