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论墨学技术理念与秦文化的关系——以“连弩”为标本
【作者】王子今，作者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27；北京，100872。
【摘要】秦始皇海上出行的故事中可见以“连弩”“射杀”海上“巨鱼”的情节。秦军重视“弩”，“连弩”很可能已用于实战。《汉书·艺文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应是有关“连弩射法”的军事教程或训练条令。汉代军事史也有使用“连弩”的战例。《墨子·备高临》说到“连弩”形制，似与一般的“射兵”不同。墨学之“秦墨”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影响，可以通过有关“连弩”的考察从一个侧面有所说明。《墨子》“连弩”说体现的技术追求和科学理念的实用主义倾向值得注意。这种倾向与秦文化基本风格的一致性，也有必要深入考论并详尽说明。
家国之间：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
【作者】钟良灿，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重庆，401331。
【摘要】秦汉时期的私家奴婢，既是主家的财物，又是主家的“家人”。因其二重身份，私家奴婢既计入“财物簿”，又依主家著籍，计入主家总人口。私家奴婢承担国家算赋和一定的徭役任务，但作为主家财物，国家也有保护主家相关权利的义务。国家在承认私家奴婢财物性质的同时，也将其作为“人”进行管理，从法律上保障其生命权及其他权益。秦汉时期奴婢虽属贱民，但与编户民之间尚未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与唐代相比，其“物”的属性尚未固定下来，但总体趋势是逐渐强化。私家奴婢处于主家与国家之间，其编户化与反编户化，直接影响着秦汉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的数量和质量。
唐代的两种格及其演变
【作者】黄正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敦煌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唐代的格有两种类型：制敕编辑类和非制敕编辑类。前者因带“敕”或“年月日”的不同而有多种体例，后者体例单一，是有司将所拟定的相关规则或标准按类别逐条呈现。两种格在唐后期都有编纂，尤其后者编纂频繁。制敕编辑类格在唐后期一方面向格后敕、编敕转化，另一方面向刑部格演变；非制敕编辑类格在唐后期的作用范围日益扩大，逐渐成为格的主体。到宋代，只剩下非制敕编辑类这一种格，且因其含有规则或标准而被定义为“设于此以待彼”。学者论述唐格时不能只关注其中的一种而忽视另一种，才能避免出现议论的偏差。
宋代记注官直前奏事考论
【作者】蒋振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宋代一般官员奏事，需经中书请旨后牒知门；直前奏事的官员，则可免申中书，直牒门。北宋中期以前的记注官不能直前奏事，神宗熙宁四年，张琥凭借记注兼谏官的身份，争取到免牒直前的奏事特权。元丰二年，允许不兼谏职的普通记注官后殿直前陈述史事。南宋绍兴三年，宋廷重申元丰二年诏令，普通记注官稳定地享有了直前奏事的权力，奏事内容逐渐突破史事的限制。隆兴元年，通过左右史胡铨、王十朋的奏请，普通记注官最终获得免牒特权。宋代记注官的奏事权，与皇权、相权之消长密切相关。君主将“二史直前”视作下情上达的“言路”之一，为防范大臣壅蔽，选择支持记注官直前奏事。通过掌管信息通进的门，皇帝可对记注官直前奏事进行干预，将其纳入可操控的范围之内。
“革命”是否“革官”？辛亥革命前后的县官人事变动
【作者】杜佩红，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苏州，215031。
【摘要】一般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平缓的“革命”，虽然国家整体上完成了从传统王朝向共和制度的转变，但地方政治结构所受冲击较小。而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州县官普遍受到冲击，很多州县官弃职逃亡，原有的州县官流动模式被打破，地方人事发生了一轮较大的重组。从革命的具体进程来看，这种冲击是多形式、多层次的，不同地区州县官的命运存在显著差别。革命后，原有的地方官制被打破，而新的官员选用制度又未建立起来，一部分地区的县官选任陷入混乱，造成新晋的地方官流品不齐。在全国政局趋于稳定后，各省开始规范县知事任用，大量有科举功名或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本地精英及回籍官员被委任为县知事。在这一轮重组中，传统的地方官本籍回避制度被打破，各地普遍出现本省为官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公医制新探
【作者】姬凌辉，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清末民初，时人已关心县乡卫生建设问题，并率先选择若干个县进行卫生试验。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接手县乡卫生行政事业，转而开始推动县卫生院的铺设。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公医制曾引发社会各界广泛讨论，此后国民政府亦制定了公医制度。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南、西北地区过于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的重视，此后卫生署奉令以“公医制”之名开展县乡卫生行政组织建设，遭遇诸多困境。战后复员阶段，国民政府复有重新规划全国公医事业之举，但限于财力、人力、物力，加之时局急转直下，公医制最终潦草收场。作为一场由国民政府主导的失败的卫生行政试验，其成效与不足之处如今仍然值得再议。
脆弱的情报：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作者】张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近代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2488。
【摘要】全面抗战前夕，为应对国际情报领域无干部、无组织的状况，蒋介石授命王芃生成立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作为国民政府战时情报体系的一环，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公开来源情报为基础，致力于宏观层面的战略情报研究，在情报搜集、政策设计、舆论宣传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派系冲突的加剧与中日战事的明朗，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与其他机构的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英国特别勤务处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介入，也使王芃生心生退意，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去情报化”，使之向一个较为公开的政府机构转变。抗战胜利后王芃生病逝，国际问题研究所谋求改组的计划失败，被迫全员遣散。
二战后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收复南海诸岛之因应
【作者】刘玉山，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二战结束后，外交部配合其他行政职能部门为收复南海诸岛进行了一系列的具体工作，比如组织对新南群岛位置的确定及与团沙群岛之关系；全程参与团沙群岛收复会议，能够坚持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在法军恫吓永兴岛、侵占附近之白托岛期间，外交部官员能够充分运用最新国际法与之进行有理有据有节的外交交涉，并积极为做好国际仲裁做好资料整理搜集工作。任何与军事有关的外交折冲一定是以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国民政府只能抓住西沙群岛之核心永兴岛，而包括白托岛在内的南海大片岛礁并不能派员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后来我国南海诸岛部分岛礁为越南等国侵占埋下隐患。军事实力固然是重要原因，国民政府高层对于国家海洋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近代英国的土地家族化现象及其成因
【作者】王元天，历史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天津，300387。
【摘要】在17—19世纪，土地家族化现象在英国盛极一时。人们利用契约分割土地权利，将其在家族成员之间重新分配，以保障土地在家族内部代代相传。英国人对于土地家族化的追求，在封建时代长期受阻。这使得英国最终并未走上依赖家族共同体来构建家族地产的道路，而是从自身注重个人权利的传统中找到了其他方案。英国的土地家族化进程和私有化进程是同时向前发展的，家族地产构建方式则是土地私有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性体现。这种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土地家族化模式高度依赖于土地的私有化以及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与中国古代的情况迥异。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土地家族化模式为参照，将会提供一个他者视角，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英国的土地家族化现象及其成因。
浪漫与理性的抉择：自然价值与吉福德·平肖资源保护理念的构建
【作者】赵万武，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美洲史研究院讲师。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吉福德·平肖作为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虽然认识到了自然价值的多元性，但受发展进步观的影响，基于自然的经济价值和工具价值构建了带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资源保护理念。平肖丰富的户外生活阅历、理性的“科学林业”知识训练以及对美国森林等自然资源的深度了解，为其提供了观察自然的多重视角，进而形成了兼具浪漫主义情怀和理性思考的自然观。一方面欣赏自然的美学价值与精神价值，尊重其内在价值；另一方面推崇自然的经济价值和工具价值。但平肖在考量了美国的社会经济现实之后，仅以自然的经济价值和工具价值为支撑，构建了以“科学管理和明智利用”为基本原则的资源保护理念。平肖的资源保护理念是“科学林业”知识与美国国情结合的产物，推动了资源保护运动的开展，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制约了其长效性。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挑战与新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路
【作者】陈峰，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成员。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致力于去教条化，逐步告别经学模式和经学思维，走上科学求真之路，着手建构本土化的历史体系。面对实证史学的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包容态度认可其合理性与有效性。对于西方史学的冲击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借鉴与批判并重，但历史观的冲突仍难以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与“告别革命论”和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在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取决于其自我变革、自我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以及角色和定位的转换。
全景式、重实证的圈地运动研究——读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作者】吉喆，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南，新乡，453000。
【摘要】圈地运动曾经是国内学界世界史研究的典型话题之一。在近三十年沉寂后，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的发表，格外引人注目，是英国土地产权研究的标志性创新成果。传统观念认为圈地是为了改变土地经营方式，而在这篇近八万字的长文中，作者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将圈地运动与土地私人产权明确化联系在一起。侯建新教授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判断圈地是否合法的依据，证明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法制框架下进行的，并非完全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对于长期以来学界所忽视的农民圈地以及饱受诟病的领主圈地，作者运用数据分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做了实证性考察，并重新估算了广受关注的16世纪英国圈地规模和社会影响，直接对话外国同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