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叙利亚文明研究”笔谈
【编者按】古代叙利亚以“肥沃的新月带”为中心，是重要的“交通环岛区”和“人类文明交往的十字路口”。古代叙利亚从未在内部形成强大而稳定的政权，但政治上的弱势并不影响其“人类古老文明中心”的地位。“交通环岛区”的地缘因素，使其成为两河、埃及、赫梯、小亚、希腊、罗马等文明交往、冲突、融合的重要节点，对多元文明元素的包容与吸收，也贯穿于古叙利亚文明生成、发展的整个过程。字母文字的发明、一神信仰体系、对西地中海地区的早期探索是其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诸多重要贡献，因此对古叙利亚文明进行专门系统性的研究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与学理意义。国内外学界对古叙利亚文明的认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古叙利亚文明的概念、内涵、时空范围、生成、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都有待深入探究。本组笔谈运用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理论，围绕古叙利亚文明的塑造和发展展开讨论，注重对古叙利亚文明的发展历程进行合理的阶段划分，紧紧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古叙利亚文明继承、延续又有所变化的主线，突出对总体统一性和个体创新性的分析，将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相结合，呈现了国内古叙利亚文明研究的水准，为此后国内“叙利亚学”学科建构奠定基础，也进一步在方法论上丰富“文明交往论”的实践。
古叙利亚文明的流变和特征
【作者】王新刚，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文明”与“交往”：青铜时代叙利亚文明的特征
【作者】刘昌玉，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浙江，金华，321004。
文明交往视域下波斯希腊化时期叙利亚文明特质沿革阐释
【作者】李继荣，历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贵州，贵阳，550001；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后，陕西，西安，710127。
罗马化研究的理论反思──以叙利亚地区的罗马化为视角
【作者】马锋，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罗马帝国时期叙利亚文化精英的身份认同
【作者】郭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陕西，西安，710127。
·专题研究·
西周王臣附属初命王的观念与君臣彝伦的重建
【作者】程浩，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西周时期的周公、祭公等王朝重臣，在时王面前常称先王为“我辟”并自称“烬臣”，无论生前身后都自意为先王之臣。从文献与金文中的种种细节来看，当时的王臣确有一种附属初命之王的观念。这种君臣观念的产生，乃是源于西周实行的“策名委质”制度：臣子一旦经由王的“册命”而建立了“仇匹”关系，便须将身心俱付于所命之王；除非后王进行“申命”，否则其与先王的依附关系并不会因先王去世而改变。西周的这种“仇匹型君臣关系”，是周人基于宗法制对商代君臣制度进行的重要改造，尤其加强了君主对臣子的统御权。革新后的君臣彝伦，由于特别强调君臣的人身依附关系，遂成为后世极致忠君思想的滥觞。
论明代南京快船军役编佥方式的演变
【作者】宋上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明代中期，南京快船军役编佥采用轮役的方式，三年一差，快船军余亲身应役，或按照户等帮贴银两。万历十四年，南京兵部采用一条鞭法改革，将快船军余按照资产多寡编成快丁，征银解部，招募水夫应役，快船军“役”变成了发放工食的“缺”。水夫招募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快船军余，编丁和雇役的对象表现出一致性，称为“派丁充夫”。快船雇役是军户世袭制度下有限制的雇募。一条鞭法改革减轻了快船军役的负担，但仍然延续了“配户当差”的体制，明代南京军、民系统保持着严格的区分。
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研究
【作者】胡存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清代州县官署理制度原是为避免官员因事出缺造成官位空悬而制定的，主要分为实缺州县官兼理、调署以及候补试用人员署理等形式，用以维系地方政府正常运转，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制度的运行，弊端日显，雍正年间已出现督抚任意调委的现象，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皇帝和吏部的人事权；嘉道年间问题愈加严重，主要表现为实缺官员调署过多、佐杂常年委署正印、以“代理”为名长期署理、借由署理逃避处分。清廷虽通过制度调整予以因应，但未能改变署理成为晚清州县官选任的主要方式这一趋势。州县官署理制度的演变对于清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演变的具体原因既有署理制度本身的复杂性、督抚借由署理调剂官员以及朝廷对署理缺乏监督等，也与清朝财政结构和官员数量的制约有关。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建立及性质辨析——兼论中国近代水政的统筹与制度转型
【作者】焦雨楠，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流动站博士后。北京，100091。
【摘要】晚清以来，直隶河务日益衰败，天津境内的海河最先得到修治，但上游的永定河、北运河等仍缺乏有效治理。1917年顺直爆发洪灾，水难问题受到关注。应外交团、驻津领事团之请，顺直水利委员会成立。该会旨在测绘顺直全省河道地形并制定治本计划，在此之前则制定治标计划以善后水灾、维持河道通畅。因治生制，该会经营水利十年，为海河水利乃至华北水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探究该会历程可以彰显中国近代水政的若干特征，该会虽因“中外合办”饱受非议，但始终都是北洋政府设立的临时性建议机构。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派系问题考论（1927—1937）
【作者】王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摘要】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政校西迁，十年间校内异见迭生，对校务影响极大。校内派系活动与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联系密切，前期集中体现为改组派与左派青年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反对“蒋胡合作”的局面，后半期体现为黄埔系在蒋介石授意下的半公开化活动。然而，团体和异见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争的激烈程度应被无限放大。陈果夫和罗家伦分别代表的两个群体，围绕着政校办学模式所产生的分歧，及其对该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校务运作的影响，才是政校“派系问题”的核心所在。标签化的派系研究思维值得反思。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铁路军运力的减弱及应对
【作者】刘瑞红，历史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新乡,453000。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铁路被纳入战时轨道，军事运输成了战时铁路运输的首要任务。随着日军对铁路线的轰炸和占领，国民政府管控的铁路线里程大幅减少，铁路抗战军运能力日渐减弱。为了增强铁路军运效力，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铁道运输司令部，增设调度所和军事运输管理机构，强化联合运输机制，提升铁路与军队协同作战能力，以及加强对铁路员工抗战动员和人事策励等。铁路军事运输虽受到战争影响，其运输能力较抗战前期有所减弱，但在国民政府积极应对和铁路员工的艰苦奋斗下，铁路军事运输为抗战做出了较为重要的贡献。
管制之外：战后青岛走私活动述论（1945—1949）
【作者】马斗成，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山东，青岛，266071；张世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迅速接收、占据青岛，随即执行经济统制政策，管制青岛的进出境贸易，对中共控制的山东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加之美军进驻，一时青岛各类走私频现，成为胶东走私的中心。战后青岛走私所涉群体既有凭借特权借机牟利的国民党军政公职人员、驻青美军等，又有因贸易管制、经济封锁被迫谋生的普通商民，甚至还有朝鲜籍人员，可谓错综复杂，呈现出显著的时代及区域特色。究其实质，抗战胜利后青岛的走私乱象是国民党掌控下的青岛经济秩序崩溃的表现，是国民党贸易统制政策的负面效应，更是国民党当局对山东解放区经济封锁失败的必然结果。
1971—1972年中美领导人关于处理“台独”问题的谈判与共识
【作者】代兵，历史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19。
【摘要】1971—1972年间，周恩来总理与亨利·基辛格助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就抵制“台湾独立运动”问题进行过多轮谈判，美方在此问题上对中方的承诺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美国政府阻止“台湾独立运动”发展，美国官方与非官方人士不得参与、鼓励、支持这一运动；尽力阻止日本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支持；美国政府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抵制在地缘上包括美国和台湾地区，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日本；在美军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之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台湾独立运动”所持态度是较之“阻止”更为强硬的“不允许其发展”。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谁有权书写创伤历史——大屠杀史学在当代以色列的兴起与论争
【作者】艾仁贵，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作为一门以犹太民族的空前浩劫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大屠杀研究在当代以色列的兴起与认同构建相伴相生。国家记忆的现实需要促成了大屠杀研究在以色列的兴起，为了铭记和研究这场大浩劫，以色列专门建立亚德·瓦谢姆国家纪念当局。以色列大学虽然介入大屠杀研究的时间较晚，但快速成为中坚力量，并使之发展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对象。到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的大屠杀研究不仅成为该国学术界的“显学”，而且也跃升为世界范围内大屠杀研究的中心。在书写大屠杀历史的问题上，以色列的各种社会力量都参与其中，并在幸存者和职业历史学者之间、以色列和欧美学术界之间展开了论争和较量。大屠杀史学一直处在以色列认同构建的漩涡中心，苦难叙述与政治认同的交织缠绕，导致它在究竟是一门学科对象还是一种国家记忆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