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5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 2020-05-20 浏览次数:

·专题研究·

“秦桥”考议:再论秦交通优势

王子今

重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重庆,401331。

【摘要】秦长于桥梁建造的技术,是交通能力优越的表现。相关迹象在交通史与建筑史上同时保留有深刻的历史记忆。秦在桥梁建设能力方面的优势是秦人成功进行军事征服,终于实现统一的重要条件。有关秦桥梁建设工程成就的历史记忆,构成秦史闪光的页面。“秦桥”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文化象征符号不是偶然的。以“秦桥”作为秦政的代表性遗存与标志性纪念,是真实的历史认识。有关秦后子鍼“造舟于河”,秦昭襄王“初作河桥”,李冰造七桥,咸阳“渭桥”,《燕丹子》所见“秦王为机发之桥”,直道九原渡河方式以及海上“秦桥”的讨论,可以说明“秦桥”作为体现秦交通优势的文化象征符号的意义。

【关键词】秦;桥梁建造;秦桥;交通史;统一


释唐后期上行公文中的兼申现象

叶炜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上行公文的兼申,是指下级机构将同一事项分别上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上级机构的现象。唐代上行公文中的多种兼申规定,主要出现在唐后期,反映了唐后期在信息分层的基础上,皇帝与中央机构力求更为及时准确地掌控重要、敏感政务信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通过报告性公文的兼申,皇帝或上级机构能够与具体负责机构同步掌握信息,有利于皇帝或上级机构对具体负责机构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关键词】唐后期;上行公文;政务信息;兼申


元代的量制政策和量制运用

——兼考元省斛与南宋文思院斛之换算关系

李春圆

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元朝至晚在中统二年就颁定官方标准量制,并在至元十三年将之推广到江南。标准量制普遍应用于官府财政运作,特别是税粮征纳、官仓和籴。至元二十年前后,元朝一方面借鉴南宋文思院斛的“小口”优点制定新斛式样,另一方面以市井行铺为主要抓手,将官定量制向民间推广,使其在各地不同程度地进入民间,特别是市井商人、官田佃户及士人阶层等对官定量制有充分的认识。南宋文思院斛1石折合元省斛0.685石。

【关键词】元代;量制;元省斛;文思院斛


理学与经学的关联及分别

桑兵

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由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意见而引发的关于新儒学渊源的论争,关系理学的属性,却始终悬而未决。其主要分歧在于:唐宋诸儒上承道统,声言辟佛,究竟是避名居实,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还是直探经学,反对异教;唐宋诸儒的义理之学,只是受到天竺势力大盛的时代影响(或压力),至多参酌佛禅性理之说,中心根本不出古儒家心学脉络,还是已经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即利用儒家心性说谈论佛教性理,以沟通儒释,使得谈心说性与济世安民相反相成;没有佛教以及吸收佛教的道教影响,新儒家能否再发现孟子心学,并且改造为义理之学。皇权的认定和新儒家的自许,让理学占据了宋以后经学的正统地位,对于中华文化的传衍至关重要。而儒佛属性的模糊及其衍生的问题,使得理学是否属于经学的范畴变得难以捉摸,以至于出现二者的盛衰适相反对的认识。尽管内心排斥,清代的经学与理学以及汉宋之争,只能在经学的领域内与理学争正统,无法根本反理学。必须深入经学的堂奥,又跳出经学的局限,才能把握经学与理学的关联及分别。而要彻底破解这一世纪悬案,还须留待有心之人。至于理学的旧途径之于中国未来的意义,则有待于来者发扬光大。

【关键词】理学;经学;陈寅恪;周予同;胡适


章太炎对民初政局的批评及其内在困境

王锐

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062。

【摘要】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回国参与新政权的建设,他目睹当时盛行的参照西洋各国政治建制来探讨未来中国的制度建设,强调为政者应做到“先综核后统一”,在明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对症下药,通过有效的政治治理,来“巩固国权”,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此他对讲求西学的政坛新锐极不信任,希望能任用清末的立宪派与原清廷的旧官吏,依靠他们的行政经验来稳固政治与社会局面。另一方面,基于实现民权的理想,他对新成立的临时参议院与其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展开批评,认为这些并不能真正代表民众意志。但章太炎的内在困境在于,在他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章氏所仰赖的政治实践主体,只是在立宪派与旧官吏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他无法找到新的政治主体。

【关键词】章太炎;民初政局;先综核后统一;民权与国权


从1948年旅大货币改革看中共城市经济管理能力

柳直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自日本投降后,旅大经过三年多的发展,虽然渡过了经济恢复期,但银行力量薄弱,资金短缺,无力支撑政府大规模经济建设,因此中苏双方决定实施货币改革以改变这种局面。而此时,辽沈战役刚结束,具备了进行币制改革的客观环境和有利时机。币改伊始,中共旅大党政组织迅速高效地完成组织、宣传动员等准备工作。在繁杂的兑换过程中,妥善地处理群众关心的债务和物价问题,以保证兑换工作顺利完成。“关东币”的发行,既增强了公署的经济力量,又冲破了苏军对旅大的金融垄断,初步展现了中共早期高效的城市经济管理能力及强大的经济控制力。

【关键词】关东币;货币改革;中共;城市经济管理;旅大


“石礼文案”与美国对华军火禁运

李文明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1922年12月4日,美国驻华长江舰队在汉口江面查扣了一艘载有美制飞机的货轮,以违反军火禁令为由,逮捕了美国商人石礼文,并将其交由美国驻华领事法庭进行审判,是为“石礼文案”。此案是列强对华十年军火禁运时期(1919—1929)作为最重要参与国之一的美国,首次以强制的手段,查扣本国售往中国的可被用于军事用途的装备的事件。从飞机出口许可证的申请,到美国驻华领事法庭对石礼文的审判,美国国务院、驻华外交官及石礼文本人之间频繁互动,反映了禁运初期美国政府在对华飞机出口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此案发生在美国试图对禁运进行强化、态度逐渐强硬的关键时期,但其对石礼文的严肃处理却并不足以促使其他参与禁运的国家持同样的立场,禁运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关键词】石礼文;军火禁运;中美关系;领事法庭


近代早期英国的独身观念

李伟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英国宗教改革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了婚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冲击和婚姻中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使反对婚姻生活的独身观念逐渐在近代早期社会中萌芽成型,许多未婚的青年男女对婚姻望而却步。加之部分已婚人士以自己失败的婚姻为例,告诫未婚人士避开婚姻的陷阱,更坚定了他(她)们独身的决心,独身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男女双方都担心婚姻带来的只有经济损失和感情背叛,从而使自己陷入婚姻的陷阱无法自拔。独身观念激励了更多的人保持独身,独身者也因独身而受到社会的批评和质疑。尽管如此,独身观念的传播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人们可以以独身的状态过幸福的生活。与此同时,随着女性独身者数量的增加,女性的群体意识增强,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父权制的权威。

【关键词】近代早期;英国;独身观念


·医疗社会史研究·

中国近代大众医学读物的传播与接受

——以《验方新编》为例

刘希洋

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讲师。山东,青岛,266100。

【摘要】作为民间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验方因在满足大众医疗需求方面的优势而广行于世。重点辑录此类知识的《验方新编》一书,内容丰富,便于非专业人士查阅和应用。它在1846年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里并不为人熟知,却在19世纪后期迅速扩散开来,传播到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以及俄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该书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并逐渐成为易得易懂易用类医药知识的一种象征和代指他人经验的一种常用语,乃至“中医”的代名词。这种嬗变实际是社会需求、名人效应、出版印刷技术革新、商业营销和民间劝善文化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本传统的民间验方书在趋新求变的背景下大放异彩,启示我们在阐释近代中西医的关系及其演变的问题时,应注重考察中西医知识在不同地域和群体的医疗实践中的实际应用和接受状况。

【关键词】近代中国;《验方新编》;医学读物;医学知识传播;书籍史


从“出身之争”到“利益之争”

——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探析

徐佳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伦敦国王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摘要】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是一场由淑女护士发起、在战争诱发下得到各方支持的、争取护理业职业地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运动。1887年淑女护士发起护士官方注册运动,主张将出身作为护士官方注册的标准,引发了激烈争论。随着一战的爆发和女权运动的发展,护士官方注册运动得到了广泛支持,运动转向各方力量之间的利益之争。政府介入后,1919年议会通过《护士注册法案》,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取得胜利。该运动的出现既源于淑女护士的职业诉求,也与英国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同时离不开医学的发展以及公众对规范护士队伍的希冀。英国护士官方注册运动不仅是英国护理业职业化道路上的里程碑,而且是英国女性追求平等职业权利的独立意识的体现,更是现代英国社会发展的缩影。

【关键词】英国;淑女护士;护士官方注册运动;职业权利;女权运动;《护士注册法案》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解构·建构·实现

——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王余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今日牢固的“屈原爱国”观念既非自古已然,亦非迟至抗战时期才形成,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清季,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屈原阐释逐渐动摇,新的民族主义阐释与构成其合作、竞争方的自由主义阐释开始形成,前者促生了最初的“屈原爱国”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两种新阐释共同从学理上对“忠君”的系统解构,以及民族主义阐释对“爱国”的建构,“屈原爱国”观念真正确立并逐渐传播,但尚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转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阐释终在全面抗战时期压倒其他阐释而渐成主流,“屈原爱国”从之前作为少数精英的新创思想走进了生活世界,成为一种制度性、风俗性和常识性观念。该观念自产生三四十年后便迅速发展为主导观念,正是一个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表现出复合性发展等鲜明特征。前后的“屈原爱国”观念虽能作如此统称,却并非“不变的常数”,后期便在对外指向的“爱国家爱民族”之外,增添了对内指向的爱人民、反独裁的新内涵。

【关键词】屈原爱国;观念史;传播史;民族主义;阐释


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化问题

——布罗扎特与弗里德兰德之争

孟翊洁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巩固

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1985—1987年在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布罗扎特与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之间展开了关于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运用历史化概念对纳粹罪行重新解读的合法性及其触发的问题,其根本分歧在于二人对第三帝国进行历史解释时使用的理论框架不同。布罗扎特试图对第三帝国历史进行结构主义解释,并利用历史化将第三帝国放入长时段的社会发展图景中重新解读;而弗里德兰德则坚持意识形态在纳粹罪行认定中的核心作用和道德维度在大屠杀历史书写中的核心地位。“历史化”概念也启示了大屠杀记忆演变中时间维度的复杂性,其中涉及到时间距离、历史性等概念在构成层面、功能发展层面的不同涵义,及其在与道德因素碰撞时会遭遇的问题。争论一方面提醒了大屠杀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及其带来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在方法论层面大屠杀历史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

【关键词】纳粹大屠杀;历史化;马丁·布罗扎特;索尔·弗里德兰德;历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