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上的‘通史家风’”笔谈
【编者按】“通史家风”，是清代史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的学术概念。就章学诚的本意说，是以此来概括中国史学史上特别重视通史的著述传统，但却无意中透出了史学的“通识”意涵。“通史家风”的基本义项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撰著通史以求得“古今之变”的通例通则，为人类历史活动提供历史借鉴；另一方面，通过对通识的提倡，以强调史学著述的独断性，以求达到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历史的宏大叙事，总是以大尺度的历史眼光看待人类历史的兴衰变迁，并以此对史学家的通史眼光有较高的要求，而中国史学重视“通识”的传统恰恰与之相默契、相融通。追求通识是中国传统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在的结合点。本刊组织这组笔谈，意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特色，光大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在当代史学中提倡通识眼光和整体性思维，以推动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3页）。章学诚的这一番话，一方面表明了他对马、班以下至郑樵千余年史学的评价，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状况的看法，涉及许多问题，此处不便展开。而“通史家风”，则是他提出的重要问题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这里高度赞扬郑樵，一是指郑樵的“博雅”和卓识（“别识心裁”）；二是指郑樵秉承“通史家风”时具有“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这主要是指《通志·二十略》而言。至于马、班之后，郑樵之前，是否还有“承通史家风”之人，章学诚没有论及，而这正是“通史家风”之所以成为“家风”的重要环节。因此，这里有必要从“通古今”的传统讲起。
中华民族壮阔历史道路所凝成的杰出思想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每当讲到西汉时期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不朽名著《史记》，中国学者都会有双倍的自豪。司马迁全面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演化史，其内容之丰富详实，结构体例之严密精当，人物形象之生动饱满，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因而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又一份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的是，司马迁又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的精警语句，高度概括其对著述目标的自觉追求，画龙点睛，发人深省。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像《史记》这样气魄雄伟的著作，史家本人同时对于著史的使命和成功的奥秘有如此自觉的认识和明确的概括，因而历代史家对此奉为圭臬、竞相效法。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司马迁提出的三句话，“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历史工作上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此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白寿彝：《司马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8页）。而“通古今之变”又是其中最核心的要求。
“通史家风”与“断代为史”：在古今之变与王朝正统之间
王记录
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新乡，453007。
讨论“通史家风”，离不开对“断代为史”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通史”和“断代”是传统历史编纂的两种基本格局，是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6～84页），而且是因为“通史”和“断代”在著史宗旨和思想观念方面既有对立和矛盾，又有统一和包容，涉及中国传统史学诸多本质性问题，理应深入探讨。
通史·通识·整体性：当下史学需要通识性眼光
李振宏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通史家风”的提法始自章学诚，然却是对中国史学重视贯通古今、强调通识观念传统的概括。章学诚把这一传统追溯到司马迁：“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页）他认为“通史家风”发端于司马迁，而到郑樵著《通志》“益以博雅”，达到了“通史家风”的最高境界，而成就了一家之言。认为“通史家风”始自于司马迁未必确当，起码之前战国时期的《竹书纪年》即是通史之作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而应该考察他为什么会推崇“通史”，他看重“通史”的缘由何在？
·专题研究·
东周礼书所见玉爵辨
阎步克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礼书所见先秦各种饮酒器中，有一类可称“玉爵”，即如《礼记·明堂位》中所见夏琖、殷斝、周爵及璧散、璧角，同书《祭统》所见玉爵、瑶爵、散爵；玉爵、瑶爵又见于《周礼》。诸玉爵的用途之一是祭祀献酒。根据礼书及注疏，可以推断诸玉爵既非三足爵，也不是青铜器，而都是漆木筒形杯，所谓玉、瑶、璧，指的是漆木爵上的嵌饰物。各种爵的礼制等级关系，是有玉饰的诸玉爵最高贵，其次是“五爵”爵、觚、觯、角、散，它们是无玉饰的漆木筒形杯；再次是废爵、足爵与繶爵三爵，它们是斗形爵。礼书所见圭瓒、璋瓒，与“废、足、繶”三爵同形异名，相当于斗形器被用于祼礼时的特称。
【关键词】先秦；礼书；玉爵；祭礼
唐代洛阳宫城三朝建筑布局检讨
——兼论其对五代及北宋宫城之影响
贾鸿源
历史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唐代洛阳宫城，太宗、高宗时期，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轴线上三朝建筑群（即应天门、乾元殿、贞观殿）的营造。武则天时期，因出临外朝之需要，宫城西侧的武成殿政治功能凸显；而天堂建筑的隳废，不仅消解了太宗、高宗时期对于“三朝”的建设成果，且最终促成武成殿正衙地位的确立。及至唐末迁都洛阳，以武成殿及其北侧崇勋殿为核心的政治运作轴线确立，宫城内部正式演化出中、西二轴，以含元、武成、崇勋三殿构成的三朝建筑呈“L”形布局。因旧都长安已遭隳废，洛阳宫室制度于唐祚之标志性意义渐显，故五代及北宋初年之洛阳宫城皆因袭唐末之模式。而北宋东京之开封宫城，因摹写西京洛阳宫城,三朝建筑也呈现“L”形布局。
【关键词】唐代；洛阳宫城；三朝建筑；五代；宋初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
——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尉彦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关键词】《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一战”史研究；史学思想
太平天国后期浙江地区的民众反抗事件
刘晨
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北京，100871。
【摘要】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其占领区各阶层民众的政治流向主要表现为加入、接受和与之对抗三种类型。包立身事件、沈掌大事件和“盖天王”事件是太平天国后期占领浙江后发生的三起平民领导的民众反抗太平军事件，它们与一般的团练不同，三位领导者均是平民出身，起事之因大都反映了民众求生求安的朴素初衷，即反抗基本是与民生相关的经济问题。这说明后期太平天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
【关键词】包立身；沈掌大；“盖天王”；太平天国
“非农化”趋向与乡村危机的另一面相
——基于《退想斋日记》（稿本）的一个学术思考
王先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摘要】《退想斋日记》详尽地记述了乡村“非农经营”情状，也大量描述了乡村危机的情势。一方面，“非农化”趋向并非20世纪30年代特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该地方经济衰败、民生困窘，也是一个持续演进的长期态势。“非农化”稳定发展的态势与乡村危机相伴而生且相互关联，成为晋中地域乡村社会演进的重要特征。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即深入揭示二者内在的相关性，从中国社会或经济内在结构中求得其规律性认知。
【关键词】非农化；乡村危机；刘大鹏;退想斋日记
美国早期政治中“98年原则”的形成
——以弗吉尼亚州为个案
林斌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98年原则”是美国早期州控制国家的一种方式，即制定宪法契约的各州有权废止违宪的联邦法令，通过这种对抗性的行动，州可以阻止国家持续的权力扩张，维护自身的保留权力。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警惕国家权力的增长。在弗吉尼亚州宪法批准大会上，宪法的反对者不断施加压力，要求限制国家权力，明确宪法的解释规则，以维护弗吉尼亚的安全。宪法支持者的保证为“98年原则”奠定了宪法论辩的基础。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国家权力的不断增长迫使弗吉尼亚共和党人思考怎样进行反抗的问题，而通过州政府抵制联邦政府是重要选项。在更严重的宪法危机面前，他们最终提出了“98年原则”，宣布州有权判定联邦法令违宪。“98年原则”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早期以州为核心的宪法秩序，意在维护州层面的公民自治，严格限定中央国家的行动范围。
【关键词】美国早期；“98年原则”；国家权力；弗吉尼亚；宪法秩序
果阿的非殖民化进程与美国的反应
尤建设
历史学博士，许昌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1961年12月果阿解放标志着印度国家统一的完成和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在南亚次大陆的终结。美国对果阿问题的立场，从最初的隔岸观火、保持中立转向最终有限支持盟友葡萄牙，反映了美苏冷战在南亚的争夺与果阿非殖民化进程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相互影响，而美国在果阿问题上所处的困境则反映了其反对殖民主义具有一定的虚伪性。
【关键词】果阿问题；非殖民化进程；冷战；美葡关系；美印关系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古罗马水道研究的历史考察
张尧娉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广东，珠海，519087。
【摘要】欧美学者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6、17世纪，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欧洲学者在研究古罗马水道时充分继承了古典遗产，但过分依赖文献，忽略了对遗迹的考察与研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关于古罗马水道研究的成果集中在考古学和地志学领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对古罗马水道的研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德国学者的推动下，对古罗马水道工程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此外，学者们对古罗马水道的个案研究和微观研究也硕果累累，但这类研究存在较大局限性。总体而言，古罗马水道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古罗马；水道；学术史
革新开放以来越南史学的发展
于向东
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教授；
韦丽华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1986年越南开启了革新开放时代，对其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越南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深受越南社会变革的影响。为满足革新开放时代的变革要求，越南史学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逐渐减少教条主义、空洞说教、方法单调的弊病，开始借鉴和采用国际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打破单向性的思维模式，以更为开放的视角和评价标准重新认识诸多历史问题，从过去仅以越族为主体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叙事转变为以宏观历史视野和当今国家疆域范围来建构越南历史，过去基本以政治史为主导的史学逐步转向以“总体史观”引领的史学，研究领域和具体层面得到拓展丰富。尽管出现这些积极的转变，但越南史学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真正达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仍面临诸多困难，需要妥善应对理论与实践、史学与政治、传承与创新等多方面的挑战。
【关键词】越南；当代史学；史学史；革新开放
·学者访谈录·
全球史观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
——德国汉学家余凯思教授访谈
张淑娟
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山东，聊城，252059。
【摘要】德国著名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研究领域涉及殖民主义史、中国社会文化史、司法史和制度史，倡导长时段、宽领域、要素互动等研究视角与方法。其2019年出版的新书《为现代中国而奋斗：从大清国到新时代》，用全球史观来审视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关注内在动力与外来影响的长期、持续互动，以各历史时期的危机应对为主线，推演中国各项制度一百多年来的更新与发展，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历史维度的解释。
【关键词】余凯思；汉学家；全球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