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运动百年纪念”笔谈
【编者按】今年是古史辨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犹如石破天惊，揭开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序幕，造就了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学术运动。百年间，对于顾颉刚和古史辨运动，学界是之非之，毁之誉之，围绕它的论辩早已超越了顾颉刚辨伪古史的初衷，在对待它的态度上，折射出政治时代的几经转圜。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如何看待古史辨运动的学术遗产，这场学术运动的精神特质是什么，应该从什么样的学术层次上进行反思和总结，当代中国史学应该有所回应。本刊特邀请站在学术前沿的几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评论，他们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以期得到学界的呼应。本刊真诚地期待学界同仁惠赐大作，参与讨论，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
我看“古史辨”
【作者】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顾颉刚疑古学说百年流播的若干审思
【作者】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5。
古史辨：现代中国史学的记忆之场
【作者】郭震旦，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顾颉刚古史观念探微
【作者】李政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专题研究·
法家的历史名声以及帝制中国的“法家议题”
【作者】宋洪兵，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成员。北京，100872。
【摘要】法家是先秦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这个学派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强调功利与实用，反对空洞的道德说教，崇尚实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厉行严刑峻法，打击贵族阶层，驱民以农战，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实现富国强兵。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既有好名声，也有坏名声，且坏名声远远多于好名声。法家人物残忍与刻薄之性格，形成了残忍与刻薄之思想，此种思想之实践导致了秦朝二世而亡。纵观帝制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明确赞赏法家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始终存在。法家人物公正诚信的法治精神、法家学说的务实品格以及法家学派的历史功绩，成为后世法家历史好名声的主要内容。法家以君权或国家权力为核心、以稳定的社会秩序为前提来谋划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成功塑造了一个“强国家”传统。法家有关人类政治的深刻思考，使得帝制中国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再论秦汉的粮食计量制度——以“斗”“升”为中心
【作者】代国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秦汉政府计量粮食是有一套系统的。量稻、量粟、量麦皆有各自的专用大量，量米则用标准量器。稻量、粟量、麦量等专用大量与标准量器均以石、斗、升为计量单位，均采用十进制，但其计量标准更高。稻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2倍，粟量石、斗、升之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5/3倍，麦量石、斗、升的容积为标准量器石、斗、升容积的15倍。它们总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粮食计量体系。这三大一小的粮食计量体系本为秦代制度，汉承其制而用之，直至东汉初年犹未变革。
北宋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发展演变
【作者】杨光，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上海，200241。
【摘要】台谏作为宋代重要的中央监察机构，以向君主进言为重要的工作方式，能够从多种正式渠道中获得言论所需要的信息。正式信息渠道的整体结构，在台、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神宗朝以前，主要以言论监督为职责的台谏官，没有太多特别渠道来获取政务信息；自神宗朝起，政令关报、文书报备等台谏机构特有的正式信息渠道逐渐发展成熟，台谏官更深地介入行政事务之中。北宋对台谏官正式信息渠道的建设，是在决策层与台谏官的互动中展开的，由此形成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台谏官更迅速地获得更多、更准确信息的需求，更要明确传递出不同的统治者对台谏言论的整体态度与需求，与台谏制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中国社会建设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性困厄——聚焦于20世纪前期的历史考察
【作者】王先明，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摘要】社会建设是20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一个时代性命题，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既是民国以来新的社会秩序重建时代需求的集中呈现，也是民国建立后由革命转向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选择。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自发性地相继而起，却又呈现着大体一致的重建乡村社会走向，恰恰是社会建设时代诉求在乡土中国的深度体现。乡村建设即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即由乡村建设而起，这形成当时中国建设思潮与社会运动颇具特色的历史情势。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社会部，始将社会建设纳入国家建设体系。由社会部主导的社会建设事务却最终陷入困境。社会建设之首要在于民生，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社会建设，只有在民族-国家整体建设的战略规划中才能获得正解。
“球王”李惠堂与民国体育慈善
【作者】郭常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河南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教授；屈霁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李惠堂是民国体育慈善“舞台”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民间对其有“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就看李惠堂”的美誉。他不仅在体育赛场上有上佳的竞技表现，而且经常参与社会慈善活动，展示出高尚的体育道德与慈善热心。作为体育慈善的先行者，他凭借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力，担当了宣传者、组织者、竞演者三种角色，长时段、高频度、宽领域投身体育慈善义赛实践。在他的带动下，体育慈善义赛作为中国近代新兴的行善方式，开始吸引慈善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从而上升为民国时期一种醒目的文化风尚。
民族危急局势下《读书生活》群体的左翼化
【作者】尹涛，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暨近代中国研究所讲师；柴景枝，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读书生活》群体依据“分工的原则”，起初“以浅薄自安”。随着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他们改变立场，融入到挽救危亡的历史洪流中去，思想理念左翼化，与中共的主流观点日益接近。该群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领导力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这种讨论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理论水准，推动了救亡运动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继承的历史遗产。以该群体为代表的沪苏浙地区中小知识分子的左翼化，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共的理论主张吸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功。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民兵武装研究
【作者】尹传政，法学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史部教授。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为适应山东抗战形势需要，中共从人民自卫团中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民兵，并通过强化组织领导、机构建设、武装整训等措施，使民兵成为民众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正规军、山东地方武装共同组成三位一体的反“扫荡”军事作战力量，还担负着发展和保护根据地农业的任务，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以至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民兵经过长期军事化和组织化训练，被塑造为正规军预备役和抗日基层政权的政治骨干，成为中共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
伯克《哲学探讨》中的“上帝”和宗教
【作者】尚继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哲学探讨》是埃德蒙·伯克早期重要作品之一，其中包含他对于上帝和宗教的哲理性认知。伯克相信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秩序，而人类只有有限的能力感知这个秩序。在伯克看来，人类只能以敬畏、谦卑的态度去发现真理和善。基于上帝提供的普遍秩序，伯克阐述了上帝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伯克的观点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能够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以便加深当代学人对于伯克思想的理解。
法兰克福书市与英国书籍和思想文化的欧陆流传
【作者】邢来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龙文凤，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近代早期，受到古滕堡发明印刷术和神圣罗马帝国宽松的图书审查环境的影响，法兰克福书市发展成为欧洲书籍贸易中心。法兰克福书市平台蕴藏的资源和网络优势，为低迷不振的英国书籍印刷和贸易注入了强大的外源性动力，吸引了英国书商、王室、文人的目光。他们通过对书市直接或间接的利用，使英国书籍形成了代理、直接参市以及英国作者与欧陆书商合作三种基本参市模式，并且以法兰克福书市为中转平台，实现了英国书籍及其承载的思想文化的跨国流动和碰撞。与此同时，英国也借助欧洲大陆国家在法兰克福书市的频繁书籍贸易及思想文化交流，反向推动本国印刷出版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医学与社会中发现人的声音——《伤寒玛丽》对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启益
【作者】向亚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摘要】玛丽·梅伦是北美在20世纪初发现的第一位“健康的伤寒病菌携带者”，其故事在美国被大众所熟知，“伤寒玛丽”一词被用于指称携带病毒并对周围构成潜在威胁的人而在社会中广泛使用。在20世纪末艾滋病流行，医学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兴起的背景下，美国医学史家朱迪斯·W.莱维特重新书写“伤寒玛丽”故事。《伤寒玛丽》围绕玛丽被发现、追踪和长期隔离的过程而展开，从科学、政治、法律、社会认知、媒体、玛丽个人等不同角度呈现“伤寒玛丽”的不同叙事，展现医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时吸收新文化史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基于对史料的细致分析以及叙事手法的运用，发掘历史中人的声音。重新阅读该书，将为国内医疗社会史学者提供直接的借鉴，并从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启发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