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孙吴权臣执政与“政治性格”
【作者】单敏捷，历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摘要】基于原有人员结构和扩张疆域的需求，自孙氏渡江始，其统治便具有鲜明的地方分权色彩。政权稳固后，江东、淮泗强宗大族多居高位要职，颇具实力，又因沿江要塞散布，防线漫长，分权倾向得以长期延续。在此背景下，皇帝或权臣加强威权的倾向与权力分配的历史传统及保障政权安全的切实分权需求之间，便经常产生矛盾。由此，孙吴形成了难以接受执政者太过强势的鲜明特点，并导致孙吴历史上,尤其是权臣执政时期屡屡发生惨烈的政治斗争。这其中既有众多大臣与大族抵制过度集权的原因，也有执政者顾及政权稳定，不得不对自身强化威权行为加以限制的因素。
名家的偃兵思想及其流变
【作者】乔松林，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何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名家偃兵论是期望国家间以外交为主要手段平息战争，达到战略平衡，最终实现天下无兵的和平局面的一种战争观念。其反对一切对外战争的基本理念，区别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非战”思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宋钘、尹文和公孙龙从名实论、正名论出发，结合“去尊”“合同异”道家“无为”、墨家“尚利”“离坚白”思想，确定了以偃兵为核心的外交手段劝解统治者，以实现天下无兵的政治理想。偃兵既是具体的军事和外交手段，也是长远的政治理想。同时期，庄子、墨子赞同有条件的偃兵，《管子》《吕氏春秋》则完全反对，并指出偃兵论具有空洞性，不能适应当时天下统一的历史大势。再结合诸侯国在偃兵实践上的失败以及西周“毁兵”葬俗、周公“偃五兵”、春秋中期“弭兵会盟”的发展情况，可知名家偃兵论走向消亡有其必然性。
明代京营制度新探
【作者】曹循，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洪熙至正统时的京营为“大营、五军”体制，唯勋臣一人主管，其主要功能是亲征扈从。三大营格局的正式确立及内官提督皆在“土木之变”以后，万历《大明会典》所载“旧三大营”是迟至嘉靖前期才完全形成的营制。嘉靖中叶以前，京营总体规模变化不大，但官兵缺额、差占渐多，团营、两官厅频繁驰援边镇，代价高昂而收效较低。“庚戌之变”后更定营制，大幅缩编，其功能最终定位为坐守京师。于谦之后，文官在营中的权势始终不高于勋臣、内官，明后期还呈下降趋势，是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局限所在。勋臣掌营重在身份亲贵，其在明中后期存续不废，与京营主要功能转换，可靠性重于战斗力有关；调用边将以振兴营务的做法最终基本被放弃。京营规模从大到小、功能从攻到守演化的过程，反映了明朝统治从“开创”向“守成”长期曲折的转变。
清廷团练大臣策略的结构性困境——以曾国藩长沙清匪练兵时的境遇为中心
【作者】崔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贾健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摘要】咸丰二三年间清廷委任团练大臣之举，使得地方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地方官员—绅士的二元结构变为地方官员—团练大臣—绅士的三元结构，并因地方官员和团练大臣均掌握“正式权力”而形成“一省之政出于二”的全新权力格局。由于“政出于二”格局的权力共享性质与战时集权要求之间的内在矛盾，加之清廷未能明确划定其权力范围，导致认真行使“正式权力”的团练大臣常与地方官员产生权力纠葛，进而陷入“艰难困顿”的结构性困境。其间，曾国藩在长沙清匪练兵的经历可谓团练大臣如何一步步陷入结构性困境的显例，毛鸿宾与吕贤基在山东和安徽的遭遇则为之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
提议、落实与调适——1946年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与中共内部“央地关系”
【作者】高航，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1946年中原突围之后，中共中央希望中原局可以在陕南创建根据地，以牵制国民党兵力，襄助华北等地作战，而中原局原定路线则是要回归陕甘宁边区。面临巨大军事压力的中原部队处境维艰，开辟根据地的提议难以践行。在中共中央多次电告后，中原局的白鲁础会议统一了思想，正式确定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豫陕鄂根据地创立初期，中共中央对中原局进行了多方面援助，原属根据地建设力量之一的王震部进行了策略上的调适，在得到中央允准后回归陕北。1946年豫鄂陕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体现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内部“央地”之间的互动。
1939-1943年苏联核裂变理论研究
【作者】张广翔，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高腾，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1939-1943年，苏联在核裂变理论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苏联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依托苏联科学院下属机构积极开展组织工作，有效整合相关科研力量，为核裂变理论研究提供了间接保障。各研究机构努力执行相关的研究计划，为核裂变理论研究提供了直接保障。通过共享和情报两种方式，苏联获得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推动了国内的研究进展。赫洛平团队和库尔恰托夫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实现了理论突破，为苏联核计划的开展和核武器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
粮食、外交与边界——中国取道印度转运大米进藏的若干重要史实和意义（1951—1953）
【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取道印度转运大米进藏，是缓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粮食短缺的重大举措；同时，通过向印度出售粮食，发展同印度的贸易，部分解决了驻藏部队物资短缺问题。在印度协助转运大米和在印采购重要物资的情况下，中国在处理中印关系重大问题时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和立场。印度决策者在同中国的有关谈判及实施转运的过程中，把转运大米同解决印度所谓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凸显了其对华政策的重要方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正统与篡逆：正史数序纪日与历史书写
【作者】牛继清，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教授。淮北，235000。
【摘要】唐太宗屡次索观国史并亲自为“玄武门之变”定性，《旧唐书·太宗本纪》及相关列传以数序纪日叙述“玄武门之变”，其他列传也以相同方式叙述重大叛、逆事件。追踪溯源，《汉书·王莽传》最早使用数序干支结合的纪日方式来记录新莽覆亡、刘汉更始的历史，经过《三国志》《后汉书》《宋书》等正史的发展完善，到唐五代时期，这种利用纪日方式变化贯彻“春秋笔法”，达到维护正统、惩恶戒乱目的的历史书写方式已经相当成熟。其思想基础则是战国、秦、汉以来逐渐成型的“正朔”观念。
作为方法的柯文——在学术前沿地带刷新中国史
【作者】郭震旦，山东大学入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谓是一部指标性著作，人们常常将这部书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与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对主体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似乎是对近三十年中国学术整体上往更具“中国性”方向转型的预言。柯文漫长的学术生涯涉及“基督教与中国”“王韬”“中国史研究范式”“义和团”“勾践故事”等诸多课题，这些课题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带有极强的方法论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前沿，以崭新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来刷新中国历史，这让他的研究总是带有鲜明的实验属性。柯文的治学告诉我们，要永远追求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异质整合”，以形成新的更高的基础性知识平台，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