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11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发布日期: 2023-11-23 浏览次数:

“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笔谈(二)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诞生对现当代世界主要的史学流派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们纷纷采用其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当代史学地图。本刊在2022年第5期策划了第一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笔谈,刻画了中国、美国、俄国、英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情况。文章面世后受到学界的关注,有些学者向我们反馈,希望编辑部能够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为此,本刊联系了在此领域学有所长的学者,请他们在自己专业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专门研究,具体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深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这些国家自身史学之间的关系,并勾连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发展的背景,借鉴他山之石,旨在促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进行自检,吸纳域外成果和经验,在新时代实现自我蜕变,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简论20世纪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沈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3。

二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

【作者】张艳茹,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流变及其特点

【作者】费晟,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广州,510275。

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波荡与回响

【作者】范丁梁,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百年源流

【作者】孙晨旭,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福建,福州,350108。

 

·专题研究·

田猎与晚商王权秩序的制度演进

【作者】作者陈翔,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晚商王室田猎与政治制度具有密切关系。在武丁时期之后,田猎刻辞中贵族的消失和田猎职官的制度化演进,反映出王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对贵族及其族氏的双重限制。伴随着田猎地网络的逐步建构,田猎地与族氏据点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田猎地的扩张模式具有明显的制度逻辑。〖JP2〗历代商王延续不辍的田猎传统同样蕴含着制度属性,他们不断逡巡于田猎地之间的主要目的,在于确保王权对于各族氏及其资源的有效控制。王朝末期出现的铭功田猎刻辞,亦表明田猎可作为权力的象征而树立统治权威。

【关键词】晚商;殷墟;田猎;甲骨文

 

从清华简《越公其事》看先秦的“游民”治理

【作者】张炜,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摘要】清华简《越公其事》中出现的“游民”一词,将“游民”的产生与活动较为确切地推向了春秋末至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春秋末至战国时期产生了大量不事耕作、四处游荡的“游民”,这些“游民”中不仅有许多流动的游士、游侠、工商业者,还有大量流动的无地、少地农民以及一些流浪者、乞讨者、盗贼、倡优等。先秦时期“游民”大量产生最重要的原因是井田制逐渐瓦解后土地私有制的建立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各国统治者为了在列强兼并的环境中维护秩序并增强实力,实行了一系列“游民”治理措施。“游民”的产生与流动,促进了区域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夷夏之辨”逐渐演变为更广阔意义上的“天下观”,促进了中国的王朝统一进程。“游民”活动产生的某些文化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游民;先秦;清华简;游民治理

 

庆州兵变与宋神宗熙宁四年对夏策略的调整

【作者】张明,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峰,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宋神宗即位后,意在制服西夏,辗转求索于横山、河湟二策间。熙宁三年末,神宗采纳种谔之谋,开展横山进筑活动。次年二月,正当宋夏军事拉锯的艰难时刻,前线庆州爆发兵变。神宗君臣在果断镇压反叛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现行对夏策略。促成这一反思的缘由,正是其戒惕动乱,坚决维护内部秩序稳定的需要使然。兵变不仅引发陕西军政系统核心层的大调整,还直接导致中央中枢机构人员的变动——韩绛罢相,更成为神宗搁置横山策略的决定性因素。之后,宋朝表面上停止了西北用兵,与夏通和,实则充实边备,于异论纷纷中全面启用王韶收复河湟的策略。制夏策略在熙宁四年的重大转向,使得河湟地区成为此后熙宁时期宋廷推进的唯一对夏战略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庆州兵变的影响可谓深远。

【关键词】宋神宗;庆州兵变;宋夏战争;横山;河湟

 

明代湖广的永充站户及其民籍化

【作者】马志超,历史学博士,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河南,信阳,464000。

【摘要】从明代站籍进士的身份来看,站籍因站役而起,来源主要有四种:元代遗留站户、囚充站户、军充站户、永充夫役。在永充夫役中,湖广站籍最令人瞩目。湖广站籍的形成与洪武时期的垛军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垛军的过程中,站夫因承担了特殊差役而免于垛军,但站户又因此需世代承充站役,并在洪武二十七年全国驿传改革中丧失了转换为轮充的机会。嘉靖年间,随着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的展开,站籍的应役方式由亲身应役变为官府雇募,工料银两亦由自办变为官办。站籍摆脱世役桎梏后,“役”的属性逐渐丧失,不可避免地民籍化。湖广站籍演变的个案表明:明廷不仅对普通劳役施行官收官募,即便像站役这样的世袭差役也是如此。明代的赋役改革客观上废除了一些世袭性的差役及户籍,是部分户籍民籍化的主要驱动力。

【关键词】明代;湖广;永充站户;赋役改革;民籍化

 

袁甲三、胜保之争与咸同年间皖省军务

【作者】赵广军,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心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袁甲三与胜保是咸丰、同治年间清廷督师安徽的两名主要大员,对安徽政局的影响举足轻重。袁、胜两人先后入皖,在共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矛盾重重,并未形成清廷所寄望的“和衷共济”局面。在袁、胜之争中,袁甲三处于下风,时常遭受胜保有意无意地打压。然而,随着两人矛盾的扩大,形势逐渐逆转。袁甲三凭借地方士绅与湘军势力的支持在安徽立足,并击败胜保,最终被塑造为“中兴名臣”。胜保则在离开经营多年的安徽后,逐渐失势,乃至被杀。同时,湘军势力在袁氏配合下,顺势接手安徽,将其纳入控制之下。袁、胜之争是理解咸同年间安徽政局人事关系变化的关键线索。二人围绕皖省军事最高指挥权的明争暗斗,可以折射出这一时期满汉力量的消长与央地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袁甲三;胜保;曾国藩;督办皖省军务

 

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议拟前后内情

【作者】尚小明,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现今所见袁内阁《请速定大计折》内容有多处重复或自相矛盾,可以确定不是定稿,故袁内阁不可能以该折在1911年12月底或1912年1月16日上奏。但该折出现又与1911年12月27日袁内阁拟请朝廷“速定大计”及1912年1月16日袁内阁奏请朝廷“速定大计”紧密相关。前者是要劝导清帝自行逊位,以免被动接受国民会议公决为民主共和;后者则希望清帝授权袁氏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方面欲以虚君共和给皇室及君宪党人交代,另一方面图谋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前后立场和策略变化都是以谋求掌控全局为出发点。将该折视为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证据,其实是误读。

【关键词】袁世凯;南北议和;国民会议;《请速定大计折》;虚君共和

 

以苏为虑与争取美援:国际视野下蒋介石处理皖南事变的考量

【作者】李俊杰,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摘要】皖南事变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个转折点。蒋介石在皖南事变前态度复杂,举棋再三,皖南事变后虽然在国民党强硬派的要求下撤销新四军番号,但其仍试图缓和与中共的关系,避免内战发生。1940年至1941年间的国际局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处理新四军问题的举措,其中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牵制最大。苏联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牵制日军兵力,蒋介石则希望拉拢苏联避免其与日本联合不利于中国,同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及苏联对中共的制约。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美国对华态度好转,而当时中国国内经济状况日趋恶化,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其抗战给予政治支持和经济、军事援助。为此,除了向美国表示坚持抗战的决心之外,蒋介石还必须表明其有统制全局的能力,保证中国不会发生内战。国际局势的变动迫使蒋介石和平解决皖南事变。

【关键词】蒋介石;皖南事变;中苏关系;中美关系

 

论迦太基威胁与西西里僭主政治的长期延续

【作者】李立华,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不少学者认为,古代西西里的僭主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原因之一是对抗迦太基威胁的需要。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表明,迦太基威胁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但在古典作家对希麦拉之战的重述中,这种威胁被不断夸大。和平是西西里希腊人城邦与迦太基关系的主流,双方互动频繁。战争虽时有爆发,但多由希腊僭主挑起,战争性质通常不是希腊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民族对抗,战略目标也并非彻底消灭对方,而是达成某种让和平得以维系的平衡。对老狄奥尼修斯的个案分析表明,真正有助于僭主夺权与掌权的,是通过夸大迦太基威胁而营造的危机环境,而非迦太基与西西里希腊人城邦的实际关系。

【关键词】迦太基;僭主政治;西西里;老狄奥尼修斯

 

16世纪德意志济贫改革前后教俗之争中的“穷人”

【作者】付家慧,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暨南京师范大学西欧研究中心讲师。江苏,南京,210000。

【摘要】16世纪德意志的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缓解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区分救济对象,将救济资源给予真正值得帮助的穷人,因此在济贫改革前后,天主教会与世俗权威围绕应当帮助哪些“穷人”的问题展开诸多争论与竞争。宗教改革前夕,二者主要在乞讨者是否为值得帮助的穷人问题上发生分歧,天主教会对贫困和乞讨的传统看法与世俗政府限制乞讨等主张相矛盾;随后,宗教伦理的转变推动新教地区和天主教地区纷纷进行济贫改革,济贫事务中的教俗之争变为争夺区分救济对象的主导权。16世纪德意志济贫改革前后教俗之争的实质是济贫事务的世俗化与理性化,对当时的穷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推动了更多穷人接受救济,另一方面身份制度也容易让接受救济的穷人陷入心理和社会地位的双重窘境之中。

【关键词】德意志;济贫改革;宗教改革;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