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笔谈（三）
【编者按】革命和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基本命题。孙中山提出了“建设告竣时，革命成功日”，毛泽东也强调“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都谈到革命与建设两者的关系。革命的发生决不是革命领导者呼风唤雨的结果，须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迫急的现实条件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革命本身当然不应是革命者的追求目标，革命的动机也不能从革命本身获得真正的诠释。革命虽然是战胜堕落、邪恶、压迫和侵略的迫不得已的正义武力反抗，但它并不仅仅为了这个神圣的过程——为了革命而革命，而是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开辟人类的新生活——“建设”，这正是孙中山和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一个带有建设目标的革命，其对于革命的意义而言，更具有决定性价值。但在人类的历史上，革命与建设关系的认识与实践过程是十分复杂甚至是曲折发展的，其两者的关系及经验教训颇值得加以研究、总结，以为镜鉴。本刊2017年6期、2021年第2期发表了笔谈“革命与建设：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研究”及系列之二后，学界反响甚好。这一课题自非一两期笔谈的研讨所能解决，而需进行相关的系列探讨。我们约请有关专家撰文组织了本期系列笔谈之三，冀望有助于推进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末改良与辛亥革命后的建设——以宪法、国会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天津，300387。
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与建设
【作者】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近代中国教育视角下的革命向建设转化
【作者】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专题研究·
秦汉“更始”观念与新莽改制
【作者】王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更始”在先秦时期由单纯表述时序更迭逐渐进入政治文化领域，秦二世诏书已将“与黔首更始”落实在政治运作中。两汉“更始”诏书多伴随大赦吏民、制度变更。吏民以“更始”“更生”取名体现出君民的互动联结。“更始”体现的受命改制在武帝时首先落实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等。元、成之后伴随汉室衰落，“更始”又增添了术数、历运义涵，表现为汉室“延祚”。东汉时期对大赦、改制等层面的“更始”均持保守、警惕态度。新莽全面吸收、利用了武帝以来的“更始”理念。对“更始将军”名号选择以及与“宁始将军”数次互换名号举动的讨论，有助于理解新莽改制的阶段性特征。
宋代任官制度中的零考问题
【作者】李灵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大阪公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外国人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在官、职、差遣分离的宋代任官制度中，差遣是官员实际职务。其年度考核称为“考”，每满若干考后满任，官员获得进入更高资序的年资。宋代铨选机构对官员差遣任期的管理做过多次调整，至北宋元祐五年始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成为两宋铨选中的重要处理方式。如果官员因离职或满任后仍暂时在职，当年无法满一考，则这一部分任职时间称作零考。它是与满任相对的概念。宋代包含零考处理在内的官员任期管理方式，有其制度渊源、运作实态及意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展现了零考问题的诸多制度细节。
清代京钱考论
【作者】吕长全，经济学博士，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讲师。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京钱作为一种区域性货币由来已久，与制钱保持2：1的折算关系。作为实货币，京钱来源于康熙朝七分小钱，主要是由于当时持续的钱贵银贱，朝廷欲以官铸小钱压缩私铸的生存空间；乾隆皇帝的特许，是京钱得以存在并长期流通的合法性基础。作为虚货币，京钱亦锚定制钱（大钱），在道光之前主要发挥价值尺度职能；道光之后，随着白银外流的加剧，京钱以钱票为载体成为流通甚广的通货，以补充货币供给之不足。京钱的使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师、直隶和山东地区，即华北的运河经济圈内，这与乾隆时期直隶和山东较北方其他省份明显的钱贵银贱有关系。至早于道光时期，京钱才扩散到东北地区。
地权配置与社会流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杭县为例
【作者】董建波，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摘要】农村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地权转移是同一变化的两个不同侧面，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是农村地权转移的过程，由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透视农村地权转移。通过分析各个阶层户数占总户数的比重、所有土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分析地权配置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结构，可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杭县农地产权频繁变更，社会阶层发生双向流动，地权配置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大致保持稳定。与学界所论社会阶层结构贫富两极分化和“中农化”的判断不同，杭县代表了近代地权配置与社会流动的“动态稳定”类型。这种双重稳定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这一时期，地权变化呈现出“动产化”趋势，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二五”减租以及不断加重的田赋、苛捐杂税等负担，均对地权配置及阶层结构形成制约。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的结构、形成与学术价值
【作者】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江苏，南京市，210033。
【摘要】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费吴生夫妇档案是一座史料富矿。费氏家族长期在中国传教，与中国社会各界结下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费氏夫妇既与国民党高层交好，也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充满赞赏之情。特别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费氏夫妇分别居于中美两端，其对中国战时形象的传递，是中美盟友关系建立的催化剂。费吴生夫妇档案以书信、日记、报告、文稿、照片等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主，记录其漫长人生的所历、所思、所著、所藏，是中美近代共有历史的桥梁，并勾勒出近代中美关系复杂而丰富的新面相。
近代早期新朱勒法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的贸易活动及其作用
——以蚕丝、纺织品、硝石贸易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蒋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母仕洪，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近代早期，以新朱勒法人及其后裔为主的亚美尼亚人，通过广泛的商业联系，构筑起一张庞大而频密的贸易网络，辐射范围囊括欧洲、地中海、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诸地区，成为推动早期经济全球化发展与世界贸易体系初创的一支重要商业力量。印度洋是其开展贸易活动的核心区域，通过参与蚕丝、纺织品、硝石等印度洋贸易行业，亚美尼亚人不仅极大地改善了经济境遇和社会地位，而且为促进印度洋商业运转乃至跨欧亚经济互动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亚美尼亚人在印度洋商业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表明，近代早期的印度洋贸易世界是诸多商业力量并驾齐驱、互争雄长的舞台，欧洲商人在其中占据有重要但非支配性的地位。
试析《澳日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缔结的动因、进程及其性质
【作者】汪诗明，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海，200062。
【摘要】澳日关系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变迁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双边重要关系文件的签署。比较而言，1976年签署的《澳日友好与合作基本条约》是所有条约、协定或声明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其签署是一系列因素推动的结果。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与日经济的互补性以及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国家的崭新形象等是澳大利亚最终与日达成缔约共识的主要缘由。开放的经济属性、对原材料稳定与可靠供应的渴求以及政治上的图谋，是日本提出与澳缔结友好与合作条约的动力或基本考量。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后遗症、双方历史文化的差异及其对缔约的不同诉求，条约谈判因此一波三折。条约最终得以签署，与经贸合作的互惠互利、政治家的积极推动、条约谈判的低调安排以及对人文交流的重视等是分不开的。双方在缔约背景或原因上的差异、不同的缔约诉求以及对条约条款的不同赋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该条约在其性质方面呈现多元和多视角的特征。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清末科举改制前后的史书市场
【作者】王乐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20级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摘要】清末科举改制，首场试史论，二场常考西史，以致读书人纷纷瞩目史学。改制章程一出，书场坊肆看准商机，采用新式广告宣传，印刷大量史书。场前史类书最是畅销，时人多批评举业史书难脱词章窠臼，不足为史著。但活跃、多元的市场也为史书出版带来了新气象，删减版史书因便于考试之故迅速占领市场，“不得法”的兔园史册已令乡陬学子大开眼界，西史书籍因与考题关联被士子广泛购阅，读史风气渐开。新史家对史书市场乱象的批评又促进史学自我革新，为20世纪初的史学开新作了铺垫。
美洲人起源研究与近代历史意识变迁
【作者】张一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随着新航路开辟，探险者将大量新大陆的知识带到欧洲，冲击了基于《圣经》的传统世界观。美洲原住民作为《圣经》中并未记载的民族，他们起源何处成为当时学者们热议的话题。在当时，一些学者试图将美洲人纳入诺亚谱系之中，用古典知识与《圣经》解释美洲人的起源。随着人们对美洲人认识的增进，一些新的问题接踵而来，传统知识体系无法容纳这些新知识，基于《圣经》和古典知识的传统知识框架遭受冲击。18世纪后，美洲人起源的研究开始步入新的阶段，虽然结论与近代人文主义学者的研究相似，但是研究方法已与早期研究迥然不同，这也折射出近代历史意识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