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小麦的推广种植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强化
【作者】任文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作为一种社会时间，先秦时期的“四时”观念与农事活动的周期有着密切关系。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借助植物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佐之以必要的文献材料，梳理小麦在殷周春秋之际推广种植的时空特征，可以发现其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萌生与演进存在极强的时间继起性与空间重合性，从而为探讨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作为“四时”观念得以萌生的起点，“二时”观念能够客观反映殷商时期中原地区特定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固有的农事活动周期，也能有效指导农事活动的开展，但小麦以其特殊的生长节律，嵌入到春种秋收的农事周期中，则对“二时”观念形成了一定冲击，进而推动“四时”观念的萌生；另一方面，爬梳古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在“四时”观念中相对晚出的冬、夏两季，皆与小麦存在联系。由此，足见小麦的推广种植是促使先秦时期“四时”观念不断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秦汉田税征收方式及其变化过程
【作者】李恒全，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许欣，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秦至西汉前期存在着“税田”和“税产”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这两种田税的计算方法反映着同一种田税的征收方式，即在一定的税率下，田税按农作物的实际产量征收。但实际产量每年是不同的，因此，田税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西汉后期，田税的计算方法发生了变化，但田税仍然是按实际产量征收的。东汉章帝时，进一步完善了应税田地的统计制度，但并没有改变田税的征收方式。从岳麓书院藏秦简《数》和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的相关例题看，在田税的计算和征收中，并不涉及亩产量的问题，而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标准亩产量和田租定额的证据，说明秦汉田税不是定额税。按土地面积征收的田税和刍稾税，与按户征收的户赋和户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税，每户都征收相同数量田税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因此，秦汉田税并非按户征收。东汉末，田税征收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按实际产量征收的浮动税变成了亩收固定数额的定额税。
清代微服私访与官员司法形象的多重建构
【作者】顾元，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孙永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8。
【摘要】“微服私访”是指换穿便服、隐瞒身份对疑案民情进行实地访查。作为一种以官为主体的司法手段，微服私访通过奉旨、官遣、亲访、遣员或托民的方式启动，在清代民刑疑案、州县治安以及监督监察中起到了侦查取证、缉捕罪犯与司法威慑的作用，但地方一人政府下的权力集中化与证据辨伪困难等因素限制了其适用空间。民众钟情于清官私访的“集体无意识”，促成文学作品对微服私访司法效用的夸大。官方文本则借助于权力的“话语资源”影响民间创作，共同塑造私访者“清正”“勤慎”之形象，力图巩固司法体制的正当性。与之相异，讽刺与谴责文学有意淡化微服私访的司法功效，转而突显其工具性质，以揭露司法腐败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清官私访的司法意象。
晚清中央银行体制的形塑
【作者】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钟钦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缓解财政危机和推进币制改革，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银行，组建了户部银行，后改组为大清银行，尝试构建中央银行体系。就制度而言，户部（大清）银行以章则明定拥有发行货币、监管市场、经理国库等职能，已初见央行模型。从实践来看，户部（大清）银行在巩固纸币信用、缓解金融危机、调和全国汇兑等方面，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过程糅杂中西，既有对当时欧美央行制度的借鉴与深化，更是对中国传统经验的利用和改进。若从现代中央银行的理论去审视，这些举措多有不成熟之处。但若对比同时期其他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这些举措仍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早期中央银行体制，而且基于中国社会的主动实践，参与了世界央行体系的构建。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预算的编制与运作
【作者】徐鹤涛，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江苏，苏州，215000。
【摘要】国家预算是北洋政府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洋政府时期出现过两部通过立法机关审议的正式国家预算，六部已由行政机关编成、但未完成立法审议的国家预算案，三部由政府委托机构编出的国家预算参考册。它们多不能反映财政实情，于约束政府开支方面作用亦有限。即使是在被认为预算执行较好的1914、1915年，预算数字也仅有部分约束力。而在其他时期，由于政治混乱、财政困难、地方不听命于中央，国家预算更难起到应有作用。不过，北洋政府时期的预算虽难实现对财政的刚性约束，但常被作为整理财政的起点、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的参照和弱势部门争取经费的手段，实际仍以柔性的方式嵌入财政的日常运作中。
隐藏的记忆：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
【作者】张陈，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讲师。北京，100091。
【摘要】早在1928年，南昌起义参与者已开始纪念南昌起义，这是中共纪念南昌起义的首次实践。1929年6月，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举行反帝战争日运动的指示中，中共中央明确发出了纪念南昌起义的号召。此后，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像一条隐形的线索，藏于反帝战争日运动之中，与其并轨而行、高度融合，先是在1929年通过罢工游行等温和的示威活动来表达，尔后在1930年转以武装暴动的激进方式来传递。从1931开始，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纪念南昌起义”之意蕴，逐渐从中共“八一”工作中被剥离，到1932年已基本消退。红军成立纪念日确立前中共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及其变化，是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村财政管理制度探析
【作者】李叶鹏，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摘要】村财政浪费一直是抗日根据地面临的难题，能否治理好村财政，牵涉到政权合法性的根基。太行与太岳根据地管理村财政较为成功，其思路是将村经费开支纳入地方粮款范畴，由县、区政府统一管理。太行区第五专署的事例表明，这套制度在各县得到了较好执行，根据地的村财政开支水平由此明显降低。新出现的账本材料，也证明该制度在基层运转较好，村级经费征收与开支多符合规定，村级账簿体系也建立起来。
约翰·密尔对权力与干涉限度的思考——以密尔评论《接触性传染病法案》为中心
【作者】张晶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接触性传染病法案》是英国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管控性病传播的重要法案。密尔有关此法案的评述，他参与废除法案运动和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等社会行动，体现了他对该法案所关涉的权力与干涉限度问题的多维度思考，这远非“伤害原则”所能涵盖。密尔关注权力的形式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医学权威无法为该法案提供合法性，围绕此观点的论述展现了他对权威、真理与个人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传染病防控的语境下，密尔并未划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统一标准，而是在考虑到个人自由、道德提升、社会进步等情况下来判定干预界限，这是一种在情境中应用功利主义的做法。密尔对法案执行和废除法案运动的观察，推进了他对女性争取选举权意义的认知和两性共同治理的构想。通过解读密尔关于该法案的评述，可丰富、深化甚至修正我们对于密尔某些核心政治理念的理解，启迪我们在公共卫生语境中如何看待权力与干涉限度等问题。
·环境史研究·
改变世界的奎宁：全球环境史视野下人类对金鸡纳的认知、引种及影响（1853—1939）
【作者】王林亚，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疟疾在18世纪成为欧洲向热带扩张的关键制约因素。源于欧洲在17世纪开启的殖民药用植物学勘探浪潮，生长于南美洲的金鸡纳在1630年首次被发现。围绕金鸡纳树皮是否具有抗“热病”效果，欧洲医学界展开了争论，直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从树皮分离出奎宁后，金鸡纳的抗疟作用才在西医传统权威中树立牢固地位。欧洲列强对金鸡纳的争夺导致南美洲森林资源的枯竭。19世纪中叶，欧洲将金鸡纳移植到热带殖民地，以荷属东印度为代表的东南亚种植园在世纪末主导了世界奎宁生产的金鸡纳供应市场。奎宁对欧洲向热带空间拓殖的保障引起了殖民格局的变化，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抗疟药物，实现了“政治性”向“社会性”功能的转变。欧洲对金鸡纳的探索、认知和移植，是一场关于金鸡纳生态知识的跨国流动，也重塑了南美洲和东南亚的生态结构。
·学术评论·
“底层眼光”下的战争书写
——以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为中心
【作者】崔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马维熙，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一书论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战时的暴力与死亡以及战后的情感与记忆，无辜的平民是绝对的主角。凭借“底层眼光”这一视角，梅著走出了一条相对中立的太平天国战争研究路径。以余治、张光列等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救时言行和苦难记忆，特别是平民群像展现出的江南下层人士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尸体埋葬和死难纪念，凝聚成“底层眼光”下普通人的战争书写。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多元的史料运用，使得梅著呈现出精彩的学理识见，却也让它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理论痕迹，虽然这是梅尔清一再回避的话题。不拘泥于所谓的理论或方法，全力倚靠档案找寻、阐释历史细节，是梅著带给我们的治史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