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秦代两种“赋”的性质及其地域性
【作者】小林文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50。
【摘要】秦代已经有多种“赋”，但从岳麓书院藏秦简与里耶秦简来看，当时的赋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律令中有规定的、由县管理而课以民众的，用于军事方面及贡献中央的“户赋”；二是郡课以县官府的“赋”。目前未有证据说明此赋是课以民众的，它是县官府让其属下的劳动人员来完成的搜罗物品的任务。县官府完成任务后将这些收集品提交给中央。其用途与户赋相同，用于军事及贡献。文献中所见的“献”，是中央课以地方政府的，县通过赋的征收来准备“献”的贡献品。秦的赋在创设后，随着历史的演变，按照需求逐渐添加新的规定，〖JP2〗并且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岳麓秦简《金布律》正反映了上述赋的特性。秦统一前后，可进行赋税收纳的地域逐渐扩张，并在很多新领域征收了赋税。秦结合这些新领地的地域性进行了巧妙的征收。
宋代生日赐礼制度的形成与政治效应
【作者】邓淞露，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朝廷向臣下赏赐生日礼物是一种具有宋代特色的制度。原本个人性质突出的生日礼物进入制度，遭遇儒家关于“物”的观念和孝亲观念的挑战，形成制度与观念的冲突。宋人在公文中运用话语策略，将生日赐礼的道德意涵导向“养贤”和“移忠”，政治表述方式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改写保证了制度的稳固。生日赐礼制度在个体、家族、国家等层面发挥政治效应：通过政治展演，炫示荣耀、敦睦宗族和激励士大夫；通过建构君臣共同体，形成具有人情味的君臣互惠关系；通过额外赏赐施加异恩，获得臣子的忠心和更多报效。生日赐礼制度成为理解宋代文化观念、文官政治特色等问题的一个切口。
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
【作者】张建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光绪三十三年发生的丁未政潮，权臣岑春煊被排挤出局，积极谋求更为权势之地，遭到朝中各势力的暗中阻挠，可视为政潮余波。湖南巡抚岑春蓂提出选取廉明刚正大员巡阅长江，实为乃兄插手沿江事务发声，引起督抚端方、张之洞的不满，提议被否定，此后被暗中弹劾。南北洋联合打压岑春煊波及甚广，岑党要员沈瑜庆亦受牵连，御史台谏充当了斗争的工具。江督端方持续针对岑春煊的根源在于其觊觎己位，对于盘踞在沪的竞争对手格外关注，自然不能容忍政敌制造复出的舆论及种种谋划，晚清报刊介入政治于此体现尤为明显。岑春煊谋求复出过程反映了光宣之际的权力格局演变与政治生态变迁。
论晚清全权大臣的形成
【作者】郭黎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派遣全权大臣的犹豫不决向来被视为顽固保守的表现，实际上忽视了英法外交官利用全权代表议约制度实现侵华权益最大化与合法化的行为。面对外来的各种要求，清政府灵活应对。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派遣钦差大臣进行议约交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帝维持议约秩序不受干扰，最终任命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奕也没有自主行事。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顺应与多国交往的新形势，在维护权益的基础上主动任命全权大臣，颁发全权敕谕，以对外议订通商条约。从晚清全权大臣的形成过程来看，清廷一方面通过调适本国制度实现了与西方议约制度的接轨，另一方面也坚决抵制外国的侵权举措，反映出近代中国在运用西方议约制度时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近代陕北的皮毛贸易与地方革命
【作者】李哲，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皮毛贸易是近代陕北的支柱性产业，不仅改变了当地商民的生产经营结构，同时对保障官府财政收入、刺激经济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陕北民众的革命情绪较为薄弱。1931年前后，受美国经济危机和日本强占东北影响，皮毛出口停滞，陕北地区出现现金缺乏、税赋难征、商民失业的状况，而官方却执行了更为严苛的税收政策，进一步导致城乡经济破产，社会秩序崩溃。在此背景下，中共党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对失业者和贫民进行帮扶和引导，向他们提供自卫和互助的保障，通过抗捐抗税、分田分粮等活动，以军事方式组织民众，扩大武装力量，根据地发展表现出迅猛的态势。皮毛贸易的衰落成为陕北地方革命运动由低潮转向活跃的关键性因素。
美国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形象建构
【作者】张咪，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美国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基于自己的宗教观念塑造印第安人的形象。随着印白关系的演变，清教徒建构的印第安人形象也发生了变化。在初遇印第安人、改造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人作战这三个不同阶段，清教徒分别建构了“撒旦的仆人”“祈祷的印第安人”“恶魔的化身”三种印第安人形象。这三种形象都是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他者想象”，反映了清教徒自身的处境、焦虑和期待。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恶魔想象，推动了美国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观念的发展，对美国的族群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游戏与路易十四宫廷社会的构建
【作者】唐运冠，历史学博士，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社会，游戏是宫廷贵族特权身份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正当”地通过游戏来消磨过多的空闲时间，且他们的游戏和游戏方式与平民明显不同。游戏也是重要的宫廷社交场合，不仅影响到宫廷人士的荣辱，而且是贵族借以证明其特权身份的重要途径。这使游戏变成宫廷贵族的一种“义务”。路易十四有意识地利用游戏来构建和强化绝对君权，包括控制贵族和加强臣民的效忠。游戏的社交性还使它在宫廷伦理的构建中扮演特殊的角色。这种“优雅”的游戏伦理尽管是以宫廷贵族的特权意识为中心，但对理性和鉴赏力的推崇使它孕育了“平等”等现代意识，并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创造了条件。
·史学名家·
还原历史真相 揭示历史逻辑——朱绍侯先生史学成就述要
【作者】臧知非，包头师范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教授，内蒙古，包头，014030；王婷婷，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朱绍侯先生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与教学，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领域造诣精深。朱先生以其强烈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紧扣时代脉搏，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思想、民族问题和农民战争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富于创新性和启发性。朱先生治学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予以深刻的理论分析，或填补研究空白，或补充识见不足，匡谬正俗，自成体系，为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逻辑、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理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
·思想史研究·
约翰·洛克对外权理论探源
【作者】杨舒敏，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于文杰，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对外权理论是约翰·洛克对现代英国分权学说的特殊贡献。西方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分权思想传统和17世纪英国分权学说的演化，在现代英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为洛克分权学说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土壤。英格兰国王与议会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西欧各国的国际关系与对外殖民扩张，是洛克对外权理论的社会政治基础。洛克参与对外事务的亲身经历及其对于历史与时代的思考，善于交往，经常参与结盟结社活动，则是他提出对外权理论的个人因素。这几方面均为约翰·洛克对外权理论的建立提供了深厚的资源。洛克在其分权学说中对于对外权理论的强调，反映了他个人的实践活动、党派性以及政治经验。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实录”本义新探
【作者】沈相辉，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实录”是扬雄对《史记》做出的重要论断，影响甚大。古今学者多将其视为对史书的至高褒奖。但若能回归《法言》文本语境及汉代文化语境，从经学、史学等多角度重新比较和审视扬、马异同，便可知此乃扬雄以《春秋》笔法对《史记》所下的微辞，后经班固改造才从贬义嬗变为褒义。司马迁据事立论，论随事变，所以《史记》在义理方面体现出“杂”的特征。扬雄则将孔子学说作为至上且唯一的标准，据理论事，故《法言》长于义理。“实录”之说，固然肯定了《史记》记“事”之长，但主要是批评其取“义”之失，这恰是扬雄作《法言》以纠《史记》的基础。扬雄拟经，试图辞辟诸子而“折诸圣”，故作为“实录”的《史记》无可避免地遭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的批判。而在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中，以求实传信为核心特征的史学传统深受后世推崇，故“实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褒义之辞。“实录”含义的嬗变反映了经、史分离中的一些重要特点，在学术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柯林武德进步观念评析
【作者】姚汉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师资博士后，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上海，200234。
【摘要】进步观念是柯林武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同时，柯林武德进步观念也是西方自近代以来进步观念系谱中的重要一环。柯林武德进步观念虽然是建立在以往进步观念的基础之上，但是，柯林武德进步观念以其鲜明的特征与以往的进步观念存在明显区别，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进步观念的内涵。而在两种进步观念不同的背后，是各自所依据的自然观念存在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曾经盛极一时的思辨历史哲学逐渐走向式微，作为思辨历史哲学核心要素的进步观念一度遭遇冷落。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思辨历史哲学再次回归历史哲学家的视野，对柯林武德进步观念的评析成了深入研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必要步骤。这项研究拟从柯林武德进步观念入手，分析柯林武德进步观念形成的背景，评析柯林武德进步观念内涵，分析进步观念所依据的自然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