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秦汉“三环”非唐代“三审”制来源考辨
【作者】作者郑显文，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王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的匮乏，学术界对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分歧。近年来随着秦汉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对古代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对秦汉时期的“三环”、汉代“三日复问”和唐代三审制度进行探讨，秦汉之际的“三环”程序与唐代三审制度没有直接渊源关系，秦汉“三环”程序所适用的对象仅为年七十岁以上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的犯罪，如果是“免老”以下者控告子孙不孝，则不适用“三环”的司法程序。中国古代的司法鉴定技术十分落后，为了防止诬告，避免发生冤假错案，两汉时期实行满三日复问的告诉程序，即首次对原告讯问后，三日后再次对原告讯问，并向控告人告知诬告反坐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由此可知，唐代的三审制度是源于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作者】孟宪实，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卜天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摘要】《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别，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杏代橙僵：宋代橙色的更新
【作者】程民生，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中，宋代独缺“橙色”。因为在五色理论框架和运行规律中，赤与黄是相生顺序，东方火赤生中央土黄，不在间色是正色相克生成的系统，不可能有橙色。但这一概念的人文色彩大量存在，最早的黄赤相间的色彩，有作为黄色的一种存在的雄黄、藤黄，不少橙色被黄色和赤色分别瓜分取代，也有䵌、缊、缇、赭黄等名称的红黄相兼色彩。与以前独立橙色的存在感不强有异，宋代摆脱历史上的偏僻字、敏感词，涌现出许多橙色称呼的新版本，以果品橘红（黄）色、柿红（黄）色为名称，更多杏黄、杏红色。杏树遍及南北，文化背景强势，橙橘主要在南方，知名度较小。杏黄、杏红以及橘红、橘黄等作为颜色名称始见于宋代，是宋代色彩文化发展的成果，成为宋代文化史上和中国色彩史上美妙的亮点。
皇统党狱与金朝官制
【作者】田晓雷，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66。
【摘要】在金朝官制建设中，存在着适应统治需要“自下而上”和为实现整齐划一、加强君主集权的“自上而下”的两种制度构建路径。皇统党狱是这两种路径下政治行为矛盾的集中爆发。皇统七年田瑴等人在龚夷鉴覃恩中的舞弊，说明吏部等机构垄断了基层政务信息，并借此掌握了此类政务的最终决策权。这影响到皇帝的威权，加之敌对派系的构陷，最终酿成“皇统党狱”。此后，金朝官制建设多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虽偶有“自上而下”的做法，但也是根据现实统治需要所做的调整。金朝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官制构建路径，使得职官架构虽模仿唐宋制度，但机构、职官则往往因事、因时而设，并造成了史籍对于职官、机构缺载等衍生现象。
从“买办”到“儒商”——晚清商人陈次壬的身份转换与阶层融入
【作者】钟元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作为晚清新兴的社会阶层，买办背负着负面的社会形象，影响了其进一步发展。因此，身份淡化和转换成为买办超越污名化处境的策略之一。买办陈次壬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其通过诗词酬唱、从事慈善和搜救古籍等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和社会活动，融入晚清文人士大夫这一精英群体，并获得了他们的接纳和认可，淡化了其买办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文人笔下的“儒商”，甚至在其身故后得以入选方志善行列传，成功扭转了被污名化的结局。陈次壬对自身传统文化修养的积累、经营和运用过程，是通过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并扭转社会评价的一次有效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非科途出身群体运用传统文化修养的动机、逻辑及机制不啻为晚清绅商研究的又一视角。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研究——以伊克昭盟为主要对象
【作者】柳岳武，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万里长征以前，中共的民族政策固然有学习苏联的印迹，但至长征结束、抗日战争到来，开始发生变化。其后的革命宣传虽仍不乏支持民族自决等表达，但在实践中却根据实际需要，贯彻其务实的民族政策。民主革命时期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伊克昭盟政策最能体现此点，彰显出中共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特色。这一特色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之成功，不在于对少数民族推行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而在于务实继承历代政权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传统，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发展经济等措施，最终在挫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过程中获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同。
19世纪60—80年代俄国报刊的大众化现象
【作者】王目坤，历史学博士，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00。
【摘要】19世纪60—8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禁止创办和进口报刊的政策，放宽书刊审查尺度，允许新闻刊物公开讨论时事问题，因此报刊出现了大众化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文化环境氛围改善，城市间交通的便捷，农民进城打工改变了思维观念，受教育群体扩大等，也都推动了俄国报刊的大众化发展进程。
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与里根政府的对苏政治竞争策略
【作者】郑安光，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水莲，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助理。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1983年大韩航空空难是冷战后期发生的一场危机事件。在里根政府对苏新遏制战略和新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决心利用该事件对苏联展开政治攻击。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决策机构进行了精心策划，从舆论宣传、双边制裁、联合盟友、操纵国际议程四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国在这一事件中的强硬姿态和行动增加了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战争恐慌，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助推了东西方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与“星球大战”计划、“优秀射手83”军演等行动一起导致1983年成为冷战最激烈的年份之一。但空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民航安全领域的合作。
·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
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
【作者】陈必佳,社会科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872；康文林（Cameron Campbell），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席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研究方法的变革，越来越多专题性历史数据库的涌现，对人文学者掌握和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带来新的挑战。在将清代缙绅录建设为史学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利用人物姓名、籍贯等关键信息构建有效的内部连接是追踪官员仕途迁转的关键，而跨数据的外部连接能够进一步拓展数据分析维度，补充科考名次、出生年月、家族背景等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利用明经通谱中的拔贡名册和缙绅录连接比较，可以得到各科拔贡生员入仕的人数比例。在分析拔贡不同的入仕途径过程中，不能忽视履历、方志等史料中对官员捐纳等信息的搜集，同时在任职时间等方面，这些信息可与缙绅录数据库中的信息互补，勾勒出更完整的官员仕途路径。在团队跨学科合作方面，缙绅录就开发检索平台、互动式可视化界面都进行过尝试，但存在成果难以维护和共享利用等问题，为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思考借鉴。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爱德华·汤普森阶级史观的多维阐释
【作者】梁民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范莉莉，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34。
【摘要】在英国新左派史学界内部，学者们普遍关注爱德华·汤普森阶级经验叙事方式，将阶级研究中的文化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汤普森阶级史观在文化转向和新左派史学转向中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国际新文化史学界重点分析汤普森阶级话语运作机制、阶级经验方式及其主体性关联表征，强调在大众政治行动中的阶级经验形式与阶级意识差异，揭示政治、地域、性别以及不同社群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批判阶级话语分析学派出发，坚持对汤普森阶级史观进行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在国际史学回归“宏大问题”叙事的当下情境中，全球劳工史学界亦参与到对汤普森阶级史观的阐释之中，学者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史研究，彰显英国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全球史学意义。
中世纪主义的起源与流变
【作者】臧义金，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是从“中世纪的”（medieval）一词衍生而来。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莱斯利·沃克曼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中世纪主义是创造中世纪的持续进程，一切后中世纪对中世纪的研究、阐释、建构和运用等都可以被称之为中世纪主义。中世纪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始于中世纪结束，一直延续至今。对这种思潮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纪主义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不过，对其展开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仍面临着概念界定不清、研究理论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