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研究的路径与新拓展”笔谈
【编者按】作为一场影响清代命运、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称为近代中国“三次革命高潮”，一度成为热门研究领域，但近二十年来研究却日渐沉寂，颇受冷遇，研究遭遇瓶颈。究竟是已有成果过于丰富以至于“题无剩义”，抑或是我们思路不够开阔寻题不易？这值得近代史学者反思。正如桑兵所言，迄今为止义和团的研究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很多基本问题仍旧需要探讨。本组笔谈围绕义和团研究路径和拓展之可能进行专题讨论。笔谈文章分别以“前后左右普遍联系”的方法来探究史事的发生及其衍化，近代中国存在的“多个世界”，史料叙事的“多重面相”等进行讨论，希冀借此拓宽已有的研究视角，启发深化义和团研究。
继续义和团研究的理念与取径
【作者】桑兵，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多个世界”的回响：影响义和团运动走向的多重因素
【作者】章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文史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义和团史料叙事的多重面相
【作者】胡卫清，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专题研究·
从侯到霸：“曲沃代翼”对晋国霸主政治的形塑
【作者】谢乃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李腾，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曲沃代翼”常被中国古代史书作为东周晋国史的肇端，其缘由不仅在于它是春秋初期发生在晋国的小宗篡夺大宗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是晋国从周王室之侯伯到诸侯霸主身份转化的关键性转捩点。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晋国“新”“旧”政权的更替，而且还是周代权力结构从西周王政向春秋霸政演进的标识性事件。该事件的肇始者晋国桓叔，是在前有殇叔自立、后有文侯夫人干政的背景下开始代翼图谋的。代翼后的曲沃宗子积极构建晋国新政权合法性：对外积极寻求获取周王册命使其晋君身份合法化，对内则从自觉意识、迁都、书史、祭祀和宗法等方面着力进行政权合法性建设。晋国曲沃一系在“曲沃代翼”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国家治理理念，不仅形塑了随后晋国霸主政治的底本和理念，而且对晋国历史走向和春秋霸政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情报获取与饷械筹运——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援台举措
【作者】刘青峰，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中法战争期间，法军进攻台湾，意图“据地为质”。因台湾孤悬海外，清廷屡饬沿海督抚援台。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对台援助积极，随着战局的变动，不断调整援台策略，反映其相关判断及利益考量。依靠沪、港、闽相关人员，张之洞与台湾建立联络，获取台湾情报，并转运兵勇、饷械。法舰封锁台湾后，张之洞派遣坐探赴台，并秘密札派委员于闽粤交界小口对台潜运军火。中法战时，张之洞对台情报获取与饷械转运，助推了台湾抗法，牵制了法军力量，终以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对张之洞而言，其积极援助台、越，获得醇王奕譞和军机处的赞许，为其赢得了一定的政治退路，摆脱了马江之战后的政治困境。
英印吞并锡金与中国政府的应对（1890-1950）
【作者】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100875；青海，西宁，810000。
【摘要】近代以来，英国、印度本着其争夺中亚细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企图吞并锡金，锡金问题由此产生。英国通过《中英藏印条约》竭力剥夺锡金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地位，清政府被迫承认锡金变为英国“保护国”。同时，英国以分水岭为界竭力割占与锡金北面、东面毗邻的中国领土，取得锡金方向对中国的交通战略态势。尽管如此，锡金仍然保持与中国的传统联系，中国的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传统边界线并按此修建道路里程碑，多次要求归还锡金；国民政府也曾计划通过废除《中英藏印条约》以收复锡金。印度独立后继承英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战略，利用1949年至1950年中国局势的变化和远东格局的演变，分三步走吞并锡金。中国政府批评印度吞并锡金，但是一时无暇顾及。这样，锡金问题成为中印两国关系发展中的外交交涉问题。
“村治派”对近代中国乡村出路的理论思考
【作者】察应坤，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编辑部助理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农村社会的衰败无序是近代中国问题的“灼点”。“村治派”认为，衰败无序的局面是民族文化精神丧失导致乡村社会组织解体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行“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的乡村自治”。梁漱溟在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和米迪刚“中国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以“自力、礼俗、教化”为核心的对儒家伦理坚守与推崇的思想发展路径。该路径主张在原有中国伦理基础上增加“团体对份子、份子对团体”的义务观念，实践指向是把乡村组织具体办法确定为“村学、乡学”，意在涵养、启发公共意识，发挥公共空间作用，培育公共观念，养成民众组织能力，进而创生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张鼓峰事件与国民政府国际战略的调整
【作者】吴启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摘要】张鼓峰事件爆发初始，国民政府高层大多认为日苏冲突难以演变为全面战争，但蒋介石判断苏联对日政策转取攻势，预测日苏行将开战。日苏冲突扩大后，国民政府在不牵扯内政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联苏政策，并在继续固守武汉的同时，筹划配合日苏战争的局部反攻。日苏停战后，国民政府试图缔结不具强制力的中苏互助协定，却屡遭拒绝。苏联为分散日本军力，对国民政府施压，推动其反攻。待至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美英逐渐转向援华制日政策，中方开始重点寻求美英支持，苏联在国民政府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渐趋下降。国民政府谋求日苏爆发战争以改善抗战局势，非但难以达其初衷，反而干扰自身外交、军事决策，更引发苏联对华猜忌与反制，是其国际战略不可忽视的缺陷。
科技冷战与苏联核中心——以第1011研究所为例
【作者】赵万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冷战时期，苏联先后建立的两座“核中心”是实施核计划，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其中，1954年建立的第1011研究所与此前的第11设计院一道，成为同美国展开核竞赛的科技双星。其在开展核研究、组织核试验与参与核部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核人才培养方面成为“原子科学家的摇篮”。考察冷战时期苏联核中心的发展历程，对研究苏联核科技水平、美苏军备竞赛及核试验视域下的冷战环境史均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尽管长期面临美国的技术封锁和强力竞争，核中心参与科技冷战的历史证明了其技术水平的先进性，组织形式的有效性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合理性，研制核武器造成的生态伦理代价则需要重新评估。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金初国史叙事与开国史知识的传播——关于收国、天辅建元问题
【作者】陈晓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433。
【摘要】《金史·太祖纪》载阿骨打于1115年建元“收国”，国号“大金”，1117年改元“天辅”。有学者提出质疑：该《太祖纪》底本《太祖实录》篡改开国史，隐讳阿骨打创业之初曾在杨朴建议下请求契丹册封的经历；金代实起元“天辅”，“收国”疑为杜撰。重检此说，首先以《金史·耨盌温敦思忠传》中的杨朴为线索，考证出此人事迹及所在列传全部改编自“金实录”；然后钩沉《太祖实录》阿骨打创业史之原貌和真实立场，发现金初纂修国史时不仅没有隐讳杨朴其人其事，而且直书契丹册立阿骨打之史事。最初源自《亡辽录》的天辅起元说，代表着南宋知识界对于金代开国史的了解程度。入元以后，“金史”形成多条传播链，人们的知识体系逐渐发生变化，开始接受收国建元和金代权威的纪年谱系。
从道德批评到历史认识——宋至清关于三国正统书写者的评论转向
【作者】周积明，湖北大学暨“湖北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自西晋陈寿作《三国志》以魏为居正，孰为三国正统，历代争执不休。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出，尊刘反曹之正统观深入人心，方为《三国志》以来的三国正统之争划上句号。《三国志》以降，三国正统说虽众，但“皆自善其所见”。惟宋明以来“尊蜀”论者往往对陈寿、司马光为代表的“尊魏”书写者加以道德谴责，斥责他们妄肆私意，崇伪黜真。清代虽延续前代三国正统论中道德批判的余绪，但学术界主流意见却更多地秉持“设身处地”的立场，将三国正统论者置于其身处的历史图景中加以分析。这样一种转变在思想史上的背景是宋明之学与清学的分野，前者高举纲常伦理旗帜，论事论人论史皆以道德裁判，以伦理为标准。后者以平恕为立场，强调“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从而标志着史学思想、史学认识的深化和成熟。从全球史的背景上观看，这样一种转变又与18世纪以降西方史学思潮从道德批评转向历史主义的动向不谋而合，这种东西方史学思潮的共趋性为史学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题。
“行动的指针”：战时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
【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
【摘要】从1941年开始，中共在延安陆续出版面向各个层级的中国史读物，一方面利用历史知识作为现实行动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与国民党竞争历史解释权。延安的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斯大林、毛泽东的影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构成了中共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将中国历史改造成普世性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直接介入延安的写史读史活动，确立“为民众写民众的历史”“暴露敌人，歌颂人民”“史学配合政治诉求”的叙事原则。随着中共革命的胜利，延安的历史读物，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许立群《中国史话》、叶蠖生《中国历史课本》、张思俊《史地课本》等，从地方推向全国，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