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屏王家：清华简《皇门》《四告》的权力互动及政治伦理
【作者】王晨光，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126。
【摘要】自战国以降，学者寄希望于建立政治伦理以实现对权力的制衡，惯性代入减省刑罚、施行德治、以民为本的仁君叙事疏释先秦文献，由此严重遮蔽了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通过重审清华简《皇门》与《四告·满告》可知，西周政治伦理基于周王对“大门宗子势臣”——即藩屏势力集团的维护。一方面，型、德、祀等表述的实质，是周王诉求宗子守常、型范祖考、勤恤王邦；另一方面，册封、主祭、共祀、昭穆制等设计，也维系藩屏系统内各分族间的军事互助纽带。周王与宗子属于利益共生的牵制关系。故该类文献属于宗法系统对内的笼络话语，并非集权形态下君民关系或君主内在道德的议题。当藩屏模式被郡县制取代，“民”的主体由率族藩屏的宗子降格为被单向征调的编户齐民，导致了权力双向交互关系失衡，才发生诸子改造概念内涵，试图通过制造政治伦理抑制王权独大的状况。
宋辽河北疆界的两重性
【作者】何天白，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浙江，杭州，310027。
【摘要】相邻的政权设立疆界，是为了区隔彼此对土地、民户的统治权。河北平原一带是宋辽首要对峙区，宋辽河北疆界具有两重性：清晰地区隔双方对边地的统治权，略显模糊地区隔双方对边民的统治权，两种状态相反相成。澶渊之盟前，宋辽已清晰地分辖河北边地。宋辽双方得以清晰地分守疆土，关键在于双方均较为稳定地控制己方沿边据点，且宋方更是建立了两级巡警网格。以清晰守土为前提，宋辽在边民管理问题上留有余地，既默许己境少量边民同时对双方承担赋役义务，成为两输户，又持续争论两输户的归属，造成小幅度的疆界争议。由此，宋辽不必直面重大疆土矛盾，即可维持河北疆界争议，以待后图。在此基础上，宋辽求同存异地践行“各守疆界”原则，实现长期和平。
论清代的举人拣选与入仕
【作者】张振国，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月，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安徽，芜湖，241002。
【摘要】清朝入关后，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订立了集拣选资格、挑选程序、入仕范围和补缺班次为一体的举人拣选制度。后因仕途壅滞，清政府又对该制度进行变通：一是在制度框架内，增加截取和验看环节，经吏部月选，授官知县和教职，使拣选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二是变革制度章程，改吏部铨选为分发试用，遇有缺出，由督抚题补，致举人大挑出现、定制。但受环境制约，制度变通只能在固有体制内进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困局。时间一长，数量庞大的待缺官员、吏部频繁的截取行为和拣选举人无人拟选的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慢慢消磨了官场的朝气，使清王朝统治渐渐走向终点。
民国初年外人“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作者】许龙生，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民国建立之后，中外围绕辛亥革命中外人“损害”赔偿问题的交涉成为重要的事件，外交团组织各国参与的赔偿委员会负责处理该问题。该委员会制定了初步统一的处理方针与赔偿标准，以协调各国之间、中外之间的意见，赔偿也成为列强对华实施经济讹诈的手段。但列强之间在赔偿范围及金额等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冲突与利益分歧。民国政府不仅承认了赔偿责任，并积极派员与委员会及外交团进行谈判，其背后则是为了获取各国承认以及银行团的善后借款。中方赔偿的资金实际上来源于善后借款中的专门款项，中外政府以及银行团皆被牵涉其中。华洋双方在案件审核的实际交涉过程中不断协调各自意见，列强之间、中外之间矛盾与冲突不断。随着国际形势发生剧变，民国政府最终实际的赔付金额大幅减少。中外围绕辛亥革命中外人“损害”赔偿问题的交涉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外之间、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与意见协调。
硝烟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之演进及其成效
【作者】把增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51。
【摘要】抗战勤务是抗战时期中共动员根据地人民支援抗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在中共对抗战初期根据地支差工作所存在问题的修正中发展而来的，并在赢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于抗战勤务，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高度重视，不仅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动员办法和条例，还多措并举进行宣传与动员，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对抗战勤务作出核算，在核算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当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抗战勤务的执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并非尽善尽美。
抗战胜利后平津两市留用日人政策及社会舆论
【作者】裴庚辛，历史学博士，天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87。
【摘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大批日伪产业。为了尽快复工复产，国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留用了一批日籍技术人员。平津地区也相应成立了专门的机构，颁布了专项法规法令，对日俘、日侨进行遣返的同时留用一批有技术的日人，并对留用日人进行有效管理。留用日人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战后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美国、平津地方政府、各企业和被留用日人、普通民众多方利益的不同造成对留用日人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大不相同，在各地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舆论。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
【作者】孙泽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靳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13—14世纪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蒙古人形象的变迁及影响
【作者】梁有源，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王新刚，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13—14世纪，西亚的亚美尼亚人与向西扩张的蒙古人展开了不同文明间的交往，由此亚美尼亚史家在著述中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蒙古人形象。修士派史家因宗教信仰差异和蒙古人的经济盘剥而产生了强烈的负面蒙古人形象；贵族派史家则基于国际格局的战略考量，塑造了一个基督教化的正面蒙古人形象。两种形象是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不同文明交往方式的产物，促进了亚美尼亚人及西方基督教世界对蒙古人和东方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西方的十字军研究。但是，亚美尼亚史家著述中的蒙古人形象也强化了西方在认识东方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并且加深了伊斯兰世界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进而间接地导致了亚美尼亚王国的覆灭。
家系与官位：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等级制度的基本维度及其变迁
【作者】田玉鹏，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戴宇，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作为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家群体深度参与了政治变迁进程。律令制时代的官位制度确立了公家群体的身份秩序，这种官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官位相当制。通过对位阶、官职的规定，对古代日本前国家时代的豪族进行重组，逐渐形成了律令制时代的氏族。平安时代，各氏族争夺官位并开始逐渐形成对各层级官位的垄断与世袭，官位决定着家系的发展。中世以后，随着武家政权的确立，古代的氏族转型为家族，中央王朝官位虚衔化，家系与官位的关系开始固化，家系出身决定了官位的高低。至江户时代，官位与家系的相关性彻底固定，形成了由可担任的最高官位的高低来决定家系等级高低的等级制度。纵观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公家官位制度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其明显地呈现出日趋贵族化的特点。
礼法断层在近代的发生学——兼论礼与法的接轨
【作者】顾涛，文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摘要】传统的“礼”与现代的“法”之间，经晚清修订新律引发的礼法之争，直至五四反礼教思潮前后二十余年的剧烈震荡，断裂为一道鸿沟。严复在1902至1913年间所译孟德斯鸠《法意》，提供了从观念史角度审视的一个典型标本。在孟德斯鸠“礼学四分”的类型学框架基础上，严复最终将“礼”从“法”的概念中割裂出去，形成“法制”/“礼俗”两分的理论框架，构成礼法断层的理论来源。东亚礼教批判的开闸者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1875年），在日本所掀起的礼教批判浪潮，对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层次的诱发、解锁和冲击效应。此后，黜“礼”隆“法”的学术生态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学术界曾对礼与法的接轨提出多种方案，但普遍呈现出因学理铺垫不足而榫口对不准的问题。礼法接轨的当代困境，与分学科隔离式取样研究的学术现状关系密切，对礼治的整体性和内在活力把握不足是其中的关键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秩年纪念学术会议选文研究
【作者】张艳国，历史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南昌师范学院教授；徐为结，江西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五四运动秩年纪念已达五次，每次皆有学术会议召开，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分别主办的学术会议，学术性浓、档次性高、权威性强。透视会议论文作者群体，可以发现其中学术传承代际积累、学科专业交流互鉴、跨地区跨国界互动沟通等特征。梳理研讨会选文及其文集的学术脉络，可以发现它们既与时俱进回应时代课题，又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既聚焦五四文化精英，又重视五四爱国青年，还关注五四亲历者；既就专制与民主、蒙昧与科学、新旧道德、中西古今等话题展开争鸣，还关注五四时期文学、教育、音乐等学科发展，并进行五四追忆诠释、检视反思，映射出五四运动研究话语日新日进、深化日趋多元、学术范式区界拓展、研究方法交叉融合等趋势。学术会议研讨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也是助推五四运动研究繁荣发展的重要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