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三）
【编者按】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相关要求，本刊组织专家撰写了有关系列专题论文或笔谈。本刊自2018年第5期设本栏目专题，同年第8期组织系列笔谈，此为笔谈之三。本刊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确是目前学术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值得学者下大力气去做，并必须把它做好。盖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七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国的学界确该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系统的学术体系构建工作了。为何要进行这种构建？是因为中国学者从前追随他人较多，学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表现出不同程度地与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以至于背离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这个“自己的”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特色之处。这个特色，有时并不是自显自明的，往往深藏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是需要研究者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发掘、发现、彰显以至弘扬的。其中，近代中国“民族”话语的运用和“民族精神”话语的建构是两个重要议题，值得发掘、研究和总结，本刊特组织专家撰写并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第63页），与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现代中文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1837年（道光十七年），那一年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酉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1页）。将“民族”与“以色列”合用，当然是现代意义的“民族”了。中国人最早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在19世纪70年代，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在《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中使用的：“我中国乃天下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洋务在用其所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这里的“民族殷繁”是“民族众多”的意思。但那次使用只是个案。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的大量使用则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尤其是在20世纪初。
陶铸国魂：20世纪初中国民族精神话语之建构
左玉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秉赋，是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旨趣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灵魂。近代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人鉴于民族精神丧失而提出了“陶铸国魂”问题。20世纪初的“陶铸国魂”话语，是适应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世界发展大势而进行的民族精神构建，故它必然以反思中国历史传统为特征，以改造国民性为手段，以建构民族国家而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
·专题研究·
试论简牍所见秦对边缘地区的管辖
张韶光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秦实行“关中本位”制度，以中县道为统治中心，新地、故徼地区以及徼中普通县道等边缘地区与中县道之间的人口往来受到一定限制。同时，秦在不受重视的边缘地区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且区分十分细密。具体而言，秦不但将新地纳入全国统一管辖，而且鉴于新地入秦时间短、反秦情绪强烈，对新地吏与新黔首实施了保障权益、减轻处罚、减免义务等优待措施，以强化对新地的统治。故徼虽然已经不是秦的边徼，但秦仍以非法越过故徼作为认定“邦亡”的依据，并对故徼地区实行了强化惩罚力度等较新地、徼中普通县道而言更为严苛的统治措施。秦对这些边缘地区的统治，正是针对先秦以来形成的、从中央到地方重要性递减的“圈层化”模式，做出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调整。
【关键词】关中本位；新地；故徼；中县道
宋僧继业西行归国路经“吉隆道”考
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宋人范成大在其《吴船录》中，引用了蜀地高僧继业西行天竺的巡记。其中关于继业归国时的路线，涉及唐代新开辟的经过吐蕃西南的高原丝绸之路重要干线“吉隆道”，但过去的研究对此语焉不详，且有所误解。根据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可以证明继业此行的归国路线的确利用了蕃尼古道中的“吉隆道”，是从藏地回国，再经吐蕃腹地回到国内，最后抵达唐代益州的佛教名山峨眉山。由此表明，唐代所开通的这条中印交通路线至宋代仍在发挥作用，并非某些文献记载所称的到唐代中后期已经关闭，从中也反映出宋代汉藏关系的一些新动向。
【关键词】中印交通；吉隆道；高原丝绸之路；宋代；继业；范成大
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
高寿仙
北京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研究员。北京，100044。
【摘要】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使朝臣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对立情绪。“李福达案”本来只是一桩发生在地方的讦告案，但因议礼重臣武定侯郭勋致信嘱托，遭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弹劾，竟使这个地方上的案件与朝廷中的政争交织纠缠起来，以致案情发展一波三折，终审结果屡遭质疑，成为明朝历史上的一大疑案。通过梳理此案的来龙去脉和审理过程，可以看出，自马录弹劾郭勋后，此案便上升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案情审勘不可避免地受到朝廷政争的干扰。对于终审结果，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从法律角度看，它确实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发生；从政治角度看，它又确实成为皇帝和议礼新贵们打击异己的手段。
【关键词】明代；嘉靖初年；李福达案；大礼议；《钦明大狱录》
清末民初英人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
左承颖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在近代来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群体中，英国人波尔登的经历尤为独特，却鲜为人知。1909—1915年，波尔登先后穿行于冀晋陕及甘青藏区，为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搜集植物，是首位对这些地区进行植物学考察的英国人。作为植物猎人，他以域外探险、人际交往及植物采集为途径，获取有关植物最新信息的同时，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成功引入英美。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登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实践了西方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的决心。这一科学考察活动不仅揭示出地域性差异影响下的中国民众自然观念的不同，亦反映了西方列强在华政治扩张背景下物种迁移的特殊状态。
【关键词】清末民初；波尔登；植物猎人；植物采集
联合国战罪委员会重庆分会成立中的权利之争
——以顾维钧为中心的研究
刘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北京，100101。
【摘要】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在伦敦成立后，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远东及太平洋分会，却遭到英国的阻挠。虽经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交涉，最终促使战罪委员会通过了在重庆设立分会的议案，但英国及自治领为维护在远东的霸权，极力削弱重庆分会的权利。为最大限度地争取中国政府应有的权利，顾维钧据理力争。远东及太平洋分会是《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后第一个在中国境内设置的国际组织，是战时中国外交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成立不仅揭示了国际社会审判战犯的诸多细节，而且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时中国成为四大强国之一的曲折历程。
【关键词】联合国战罪委员会；顾维钧；审判战犯；战争罪行；英国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研究述评
赵伟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9。
【摘要】传统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源头归于中世纪世俗的政治理论和帝国公法学家们的思想。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后，以公会议历史为中心的研究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1955年，蒂尔尼出版《公会议至上理论的基础：从格拉蒂安到大分裂的中世纪教会法学家之贡献》一书，从12、13世纪的教会法传统阐释了“公会议至上理论”的起源：12世纪教会法汇要学家关于教宗、教会、公会议等问题的讨论，13世纪教令学家提出的共同体理论，14世纪约翰和扎巴里拉等人对传统教会法理论的综合和演绎，最终在政治形势的催动下促成“公会议至上理论”的成熟。蒂尔尼的研究否定了“公会议至上理论”起源于教会外部说，将“公会议至上理论”定义为教会法发展史上的一环，同时为“公会议至上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思路。
【关键词】布莱恩·蒂尔尼；公会议至上理论；教会法；教宗；公会议
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现状探究
宋海英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1958年《国防教育法》是二战后美国第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立法，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案实施后提高了美国的教育质量，推动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在美国的教育强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案自诞生以来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该法案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使我们对法案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认识，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防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也引发了我们对法案未来研究趋势的思考。
【关键词】美国；《国防教育法》；教育强国；国家安全
·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张昭军
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北京，100875。
【摘要】“文化的社会史”，即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是把文化史作为与政治史、经济史并列的研究对象；该取向客观上把文化视作一个同质的整体，侧重于外在解释，长于对文化作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所淡化。“社会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是把文化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研究对象扩大到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明显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史范畴；该取向注重文化内部因素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尤其强调文化和个体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意义和作用。“文化的文化史”，即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既视文化史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以之为研究对象；该取向强调从文化史的特性出发来研究文化史，有助于解决广义的文化史所带来的“泛化”和作为方法的文化史所产生的“碎化”问题以及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文化的社会史；社会的文化史；文化的文化史
中华慈善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慈善文化是慈善事业生命力的延续和再现，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文化应有的物的（表层）、心的（里层）、心物结合的（中间层）三个层次。古代慈善文化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以政府救助为主体。到了近代，形成了新的思想理念，救助主体也转向了民间，而且出现了慈善家群体，且其救助机构多样，善款来源广泛，救济范围广阔，有了一定的慈善法制建设，体现出浓厚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到了当代，慈善文化曾一度断层，但出现了政府主导的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并存的局面。慈善史研究应注重弘扬慈善文化的优良传统，坚持慈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慈善事业；慈善史；慈善文化；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慈善与补赎文化
——基于悔罪规则书文本的案例考察
付家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悔罪规则书是流行于中世纪早期，教会用以定罪与惩罚的指导手册，其中对各种罪以及对应的惩罚方式做了详细的规定。慈善作为贪婪之罪的一种补赎方式，以及其他罪的代赎方式，相比于其他补赎方式更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体现在对社会带来的双重影响上，其对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于鼓励慈善行为和社会救济，其负面影响在于为教会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西欧；中世纪早期；悔罪规则书；慈善；补赎文化
·史学评论·
史家究竟该如何提振民族精神
——《陈其泰史学粹编》评议
张雷
历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法学院教授。河南，商丘，476000。
【摘要】《陈其泰史学粹编》对史家究竟该如何提振民族精神这一时代之问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史家应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把关注时代、关切民族精神视为己任；史家应有理论自觉，既要深刻理解民族精神内涵与功能，又能准确运用唯物史观；史家应坚持文化视角，着力提振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
【关键词】史学家;使命意识;民族精神;唯物史观;文化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