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
赵庆淼
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天津，300350。
【摘要】“异地同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地点之间地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地名用字的偶合外，地名的通名属性、时人的表述习惯及更改地名的构词形式，都有可能导致地名重名问题。此外，古代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其具体机制即表现为“地随族迁”。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与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尽管这一阶段地名的空间流动依然存在，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张而向外迁移，上述现象当与中央集权王朝推行“大一统”举措密不可分。
【关键词】先秦时期；异地同名；地名流动；地名学
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探析
孙红梅
历史学博士，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辽宁，锦州，121000。
【摘要】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经熙宗、海陵、世宗、章宗朝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封赠与品阶相结合的制度特点。在金代，官至五品才具备封赠先世的资格。具体封赠时，品官自身的官职，不仅决定着封赠先世的范围有一代、二代、三代之区别，同时亦影响其先世所获封赠官爵的等级。金代封赠遵循“近重而远轻”的原则，被封赠者的官爵视其与品官本人代际关系的近远而依次降低，散官阶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金代品官父祖封赠制度在继承前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从而对元朝的封赠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以笼络人心、激励臣僚恪尽忠孝为目的的封赠制度，对金代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金代；封赠制度；品官父祖
论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
李小波
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明初鼓励天下军民上言四方利弊，上言者的身份和言事内容几无限制。洪武时期，明廷即为议处四方建言创设了一项会议制度。这类会议由礼部主持，参议者至正统末年固定为九卿堂上官和六科掌印官。会议举行的频率，正统时期规定每月一次，成弘时期基本是一年两次。简单事项，会议时直接作出决定；需查议者，会后由各该管部门详议复奏。明代前中期言路顺畅，与这种专门会议有直接关系。只是到了嘉靖中期，国家多故，这类会议渐趋弛废。建言民情会议因其周期和参议者稳定，与明代多数因事召集的会议很不相同，不可不察而将文献中专门针对此类会议的记载视为明代的一般会议。建言民情会议是明代会议制度化程度之高的一个表现，也不失为古代国家治理史上一项有益的创举。
【关键词】明代；建言民情会议；礼部
宣统元年东三省总督人事变动与清末政局
潘崇
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十九日，徐世昌离任东三省总督，补授邮传部尚书，云贵总督锡良调补东三省总督。尽管徐、锡人事变动不乏个人使力因素且皆与驱袁事件脱不了干系，但整体看来，实为载沣斟酌其时政治局势做出的正常人事调整。徐世昌离东内用，长远原因是其东三省施政屡遭时论指斥，驱袁事件则客观上加速了其请辞步伐并营谋内调。清廷内用徐世昌实收一箭数雕之效：顺应舆论要求且顾及了徐氏情绪，并能以徐氏之才补邮传部尚书空缺，同时又有监视督导之意。是举体现出在光、宣之交权力交接以及老臣凋零的时代背景下，载沣致力于消减驱袁之后弥漫于官场的不安情绪并培植枢臣人选的努力和追求。锡良由滇调东，根本原因是其施政能力得到载沣信任赏识，而其廉洁自律的品行、滇督任内屡屡请辞的个人诉求以及蒙古旗人身份、“平日不附项城”等因素，则增添了重要砝码。
【关键词】徐世昌；锡良；载沣；驱袁事件
日本对胶济铁路利权的觊觎和攫夺
——以中日关于运价和货捐交涉为中心（1914—1928）
景菲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摘要】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后，日本政府对在胶济铁路运输的本国商品征收低于他国商品的运价，排挤他国商贸，把山东变为其势力范围。日本政府迫使北洋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将其对胶济铁路利权的攫夺“合法化”。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下，中日条约订明青岛为中国自开口岸，这为日后中国自主制定运价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1922年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管理权，自主制定运价，对铁路运输商品实行统一运价并按照运价征收货捐。日本反对征收货捐，不断提出交涉。但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日本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中日关于胶济铁路运价和货捐的交涉，其实质是中国反对日本侵夺中国铁路利权的斗争。
【关键词】胶济铁路；运价；货捐；山东问题
王明与新民主主义
王也扬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把列宁主义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杰作。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实施了列宁的革命“两步走”策略，把握住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而且牢牢记着列宁的教导，在胜利到来之际，“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王明在早期也介绍、宣传过列宁主义思想，并为新民主主义的落地做了铺垫，其后来与毛泽东发生分歧，攻击新民主主义，其实并非理论之争。因此有必要把历史的真相说清楚。
【关键词】王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敌”政策研究
蒋建农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战略拓展运用于对“敌”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他们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出发，通过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科学地界定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敌人的范畴；他们根据敌对势力所从事的社会职业、反动性质和行为的程度，将其分为几个具体群体并制定相应政策；他们依据“敌人”范畴中不同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及其立场变化的可能性，将其分为可以争取团结或可以分化利用的力量，以尽可能缩小打击面；他们把“专政”与“改造”相结合，对必须推翻的敌对阶级成员制定了给出路政策，从而将消灭旧制度、旧阶级，与对旧统治阶级成员——各个个人的改造（给出路）融为一体。蕴含于上述过程中的，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新及其具体政策策略的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中共；对敌政策
习仲勋对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重要贡献
任贵祥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广州，510631。
【摘要】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解放战争前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击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一场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鏖战。习仲勋作为西北野战兵团（后为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临危授命，参与部署指挥延安保卫战，全力协同彭德怀指挥转战陕北，运用“蘑菇”战术，以少胜多，共同创造了陕北作战“三战三捷”的战争奇迹，有力打击了进攻陕北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他利用战争间隙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纪律教育，大力开展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全力支援战争前线；参与发起新式整军运动，提高部队战斗力。在艰难的转战陕北作战中，习仲勋显示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为中共中央取得转战陕北的胜利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习仲勋；转战陕北；指挥作战；政治工作
17世纪中叶英国突发性事件应对问题研究
于文杰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丁亮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南京市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馆员。江苏，南京，210001。
【摘要】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火灾、瘟疫、财经危机以及对外贸易冲突与战争等一系列突发性事件，通过政府、教会、社会群体、家族及个人等诸多力量的努力，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这些突发性事件。17世纪中叶英国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方法、历史经验及其存在问题，对于其他国家建立与完善突发性事件应对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17世纪中叶；英国；突发性事件；应对体系
试论美英对德国科技资源的处置（1944—1954）
王颖鹏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在二战时期及战后初期，德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科技资源。战后初期德国由美、英、苏、法四国分区占领，各战胜国不再沿用传统的货币赔偿，转而开展实物索赔。美国与英国基于相近的利益和良好的合作基础，对德国科技资源进行了联合发掘和掠夺。两国从德国掠夺的科技资源不仅涉及军事领域，还服务于各自国内的民用工商业需求。此外，双方还从德国苏占区抢夺了大量科技资源。通过以上行动，美英基本实现了消除德国军事威胁、提高自身科技实力、与苏联开展科技对抗的目标。
【关键词】科学技术；资源争夺；秘密行动；拒绝政策
·环境史研究·
宣泄与净化：近代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
吴俊范
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34。
【摘要】晚清以后，长三角东部地区城镇河流的水质污染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三角洲滨海平原水系在潮汐作用下易淤易塞，对城镇河流疏浚治理的要求比乡村地区更高，但近代以来，自来水技术、管道排水技术以及陆路交通技术等率先在城镇地区得到应用，使得城镇河流提供饮水、排水、交通等的传统功能弱化，社会对其疏浚和治理的力度不增反降；一些城镇河道甚至被填没消失，整体水网的畅通性大大降低，水体自净力最终难抵外界污染。恢复长三角水生态环境，重建水网完整性，保持水流宣泄畅通，与减少工业和城市发展引起的水质污染，同等重要。
【关键词】近代长三角；城镇河流；水文污染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曲解与辨正
——以《旨趣》为中心的观念史新解
卓立
历史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暨历史现象学研究中心副教授，重庆，401120；
杨晶
历史学博士，四川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401331。
【摘要】傅斯年是一位颇具哲学素养的理论家，但其“史学只是史料学”思想，却长期被理解为“史料派”反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唯史料论”，由此导致诸多疑点。《旨趣》实际上只是史语所的工作纲领，傅斯年提出“反疏通”是为了实现“集众”工作的可累积性，但其本人治学并不反对“疏通”。无论是把傅氏理解为兰克后学，还是理解为“新宋学”，都忽略了其最为重要的科学主义立场和哲学前提。傅氏科学史学的核心方法论其实是比较语言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言”主要指口说的“语言”而非文句考据的“文字”。正是基于比较语言学已经在近代发展出较为确定的类型学理论，傅斯年才敢提出重建科学古史、光复“汉字”的科学史学主张。傅斯年虽然与历史主义者一样共同反对历史规律研究、强调以史料研究为本，但本旨截然不同。傅斯年是在现代哲学转型背景下放弃了近代理性主义立场，转向与“语言转向”暗合的融贯论的新实证主义，其史料观是一种观念史料观。
【关键词】科学主义；新实证主义；实证史学；观念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