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从华夷之辨到价值认同：重审儒家天下观
【作者】曾振宇，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刘飞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华夷之辨以进退于礼乐文明为转化机制，侧重于“中国”的准入性。由此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促使学者在民族国家叙事面前坚持“文明国家论”，但这难以构成对民族国家叙事的真正批判。中国古代秉持的是不同于国家叙事的天下观念。儒家的天下观把仁义视为华夷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强调通过文德双修、爱人正我而使远人慕义来朝；希望通过施行仁政获得民心，维系天下，克服“国家”的强力色彩。宋人基于华夷之辨努力塑造“中国观”，对于“天下认同”已无多奢求。天下的价值认同维度得以可能，须经公私之辨的转化，其对身份、人格、权利的触及是对“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重申和证成。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隆兴和议誓书“叛亡”条款与乾道初年宋金外交博弈
【作者】胡斌，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871。
【摘要】隆兴和议誓书中“归被俘人，惟叛亡者不与”，是宋金双方关于处置绍兴末年至隆兴时期战时越界军民的协议。而双方对于“被俘人”的不同理解，为日后的外交争端埋下了伏因。乾道三年，金朝依约取索“俘虏”，被宋朝回绝。乾道四至五年间，金朝镇压沿淮地区侍旺叛乱时，指责宋朝收容南渡的侍旺余党违反了和议。迫于压力，宋朝只得在发遣侍旺余党的同时，接受金朝取索“俘虏”的要求。这一外交失利触发了乾道六年南宋祈请陵寝与更正受书仪的外交斗争。乾道初年的宋金外交博弈，是隆兴和议时期矛盾的延续。博弈进程，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国内各派力量斗争共同推动。总体来看，两国内部维护和议的力量均占上风。这是隆兴和议得以长期延续、双方愿意根据和议条款判定外交是非曲直的前提。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邓华莹，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季以来朝野各方争执不下的国体政体走向问题迎来抉择时刻。面对已是大势所趋的民主共和的挑战，希望保留清廷、帝制的立宪论者纷纷援引、调适从日本输入的国体政体理论，或扩充国体政体类型，构建包容帝制的“共和新体”；或辨析国体政体，剥离君位与君权的关联，从而尝试破除君主与民主对立的流行认知。尽管立宪派的国体政体观念纷繁参差，但大都承认统治权属于国民，与革命党的国体政体立场颇有相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君权政治已难以自证其正当性，而中国也进入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的新阶段。
传染病防控与民国时期澳门城市治理的近代转型
【作者】曾志辉，，历史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320。
【摘要】民国时期，澳门传染病防控经历了“以治疗为主”到“以防疫为主”的演变。在医防结合制度建构方面呈现三个特征：从“零散处置”转向“规模管理”的现代医疗体系；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预防”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从“公共空间”嵌入“私人空间”，并倡导和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此转向既与传染病防控相关的知识增进、观念更新、技术进步密切联系，又是热带气候、地狭人稠、人口流动性强等本地环境相适宜的积极选择。民国澳门传染病流行、防范、控制与城市治理紧密相连，市政当局主导的常态化防疫机制的制度支撑，民间社会和各领域协同联动，多主体跨地域的协作互济，共同构建澳门日渐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内外协同的城市卫生治理体系，折射出澳门社会近代转型的进程与趋势。然因澳葡当局缺乏长远规划、行政作风拖沓怠惰、地方财力有限、华洋隔阂难以消弭等不利因素，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成效。
近代中国的民调主旨与问卷设计分析
【作者】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从1920年代开始，受西方兴起的社会学调查方法影响，各色各样的民调在中国出现。民调的品质取决于调查主旨的确定和问卷设计。统计显示，近代中国的民调涉及政治、外交、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政治始终是不变的主旨，这为从社会心理维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政治及其变化提供了资讯。在问卷设计上，尽管因意趣各异，不同民调呈现出较大差别，但国外同行有关民调设计的技术讲究在近代中国民调中亦有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民调结论的可信度。近代中国民调的技术缺陷主要表现为部分调查主旨不明，问卷题目杂乱无章。在方法论上，一些民调预设答案或违反对称性原则，或受政治影响，自觉不自觉使用诱导性语言，降低了民调的整体质量。
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与乡村社会变动
【作者】朱东北，历史学博士，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301606。宫炳成，历史学博士，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省，吉林市，132012。
【摘要】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1949—1961年故宫博物院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考察
【作者】徐玲，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1949—1961年，传统王权宫殿和原中华民国国家博物馆的双重身份，使故宫博物院的改造问题变得异常复杂。这表现在，既有如何处置传统皇权建筑、收藏等物质层面的历史性，又有如何调整中华民国博物馆陈列模式以期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的现实性两方面问题。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仅在故宫博物院空间改造问题上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态度，同时在陈列模式、藏品体系上赋予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用“人民性”置换了传统的“皇权观”，完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革命性改造。
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
【作者】李振文，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摘要】贵族是俄国的特权等级，但贫困却是俄国贵族的长期特征。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是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彼得一世的政策打击了大贵族，促进了部分小贵族的崛起。俄国的领土扩张、特别是瓜分波兰之后，当地的封建主进入俄国贵族等级，大大增加了俄国贫困贵族的数量。到19世纪中期，俄国贵族面临严峻的经济危机。农奴制经济的结构性危机、贵族债务的增加、小领地贵族及其农奴的大幅萎缩，表明贵族的贫困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政治顽疾。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以及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公民意识的兴起：一战时期英国慈善活动的新发展
【作者】周真真，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浙江，杭州，311121。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前线战场与后方民众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在志愿参军之余，后方民众对前线的支持大都汇入到各种慈善活动中。民众的积极参与使慈善活动拥有了国家立场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情感，对责任的认知促使不同阶层的人在慈善活动中不断交融，打破了原有的阶级固化，并直接增强了慈善与政府公共行为的合作。战时慈善的这些变化有力昭示了英国公民意识的兴起，即对国家的认可以及对作为国家公民责任的认知。这种公民意识，不同于传统的道德责任，不仅使慈善机构成为英国汇聚社会力量、弥补政府功能不足的重要渠道，也为此后慈善活动的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德国纳粹时期《历史杂志》的纳粹化
【作者】刘山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摘要】作为一门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科，历史学应在关注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同时，不屈服于现实。德国长期以“科学”和“独立”著称的《历史杂志》，却在纳粹上台后逐渐转向纳粹化，在经历过“主编易人风波”后，更是通过提升主编权力、改变办刊宗旨和增加纳粹主题刊文数量的方式，完全屈服于纳粹政治，沦为纳粹的附庸。在此期间，由于杂志刊发了一些纯学术和批判纳粹类型的文章，后世学者往往把它看作“消极抵抗”的代表。事实上，这种行为只是杂志号召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治服务的一种手段，不能被视为抵抗纳粹的证据。《历史杂志》的纳粹化对德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仅助长了德国的反犹主义行为，美化了纳粹的侵略行径，而且降低了德国传统政治史学的权威性，削弱了杂志自身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使其丧失了在全球史学界原有的地位。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圣徒传记与中世纪盛期西欧教俗关系变迁
【作者】王珞，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中世纪盛期的12、13世纪是西欧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急剧扩张、俗世生活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多样性时期。为了因应剧烈的社会变动，基督教会的知识精英需要调整“教俗”关系，将新的社会阶层的世俗生活方式纳入基督教社会主流价值的图景之中。通过使用“圣徒传”这种历史悠久、流布广泛的传统文体来描摹“当代”历史人物，教会知识分子塑造了一种以慈善维系地方社会凝聚、高度社会化，并以肉身苦修为特点的俗人圣徒形象。
试论现代“革命”概念的创生与发展
【作者】黄艳红，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上海，200234。
【摘要】作为政治概念的“革命”，是从意指循环往复运动的天文学术语演变而来。在西方语言中，“革命”直到17—18世纪之交才开始成为常用的政治概念。在启蒙时期的法语中，“革命”在政治上主要是政府事务中突然的变化和动荡的意思。不过，在传统的消极被动意义之外，当时产生了有关革命的进步主义、意志主义和危机论的话语。在法国革命初期，革命者综合这些既有的话语和意义，创造出现代“革命”概念，并以单数的“法国革命”来称呼当时经历的事件、赋予这些事件以世界历史意义。法国革命之后，对于这场革命的反思产生出有关未来社会的宏大且明确的蓝图，并产生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新概念，“革命”也因而成为一种集体单数式的世界历史概念。在现代“革命”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革命”从被动的经历转变为人为的主动创造，从瞬时和突然的事变转化为关于未来进程的信念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