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创刊100周年纪念”笔谈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学衡》创刊时已是白话文大获全胜、《新青年》凯歌劲吹之时。《学衡》倡导人文主义，《新青年》倡导人道主义，二者在本质意义上源流合辙，一脉相承，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意识上都表现出较大的自信。新青年派与学衡派都怀有为中国现代化寻找出路的抱负和追求，二者同气相求。新青年派是在打破传统以后的重组，学衡派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意义络绎，无论是文化观念的对峙还是文化理论的交锋，二者都是围绕文化的整合方式进行的。《新青年》与《学衡》的对峙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带来了一种张力，两者在很多方面相互促进、互为补充。鉴于此，本刊特邀请有关学者就思想史视野下的《学衡》与《新青年》、胡适与学衡派、柳诒徵的“社会”发现、“新青年”与学衡派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此纪念《学衡》杂志创刊一百周年。
异音同位：思想史视野下的《学衡》与《新青年》
【作者】张宝明，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胡适与学衡派
【作者】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柳诒徵的“社会”发现
【作者】李恭忠，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新青年”与学衡派
【作者】谢任，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学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专题研究·
在县道与郡国：论秦及西汉宗庙制度的演进
【作者】田天，理学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自岳麓秦简第四册出版以来，秦王朝设于县、道的太上皇庙为学界所知。县道庙是秦始皇创立的帝国宗庙制度的一部分，这一制度改变了先秦以来依托于宗法制的宗庙的定义。西汉郡国庙的设置上承县道庙，但从景帝时起，对皇帝道德和功绩的追认成为其主要功能。西汉晚期的礼制改革再次定义了帝国的宗庙，使宗庙制度更近于礼书的规定，也将血缘关系与继承关系的冲突带回宗庙制度的运行中。县道庙和郡国庙的兴与废，应看做理解秦汉宗庙发展的核心线索。
唐前期驿丁应役方式的转变——兼论力役征派的色役化
【作者】顾成瑞，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据《天圣令·厩牧令》唐34条和吐鲁番出土的相关派役文书，可知唐前期驿丁应役方式经历了由正役向色役的转变。唐初驿丁按正役标准征派，服役20天。至开元年间，驿丁成为分四番上下的色役，役期为3个月，可纳资代役，皆折免本身课役。驿丁应役方式的转变，是唐前期力役征派色役化的缩影。这一变化与开元二十四年推行度支长行旨、加强财政集权、实行徭役定额管理有密切关系。官方借此将充色役者的杂徭税负纳入财政核算，缩小了服役群体规模，减少了现役对民众经济生活的干扰。与此同时，衡量役种轻重，结合户内丁中多寡、资产厚俭等情况进行配役，有利于赋役差科的均平。力役征派色役化是“徭役国家”向“赋税国家”过渡的重要环节之一。
李汉俊与孙中山的关系及其他——李汉俊《十四年前的回顾》的解读及若干考证
【作者】李丹阳，旅英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刘建一，旅英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中国共产党组创发起人之一的李汉俊，曾加入中国同盟会，与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有过交往。新近发现的李汉俊写于1926年3月的《十四年前的回顾》详述了他与孙中山的三次接触及随之产生的感想。从少年时在日本对孙中山的单纯崇敬，至民国成立之初对孙提出建设计划的质疑，到1918年对孙革命方略的批评与建议，反映出李汉俊对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变化和他自己思想上的逐步成熟。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李汉俊仍然肯定孙中山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并主张中共应当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他赞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并亲身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李汉俊批判性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事业，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边倒”与美国“机会丧失论”再探讨（1949—1950）
【作者】周天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1。
【摘要】“机会丧失论”是指学界关于1949年前后美国与中共曾有和解机会但最终失去的观点。最近解密的档案明确显示，1949年6月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之前，中美接触并不“秘密”，而是多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周密安排下进行；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美国仍试图放弃台湾来阻止中苏结盟，但中共为了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权稳定，决定先与苏联重订新约并结盟。事实上，当时中共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中共无法与美国和解，美国根本没有所谓失去的“机会”。
核计划、冷战与苏联原子科学家——以哈里顿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赵万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核计划”是冷战时期苏联抗衡美国核威慑、发展本国核力量的一项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核计划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其主导的核武器研制却是影响美苏冷战和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因素。核武器研制的成败既关乎大国地位，也牵动着原子科学家的个人命运。重大科技突破有赖于杰出科学家带头攻关，其在研制核武器及军备竞赛中的作用和影响，是理解科技发展与冷战进程关系的重要视角。冷战塑造了原子科学家的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在核计划背景下，原子科学家的思想和活动也映照了冷战年代的冲突和对抗。作为核时代的缔造者和军备竞赛的亲历者，以哈里顿为代表的苏联原子科学家群体研究将为科技冷战的相关史实建构提供新的思考维度，创造新的知识增长点。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化腐朽为神奇：顾颉刚“伪书移置说”的建立及其反响
【作者】汤莹，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济南，250199。
【摘要】古书考辨是顾颉刚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颉刚早在走上“疑古”之路后不久，便初步形成了“移置”的观念，但他正式将这一观念公之于众，则直接缘起于学界对其处理伪书方式的误解。所谓“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以“历史的眼光”与“平等的眼光”对“伪书”进行了审视。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学界对“伪书”的认识，推进了近代古书考辨工作的开展。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女性主义进路
【作者】石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8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62。
【摘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学术抱负挑战了西方传统的政治正典秩序，进而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少新成果得以问世。这些成果可以按照“废黜正典”“批判正典”和“开放正典”加以归纳。女性主义质疑了西方政治传统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法，从而挑战了建立在这一二分法基础上的对政治的传统理解。无论是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还是“语言学转向”后的新思想史研究，都因为秉持这种对政治的传统理解而忽视了历史上的女性政治思想家。因此，女性主义的影响将有助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向历史上的女作家及其关心的话题开放。
比喻、伦理和真实：海登·怀特论多元历史叙事问题
【作者】金嵌雯，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875。
【摘要】以比喻语言和叙事形式为分析工具，海登·怀特走向对历史多元论的支持。他认为，受个人伦理、审美偏好的影响，不同史家会对同一些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构想和阐释，赋予它们以不同的秩序和意义，其中没有哪种叙事能够声称在认识论上持有优先性。这一观点在大屠杀史再现问题上引发激烈争论，它促使怀特重视对历史伦理维度的思考。他区分出历史陈述的真值和历史意义的恰当性标准，并强调历史写作始终是一种需在道德上负责的行为。本真地呈现历史，意味着史家需借助比喻语言，显露过去实在对当下的启发性意义，探明历史就人类存在状况蕴含的可能省思。
·学术评论·
为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正名
——孙卫国著《“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评介
【作者】吴东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摘要】有鉴于清官修《明史》故意抹煞明东征将士功绩、日韩学者又故意丑化，孙卫国教授费十余年精力，著成《“再造藩邦”之师：万历抗倭援朝明军将士群体研究》一书。该书从“东亚视野”出发，参考多方史料，以明东征将士群体为研究对象，考订出明东征将士有23万余人次，主要来自明九边兵、京营兵、南兵、水兵，系明军最精锐部队；同时以明军主要将领为研究线索，将明军战绩、重大战役、基本问题、历史脉络等熔于一炉，彰显明军将士的主导作用，肯定东征将士的历史功绩。该书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研究领域，驳斥外国学者的谬论，增强中国学界的话语权。
“眼光向下”与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的新突破
——兼评《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
【作者】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近四十年来史学界在商会以及中国近代其他商人团体史研究中，不断发掘新史料，转换新研究范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高质量成果。今后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获得新突破，成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难题。彭南生所著《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一书，以马路街区为单位组成的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基层商人团体的客观历史面貌，展示出“眼光向下”的独特新视野，不仅是推动中国近代商人团体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新成果，而且可以促使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在今后获得若干新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