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
【编者按】国际关系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学科一个十分年轻的分支。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创立以来，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何为国际关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或范式，以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前者是思想史探究，后者为理论创建。国际关系学科仅历百年，但国际关系思想史探究却渊源更加久远。马基雅维利问道李维，霍布斯追溯修昔底德，格劳秀斯诉诸自然法传统，当代学人则孜孜以求地追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卢梭、康德、黑格尔、克劳塞维茨，形成了一个个理论和方法鲜明、风格和情调迥异的思想流派。20世纪下半叶，新理论、新范式、新方法层出不穷，新学派也精彩纷呈，但在怀特分类法流传且风靡之后，新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纷纷将自身归入其中一个思想传统或学派脉络之中，并期望通过新的诠释和新的创建求得自身学派的赓续不绝。另一方面，为强化和传播“自我”身份，不同学术或政治背景的研究者借助各自偏好的范式或路径，形成关于若干经典思想家和现代理论家及其著述文本的“颠覆”性解释或意象。由此，国际关系思想史不仅得以创生和成长，而且自21世纪肇始以来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在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百年之际，在学术史和学科史视角下梳理国际关系思想史的脉络与源流，展现相应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方法，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现国际关系学科尤其国际关系理论的百年发展历程，并冀望昭示中国学人加倍努力的前行方向。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和成长
周桂银
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厦门，361005。
国际关系思想史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分支学科，隶属于国际关系学。自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今亚伯大学）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走过第一个百年历程。对于国际关系思想史来说，这一百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孕育期、创生期和成长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导致人们对国际关系思想史归属产生疑问。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将这门分支学科置于政治思想史框架之下，这是政治理论学者以及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看法；二是认为国际关系思想史是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分支，许多欧洲学者和部分美国学者坚持这个观点。在学科名称上也可看出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一派强调政治学（社会科学）属性，称国际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另一派重视国际关系属性，称国际关系理论史或国际关系思想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ought）。与这两种看法不同的是，一些欧美学者尤其英国学派成员走了一条中间道路，称其为国际思想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毫无疑问，这个名称继承了英国学派之父、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的遗产，因为正是怀特称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理论为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实际上，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上，这门分支学科贯穿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诸个分支，前者有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后者则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中，跨越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影响清晰可见。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及自身特性变得愈益显著。本文主要以中英文世界的研究进展为例，概略性地梳理这门分支学科创立和成长的过程。
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研究
——传承脉络、思想关联及对学科化解读的反思
熊文驰
政治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重要人物谱系中，比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休谟、卢梭、康德等，修昔底德可能居于最突出的位置，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古典学界一般简称之为《战争志》，以下本组笔谈论文均循此例）通篇都在讲城邦间的战争与和平，当然可视作国际关系研究之作，不过却未必是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式作品，学科化、抽象理论化作品是现代社会科学产物。为了更加贴近理解修昔底德，我们需要更广阔地了解这部书的传承脉络与前后思想关联。
承上与启下：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历史身位
陈玉聃
国际关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433。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术史尤其是理论史叙事中，除了修昔底德之外，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无疑是学科“史前史”——20世纪之前的思想传统——中最常被提及的两位人物。尽管相距近两百年，但这两位分别来自意大利和英国的思想家往往共同被视为近代国际政治观念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开端。我们仅从如下书名中便可见一斑：《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彼得·帕雷特著，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外交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到基辛格》（杰夫·贝里奇等著，陆悦璘、高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乔纳森·哈斯拉姆著，张振江、卢明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英国国际思想家：从霍布斯到内米尔》 [伊恩·霍尔、丽莎·希尔主编（Ian Hall and Lisa Hill,British International Thinkers from Hobbes to Namier），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年版]、《霍布斯之后的国际政治理论》[赖亚·普洛霍夫尼克、加布里埃拉·斯隆普主编（Raia Prokhovnik and Gabriella Slomp，ed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fter Hobbes）,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如怀特所言，在近代现实主义传统中，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是两座无法超越的高峰[马丁·怀特：《国际理论的三大传统》（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Theory:The Three Traditions），纽约：霍尔姆斯和迈尔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此说几成定论，在威廉姆斯等人编纂的影响广泛的学科经典选读中，两者也作为20世纪之前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相提并论[菲尔·威廉姆斯等编：《国际关系经典选读》（Phil Williams ，et al eds.,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格劳秀斯与格劳秀斯传统
张云雷
政治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回溯整部政治哲学史，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不曾将国际关系视为自己的研究重心，雨果·格劳秀斯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因此，毫无悬念地，他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百年发展史以及国际关系思想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格劳秀斯在国际关系领域英国学派内的影响，甚至被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邓恩称为“格劳秀斯全部作品在当今政治思想中的主要幸存”［约翰·邓恩、伊恩·哈里斯编：《格劳秀斯》(John Dunn and Ian Harris,eds.,Grotius)第1卷,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1997年版,第xiii页］。
当然，学界近年来对格劳秀斯的关注已经呈几何级数般增长，对于格劳秀斯的研究也不局限在国际关系学科，但通过格劳秀斯这个关注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仍然聚焦于宽泛意义上的国际关系领域。他们很难被贴上“国际关系学者”标签，他们自身也并没有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认同感。因此，有必要将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略加模糊，才能纳入更多的研究和思考。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会发现格劳秀斯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呈现出非常复杂的面相：部分学者认为他是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的代表，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他是理性主义的代表，甚至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他直接就等同于霍布斯，等等。考虑到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本文集中厘清格劳秀斯与百年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几个问题，包括格劳秀斯传统的变迁、格劳秀斯传统之外的格劳秀斯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未来的研究议程。
“德国学派”？
——康德、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
崔建树
历史学博士，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江苏，南京，210039。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如同在哲学研究领域一样，德国思想家厥功至伟，如在领土国家形成初期莱布尼茨对主权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普芬道夫对绝对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研究做出了极具创新性的贡献（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10页）。在德国思想家中，伊曼努尔·康德、格奥尔格·黑格尔和卡尔·克劳塞维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更引人注目。康德着眼于未来，关心人类共同体的命运；黑格尔面向现实，探讨民族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克劳塞维茨则关心政治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和战争性质。三人前后相继，形成了以关注人类共同体与国家命运等宏大主题为特色的德国国际政治思想学派。
·专题研究·
兵符与帝玺：秦汉政治信物的制度史考察
孙闻博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2。
【摘要】秦汉皇帝通过使用兵符、帝玺等政治信物，实现政治与军事权力。栎阳虎符的格式、用字，与其他秦兵符实际多有不同。战国、秦兵符题铭不使用“虎符”一语，当称兵符，较汉代更为凸显君主角色。秦汉兵符存在用字减省与勘验功能加强的发展趋势。卫宏《汉旧仪》“皇帝六玺”条存在脱简，引述的诸种典籍在句读上皆有疏误。利用《隋书·礼仪志》等材料，可以进行考订推补。“皇帝六玺”在强调内外之别的同时，还建构了“行玺”“之玺”“信玺”的玺宝秩序，对应封授、赐慰、征召三种功能。秦及汉初主要以皇帝信玺、皇帝行玺两种为主，“信玺”在历史早期地位重要。考察秦汉兵符、帝玺之制，有益于认识中国专制主义皇帝制度的建立。
【关键词】虎符；六玺；汉旧仪；皇帝信玺；政治信物
北魏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崩溃与重建
——以迁洛时的司州建置为中心
王兴振
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00。
胡哲
历史学博士，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北魏平城时代，孝文帝改革州郡体制、“分置州郡”，在此大势中，河南地区由州镇复合型政区转变为州郡型政区，进而形成以黄河为轴心、诸州并立的政治地理格局。然而，突发性的迁洛事件，成为改变河南政治地理格局的开端。但是司州政区规划要晚于司州的设置，故而迟至太和十八年（494年）二月，以司州为中心重构河南州郡结构的变革，才真正开启。在“罢州立郡”模式下，怀、泰等州并入司州，太和中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至此基本消失，取而代之以司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格局。翌年，二都督区格局随着豫州刺史元幹的离任而崩析，豫州“省州置郡”并入司州，司州建置进程进入第三阶段。至此，由迁洛引发的司州建置进程完成，河南诸州政区变局亦随之终结。司州政区的成立及其展开，建立在孝文帝州郡改革而形成的河南诸州政区格局之上，其对后者颠覆性的重构，在北魏地方行政史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意义。
【关键词】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北魏政区；河南地区
论两宋代役人
黄敏捷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讲师。广东，佛山，510970。
【摘要】两宋之代役人，包括受私人雇佣代应职役以及在雇役制下受官府雇役之人。他们数量庞大，遍布州县与基层。除了被一些士人称为“浮浪”“无赖”等无恒产者外，其来源还包括富农、曾身处公门之人员，甚至儒者之后。他们以代役为职，不仅是为了雇直，也因某些职役所潜藏的社会资源。代役人借助自己的技能或所掌握的信息等，在获得雇直、社会资源的同时，亦使民户脱离职役之苦，而其专业性也为州县职能的完善与扩充提供了条件，从而颇受州县与民众的欢迎。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士人，在与之竞合的过程中，也逐渐承认其作用，使之从宋初以私名受雇的法外行为中走出，成为推动传统社会职役吏员化、差役赋税化以及官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群体。
【关键词】宋代；代役人；差役法；募役法；职役
儒者之刑名：清代省例立法基础的再思考
——基于儒家元典对《福建省例》的文本解读
魏淑民
历史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副研究员。郑州，450002。
【摘要】中国古代地方性法规源远流长，清代省例是其集大成阶段。关于清代省例的立法基础，首先是“因地立法、制与事宜”的基本原则。亦有研究指出，清代省例并非各地社风民俗的集中反映，更多体现了官员个人及其群体的利益和经验。本文基于儒家元典角度，通过对《福建省例》的文本细读，发现督抚、两司等省级司法主体对闽省民风习俗很是重视，相关告示禁约基于儒家伦理往往具有浓郁的教化色彩，在申饬教化的同时甚或存有某种同情之理解（其情可恶，其愚可矜）。本地风俗人情和官僚集团的利益经验，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以省例为代表的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基础。研究方法上，当在尽可能广泛搜求史料基础上，多依据元典进行文本细读，以求更多与历史当事人的精神世界同频共振。
【关键词】清代；省例；福建；立法基础；儒家元典
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
蒋杰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上海，200234。
【摘要】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上海公共租界东部的虹口、杨树浦等地区为日军全面控制。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随即被武装起来，为日军提供向导、搜查和警戒等战时辅助服务。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平民在战事打响之后未能及时撤出日军控制区，不幸沦为日军以及武装日侨的攻击目标。日方以抓捕“便衣队”为由，大肆拘捕、扣押和虐待区内中国平民，其中一部分人还惨遭杀害。日方的暴行，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上海领事团的压力下，日军陆续移交和释放了数百人，但仍有大量中国平民遭到扣押，这个不幸的群体直至战争结束都未能获释。由于日方拒不承认扣押、杀害他们的事实，这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群体，就成了所谓的“失踪人口”。
【关键词】一·二八；“便衣队”；失踪人口；领事团
上古时期西亚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互动
亓佩成
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山东，滨州，256603。
【摘要】自史前时期开始，西亚与中国就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经济文化互动活动，这种互动并不是单向的，在西亚经济文化元素大量东渐的同时，中国经济文化元素也向西亚地区传播。然而，在两者早期的互动过程中，西亚更多地是输出地，中国更多地是输入地。中国对西亚经济文化元素的吸收和学习是有选择的，并非全盘接受。西亚与中国的互动不仅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文化元素的西传做了准备，并有力地说明了文明不是孤立成长的，只有兼容并蓄才更有益于文明体的健康成长。
【关键词】上古时期；西亚；中国；两河流域；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互动
全面抗战时期陪都重庆金融犯罪研究
常云平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重庆，401331。
张格
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重庆,401331。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并逐步发展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从1937—1945年，大后方金融市场大多呈现畸形繁荣局面，市场秩序混乱，金融从业者在营业过程中多未遵守政府的法规与制度，金融犯罪十分猖獗。而作为抗战大后方金融中心的重庆，其内汇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黄金市场等均受金融犯罪影响，程度也最为严重。国民政府虽努力以各种手段预防与打击金融犯罪，但均无济于事。这一时期重庆金融犯罪频发有着特殊的原因，反映出战时国民经济的不断衰落以及金融从业者心理的变化。
【关键词】全面抗战；金融犯罪；重庆；金融市场；监管
近代私营银行引进外资困境探析
——以聚兴诚银行引进外资风波为中心
辜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1934年6月，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杨粲三在访英期间与英商德善公司签订合约，拟合资成立联益金融公司，通过引进外资开发四川矿产和实业，引起国内多方反对。杨粲三虽曾呈请财政部、实业部、外交部调查裁决，但国民政府行政院仍核准下令撤废合约。聚兴诚银行为挽回这一引进外资项目进行了多方努力，但当时舆论对于私营银行利用外资开发地方实业持负面立场，国民政府和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也不允许地方私营银行通过与外资合作阻碍其垄断地方实业开发。
【关键词】聚兴诚银行;联益金融公司;国民政府;引进外资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
王震中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北京，100101。
【摘要】从学术思想演变和理论创新的视角来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总结和评论将会推动研究的深化。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所使用的文明起源的“三要素”或“四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且这样的文明观很难对文明社会的出现做出结构特征性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形成标志的讨论，有进展，亦有待深入；“酋邦”理论有建树亦有局限，需要通过学术创新把它整合在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在吸收酋邦理论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概述了“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评介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和国家形成时间的两大观点——夏代说和夏代之前说；评论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诸种学说的得失；在对有关夏商西周三代国家结构的两种传统观点评论的基础上，阐述了“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论；对先秦到秦汉之间民族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认为国家形态结构与民族类型存在对应关系。
【关键词】聚落形态；邦国；王朝国家；复合制国家结构；自觉民族；自在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