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历史记忆与和平城市构建”笔谈
【编者按】如何利用创伤历史遗产促进和平城市构建，是所有遭受战争破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身份定位与未来发展、乃至国家形象与国际和解。英国的考文垂、德国的德累斯顿、日本的广岛、波兰的华沙以及中国的南京，在历史上都历经了沉重的战争创伤，形成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只有深刻记住曾经的苦难并以此为镜，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作为一种被F.R.安克斯密特称作“崇高的历史经验”的创伤历史，我们对其记忆与认知非常重要。历史事实证明，构建和平城市是对苦难历史的一种最好的纪念和修复。当一座城市的创伤历史记忆升华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们对过去灾难的认知就可以超越陈规定型的政治记忆。唯此，痛苦的历史才能与未来的和平相连，才能促成昔日敌对双方的和解，从而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希望。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迈向构建和平城市之路，进而形成全球和平城市网络，和平记忆终将超越战争记忆。本组笔谈愿为此崇高的人类目标略尽绵薄之力。同时，本组笔谈也尝试为陷入瓶颈的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贡献一条新的可行路径。
“就像德累斯顿”：现实、关联和象征的视角
【作者】埃贡·斯皮格尔（Egon Spiegel），神学博士，德国费希塔大学讲席教授，曾在德累斯顿大学任教多年；译者陈民，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德语系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战后波德和解与华沙的角色
【作者】达昕（Marcin Damek），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译者张桐，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考文垂的创伤修复与和解之旅
【作者】艾莉·哈罗尔（Elly Harrowell），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副教授。译者罗清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战后广岛的重建与和平进程
【作者】陆德婷，日本大阪女学院大学国际共生研究科和平学博士研究生。
和平建设是对创伤历史的一种最好纪念和修复
【作者】刘成，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江苏，南京，210023。
·专题研究·
陈列帝国：汉上林苑的博物空间及其方术、政治理想
【作者】周金泰，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建元三年，汉武帝对上林苑进行扩建，改变了此前王家苑囿就地围以周垣的传统做法，表现出物种多元性追求。苑内物种虽各有实际用途，但亦有陈列以供欣赏的展示功能。因此，上林苑虽为满足帝王游猎兴趣而设，但亦可视为展示自然的博物空间。苑内异域珍稀物种被突出强调，并依宇宙及地理秩序进行布局，形塑出“微缩天下”的视觉效果。台观、复道、异物的排列组合以及昆明池等象天景观的营建，又使上林苑模拟了仙界，被建构成可招致神物的方术空间。皇帝于苑中狩猎及接待外宾，接触并征服苑内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物种，是帝国实力的一种展演。上林苑将物种陈列、求仙实践与帝国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座隐含权力与信仰的意识形态景观。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作者】庞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摘要】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庆元“禁书”对朱学影响之检视
【作者】管仁杰，文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庆元党禁时期官方“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整顿科场文风，被禁书籍基本是以永嘉时文为代表的科举用书以及浸染士子文风的道学支脉语录或文字。在此过程中，虽不免偶涉程朱一派之著述，但更在无意中帮助朱学清除了异己思想势力，朱学是客观上的受益者。《庆元党禁》等史料所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的说法，不论是泛指儒家经典，还是特指朱熹著述，都不符合事实。目前尚无证据说明朱熹著述在党禁中曾遭毁板，而且党禁期间朱熹依然从事着出版活动。世传有关党禁的材料多出自朱子后学之手，其中关于朱学所受打压的记载不免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张与渲染。
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
【作者】彭贺超，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000000。
【摘要】在清末军事改革过程中，地方上时常爆发军界冲突、军民冲突、军警冲突和新军革命等风险事件，加剧了当时的军界危机和社会危机。作为新设立的省级军事总机关，各省督练公所成为地方上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的主体机构，负责事前防范、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等工作。尽管督练公所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措施大体能够控制局势、平息事态，但存在风险意识淡漠、防范措施不周、应急预案缺乏、善后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如此频繁、普遍、反复地发生，反映了各省督练公所应对措施的局限，更折射出清朝地方政府军事管理能力和水平的低效。面对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各省督练公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无力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问题的因应
【作者】蔡梓，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外关系史。
【摘要】1931年12月4日，法国挑起西沙问题。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疲于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边缘，其反应总体上是“应付式”。国民政府始终保持对法交涉，不断完善证据链，又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确立“首防日本”原则以应对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并着手推动西沙基建和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在此期间，由海疆危机所激起的汹汹舆情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与支持作用，并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总之，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尽管呈低烈度，却无疑强化了中国的海疆意识，是中国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应对虽有缺憾，但不可否认还是为中国今后因应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积累了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农村与农民——以农民赋役与灾荒为研究视角
【作者】冯巧霞，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焦裕禄精神研究院校聘副教授，河南大学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抗战胜利后，由于既受国民党政府过度赋税、兵役、夫役等重压，又受水、旱、蝗、疫等天灾连续侵袭，国统区本在抗战期间就艰难支撑的脆弱农村经济更加衰败，濒临破产。农民生活每况愈下，生活十分艰难，尤其遇到灾荒年份，欲求生存而不得。面对农村的衰败和农民的疾苦，为维护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府当局和一些看到农村危机状况的知识分子，曾试图寻找解决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方案，但均因未能从根本上找到通路，其办法多流于形式。国民党政府不恤民间疾苦，只知榨取，失去民心，也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作者】张轲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教授。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之际的思考
【作者】范静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层累说的现代性争议衬托出其作为转型期理论的魅力。关于层累说的最初批评并不牵连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促成说”始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后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阶段，直向层累说对托古改制说的借用发难，愈演愈烈的风势逐步殃及层累说的条条立论，学术史与思想史夹击下的清理式阐释似让层累说再难摆脱今文经学的烙印。但现有解释与彼时境况的多重冲突要求重新理解二者关系。以正向叙事回归顾颉刚本身，经由历时的缕述发现层累说提出时期，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并不像如今认定的那般紧密，托古改制说亦未得其青睐，保持相当程度的疏离才是二者间的真实样态。这一情形有所变化始于层累说提出之后，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均被用作丰富层累说的借力，顾颉刚也不再吝啬对今文经学的肯定。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推动性影响倒置为源头性影响的行为即由此发生。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并不同质，它们对何为历史事实的不同判定是分离二者的最佳说明，谈论其关系若以断裂性为前提，或许更能呈现层累说作为现代史学命题的主体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