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从虎溪山汉简《计簿》看汉初县属啬夫的分化
【作者】邹水杰，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虎溪山汉简《计簿》记载了汉文帝后元年之前某年沅陵侯国的总体情况，其中记载有六个乡和少内、库及唯□等县属机构的吏员配备。张家山汉简《秩律》规定县属诸官为“有秩”的等级，而沅陵侯国下属诸官啬夫则全部为“斗食啬夫”，松柏汉简中也出现了标明级别的“西乡有秩啬夫”，说明汉文帝之时，县属啬夫分化成了“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这是汉代官秩体系的重大变化。此前的研究揭示了汉文帝对高级官吏的秩级作过调整，沅陵侯国《计簿》测则显示低秩官吏同样也被改革了官秩，时间可以限定在汉文帝六年至后元年之间。汉文帝时期在保留有秩啬夫的同时，将小县诸官和小乡的啬夫降为斗食，符合从汉初开始县级秩等向下延伸的趋势，也使得县廷确立了对廷外诸官的政治强势。
从非刑到常法：清代锁带杆墩源流考
【作者】姜翰，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清代乾嘉以后，地方政府为解决盗窃等犯罪“情重法轻”的困境，创设了锁带杆墩之法。以嘉庆朝四川总督上奏为开端，锁带杆墩逐渐摆脱了“非刑”身份，但也形成了一省一例、多有抵牾的参差局面。实践中，锁带杆墩形成了依照条例适用与权宜适用并行的局面，虽然施行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犯人脱逃与借机讹诈的问题。锁带杆墩同时包含了耻辱刑与自由刑双重属性，以及惩罚、限制再犯与改造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刑罚体系的执行方式，推动了以监禁为核心的刑罚模式的形成，预示了刑罚变迁的方向。
异乡的“熟人”——清代徽人同乡组织救助体系中的保人
【作者】郭睿君，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安徽，合肥，230039；北京，100101。
【摘要】保人参与到入堂厝棺、义园埋葬、棺柩归籍，以及归乡、就医、领养等各类同乡组织救助中，是整个救助体系得以循序运行的关键，是救助成立必不可少的条件，且为受助者承担着担保责任。“熟”是选择保人的关键因素。以熟作保，在当时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伦理观念、法律制度之下，成为了最便宜有效的构建救助组织与受助者之间关系、实现救助目标的方式。以熟作保在城镇各类事务中的广泛存在，显示出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在城镇的延续和发展，映射出传统乡村关系网在城镇的迁移和复制。而从保人参与和身份来看，同乡组织并不能完全复制一个乡土熟人社会，保持如乡土熟人社会中的明确边界。经济关系中保人强调的是“保”，在保人身份的选择上，侧重于保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即代偿能力和信用度。而在同乡组织救助中，保人强调的是“人”，即更看重保人的熟人身份，更多的是为得到一种确认。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渗透华南地区的应对——以福建事变为中心
【作者】黄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觊觎与侵略有全方位的战略考量，除在华北步步进逼外，日本也意图渗透华南地区，扶植亲日反蒋政权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福建事变爆发前，日本对福建的渗透，既是基于日本传统的对闽政策，也意在利用粤桂闽三省的反蒋力量。福建事变爆发后，福建人民政府虽明确表示反蒋，但也与日本和中共协调以求生存。台湾军企图暗中干涉福建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展开行动。日本因素遂成为解决福建事变中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南京国民政府利用民族情感，制造了陈铭枢等人“联共通日”的舆论，同时也联系日本，力图避免日本干涉。随着福建人民政府的垮台，福建事变落幕。在日本侵华背景下，围绕福建事变中日本因素的明争暗斗显示，对日关系已成为国民党内争中各方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因素。
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关余事件的干涉
【作者】孙毓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1923—1924年，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提出争取关余，引发列强武力示威，其中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从与列强“共同采取措施”转变为外交交涉“主导方”，延续炮舰外交思维，推动武力干涉；与此同时，在广东生活的美国人较为同情南方政府，他们亦积极于关余事件的沟通，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美国驻华公使调停下，实现南方政府获得部分关余用于水利建设的妥协方案。美国政府的态度及行动体现了其远东政策和对华战略诉求，而关余事件的处理结局，亦为南方政府外交转向和中国南北政治局势的发展埋下伏笔。
1949年末蒋介石西南军事经略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明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1949年的西南战役是国共双方在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大决战，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对西南战役高度重视，从台北飞赴重庆，亲自主持军政要务。关于蒋介石为何以身犯险，本文从个人权力的角逐、国际局势的演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蒋介石在川渝前后共26天，不仅亲自主持军政事务，运筹帷幄，甚至还直接指挥作战，力图扭转危局。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战以惨败告终。近百万国民党军队或起义，或投诚，或被解放军歼灭，蒋介石本人被迫飞离成都。成都解放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挣扎彻底失败。导致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之军事经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军事战略方面的失误，又有思想信仰丧失导致士气低落的成分，还有其内部派系矛盾导致的严重内耗，失去民心导致的断绝后援等均不可忽视；而中共与之相反，高下尽现，至此已占优胜之势。
论美国内战前女性公共演说——以女性废奴社团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鲁迪秋，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上海，200234。
【摘要】随着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在美国兴起，1833年10月，波士顿出现首个白人女性废奴社团。此后至内战前夕，美国出现大量类似的女性废奴社团。这些社团在为女性提供公共演说的机会和训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女性废奴社团支持、鼓励女性就废奴主题发表公共演说。格里姆克姐妹是女性废奴演说者的典范，她们的演说事业体现出女性运用公共演说来推动社会改革的过程与意义。另一方面，美国女性废奴社团三次召集全国性女性反奴隶制会议。这些会议让女性得以在家庭之外的公共场合就奴隶制问题发表见解，也进一步暴露出女性群体内部以及公众对待女性发表公共演说的不同态度。公共演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表达方式，具有浓厚的政治性质和明显的性别界限。不同于女性在印刷文化中的活跃表现，女性发表公共演说遭遇更强劲的阻力。所以，女性废奴社团为女性提供了公共演说的重要平台与必要支持，促使女性成为推动废奴运动发展的积极力量，拓宽了女性公共参与的维度。
1878—1908年英国养老金立法之争
【作者】吕晓燕，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19世纪以来，英国老年群体的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突出。1878—1908年，英国社会围绕养老金是否立法以及养老金方案选择等问题出现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老年贫困源于客观环境和制度因素，强调老年公民的奉献和权利，主张养老金立法;而反对派坚持贫困属于个人责任，力求在现有制度之内的改良，反对国家干预。争论双方的观点分歧背后隐含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20世纪初，关于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经济社会的紧张局势以及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等因素共同促进了英国舆论观念、国家角色和社会政策的转变。最终，通过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支持呼吁和议会政府自上而下的调查取证，共同推动了养老金的立法。
·近代学术思想史·
钱穆对中国天下观的诠释与解析
【作者】刘保刚，历史学博士，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天下观如何形成？内在理念是什么？对中国自身有何影响？作为中国文化的辩白者，钱穆先生对此有系统的阐述。钱穆认为中国天下观不是地理、政治、文化等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中国天下观是一种心胸，一种道义，它以人文关怀为本。它追求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大通之道，而不是消灭差异的大同标准。中国人所说的大同是大处同，而非处处同。由人总是人，人性善这个大同，求人与人能够心灵、情感相通。中国天下观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所造成。中国天下观对中国疆域、民族、文化的形成都有深远影响。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作者】徐国利，历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3。
【摘要】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作者】杨华，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风靡学界。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由滞后到火热，1999年是其传入大陆的节点。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被大量引介。同时，大陆学者积极开展新文化史实践，在城市史、医疗卫生史与身体史、书籍史与阅读史、表象史与记忆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陆新文化史的收获是，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主要问题为，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研究碎片化，缺乏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存在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未来新文化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加强跨学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