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笔谈
本期组稿六篇文章，大体在史学观念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维度上，分别聚焦当代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及当代俄罗斯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段演进与学术成就，或概述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外情境，或探讨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际史学界中的学术地位。这些文章大体涉及有关史学流派与史学实践的演进、史学理论方法与学术形成机制等问题，试图廓清全球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演进路径、主题领域和思想自信，最终从根本上有助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精神家园，助力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文化软实力及国际影响力。
凯歌行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732。
苏联及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刘爽，历史学博士，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黑龙江，哈尔滨，150028。
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百年流变及其影响
【作者】徐良，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江西，南昌，330022。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英国范式及学术路向
【作者】梁民愫，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200233。
20世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述
【作者】黄璐，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上海，20043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特点与发展趋向
【作者】张越，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5。
·专题研究·
从朝觐站班“五爵三等”看周代封国政治的血缘性——基于《逸周书》的解读
【作者】于薇，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通过对《逸周书》中《王会》《明堂》两篇文献详考、绘图可见，其所述诸侯朝觐天子的仪式中，诸侯政治等级除常见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外，在仪式空间、诸侯站班等细节中，还存在一种“三等”结构。所谓“三等”，即举行仪式的空间呈上、中、下“三层”或内、中、外“三重”；在仪式中，诸侯距天子远近、莅位尊卑、站班高低也分为“三等”。“三等”诸侯的身份分别对应同姓、异姓和庶姓。“三等”结构反映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缘亲疏关系。周代国家政治规则中诸侯权力结构是多类型、多层次的，其中血缘性因素对封国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朝觐礼中“五爵三等”形态背后的权力结构由周初血亲原则主导下的诸侯分封引发，也显示了分封制对于周代血缘政治的塑造。
劝募与捐献：宋代南方桥梁建设中民间资金筹措方式述论
【作者】祁琛云，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桥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属于由政府供给的公共资源，理应由政府出资修建，宋人也明确提出“桥梁道路，责在有司”的观点。然而在宋代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受财政中央化趋势的影响，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包括桥梁等在内的诸多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通过向民间集资的方式筹措建设资金。尤其是桥梁众多的南方水乡地区，民间财富是最重要的修桥经费来源。民间资金主要通过官员劝捐、僧侣募捐及民众自捐等方式融入建设经费。正是在民间财富的融入与支持下，宋代水乡桥梁建设事业长期处于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宗藩之破：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朝鲜撤兵问题考述
【作者】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匡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撤兵条款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为将清军彻底撤出朝鲜，谋划和主导了中日撤兵交涉的全过程。日本先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撤兵策略，以双方共同从朝鲜撤兵为幌子，诱使清政府同意从朝鲜撤兵。而清政府正值中法战争，担心日法联手而两面受敌，同时希望借机让日本从朝鲜撤兵，以“转圜之计”的暂撤考量同意共同撤兵。天津撤兵谈判中，由于李鸿章受到伊藤博文避重就轻、软硬兼施等谈判策略的误导，以及倚恃作为宗主国的将来派兵权，在撤兵时间和范围上均做了妥协，且在没有限制日朝条约内日本在朝驻兵权的情况下，形成了尽快撤尽驻朝两国兵弁的撤兵条款。此条款基本按照伊藤要求形成，反映了日本侵略朝鲜的手段和东亚扩张思想，是李鸿章失策的妥协条款。
民初承审员选任制探析
【作者】银品，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民初实施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承审员作为辅助县知事断狱的准司法官，其选任的制度设计与实际运作呈现较大落差。在选任资格方面，形成司法部严定标准和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借故变通现象；在设缺门槛及选任员缺数方面，司法部仅模糊规定最高限额，各省高等审判厅审核态度取决于县署能否自筹经费；在选任权方面，司法部致力于提高各省司法机关的主导权，但县知事牢固控制承审员的推荐和任用等权，导致承审员对县知事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承审员选任的运作实况与设计理念的背离，折射出中央威权相对弱势背景下央地司法人事权的激烈博弈，反映了近代以来基层制度转型的复杂性。
战争与民生：全面抗战时期重庆自来水公司运营研究
【作者】徐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重庆交通大学讲师；刘志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重庆，400715。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渝，重庆市厂矿林立、人口激增，自来水供需矛盾凸显，重庆自来水公司因此获得了战时难得的发展机遇。因自来水事关民生，且属公共事业，国民政府及重庆市政府自始介入其创办与扩建全程。重庆自来水公司便借助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以招股集资、银行贷款等途径筹措营运资金，并采取赶工抢修、设置临时水站、分区定时供应等办法保障战时供水安全。在艰苦的抗战中，重庆自来水公司虽然亏损，但依然艰难运营，并在保障战时首都军民用水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与近代史体系构建
【作者】兰梁斌，兰梁斌，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胡绳等撰写的相关论著，运用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等理论，实事求是地书写辛亥革命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评论辛亥革命的成败，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中对辛亥革命论述的基础。他们将辛亥革命史的书写与延安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具体背景相结合，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力图有效地维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才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主义的真正继承和发展；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假三民主义、反共愚弄人民的本质，批驳了蒋廷黻等为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服务的错误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认清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本性和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认清革命的任务，起到了重要教育作用。
·疾病与医疗史研究·
府院之争与1918年西北鼠疫防控
【作者】叶宗宝，叶宗宝，历史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信阳，464000。
【摘要】学界对北洋政府在1917—1918年鼠疫防控中的制度建设和山西阎锡山高效防疫动员给予很高评价。但由于对北洋政府应对疫情政治背景和实践逻辑缺乏整体把握，依然解释不清为何这次鼠疫最终仍演变成一场全国性重大疫情。实则，根本原因在于府院之争搅乱了防疫布局。丰镇骚动爆发后，丰镇防疫由何守仁负责，而伍连德则从丰镇调往绥远。但因伍连德并未接受这个安排，北洋政府又不得不增派全绍清到绥远防疫。直到2月中旬全绍清抵达绥远,北洋政府才开始从源头实施疫情防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府院之争与西北鼠疫防控之间的复杂关系。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黑死病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传播及其影响
【作者】何志龙，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教授；田丹，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马穆鲁克王朝延续267年，而黑死病肆虐长达60年。基于伊斯兰教，当时的阿拉伯人认为，瘟疫是真主对人类的考验，应以宗教虔诚坦然面对。因此,在黑死病广泛流行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并未发生同一时期欧洲爆发黑死病期间的鞭笞者运动和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黑死病造成马穆鲁克王朝人口锐减、经济衰退，尤其使马穆鲁克军队遭受重创，进而导致马穆鲁克王朝的土地政策、货币和贸易政策、社会公共政策、政教关系、乌勒玛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变化，边远地区则出现村民从农耕回归游牧的倾向。在黑死病持续肆虐下，马穆鲁克王朝在相对稳定中逐渐走向全面衰落，最终为奥斯曼帝国所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