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秦简“中县道”与秦代京畿行政体制
【作者】吴方基，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广东，梅州，514015。
【摘要】秦简“中县道”可在内史、属邦、郡三大郡级行政区的框架下进行解读。在法律文本及行政运作中，“中县”可以独立，是一种郡级行政区，当属内史统辖。由此“中县道”应断读为“中县、道”，是“中县”与“中道”的统称。岳麓秦简“属邦道”与“中县”等郡区相应，应是属邦统辖的郡级行政区。“中道”与“属邦道”同在秦旧地，与“中县”相对应，又非“郡县道”之“道”，说明属邦统辖的“属邦道”即是“中道”。因此，秦代京畿地区“中县道”实为内史与属邦双重管辖的行政体制。这种体制既延续着秦统一前的王畿行政体制，又奠定了汉初京畿行政一体化的基础。
【关键词】秦朝；京畿地区；中县道；内史；属邦
明代均徭法下力差额编银考释
【作者】胡铁球，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金珍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金华，321000。
【摘要】均徭法佥役的关键是量计各役轻重并为之排序，在随从皂隶已经折银的背景下，统一用银计价，便成了均徭法推行的客观要求。成化初年向均徭编剩人户征银制度的施行，表明各役用银计价的预算体系已经确立。随着成弘以来用银、用力两大夫役体系的逐步构建，各役用银计量的价格渐被称为“额编银”。在审编环节，银、力差额编银皆是给各役进行计价排序，故两者在性质、表达上无任何差别。在应役环节，银差多按额编银征收，而力差则“准银以定差而不征银”，故而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力差额编银双重性质的影响下，“额编银与应役实费之间的差值”成为力差排序的新标准。力差可分为“名轻实重”“名重实轻”两种类型，其额编银具有“轻重失衡”“不足据”等特点。
【关键词】明代；均徭法；银差；额编银；重差标准；力差类型
川汉铁路股款亏蚀问题与四川保路运动的演变
【作者】高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200。
【摘要】川汉铁路自筹款开办以来就存在严重的股款亏蚀问题，累计银额达数百万两，四川州县租股局和成都川路总公司的当事路绅对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保护既得利益不被干涉和非法利益不被查处，成都路绅先后回避、拒绝和反对清廷的收路查账旨意及干路国有政策，同时还“打倒”了提出保款主张和附股方案的同乡京官。这些矛盾冲突背后的利益之争作为一大动因，直接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其与湘、鄂、粤三省路事风潮的不同走向。
【关键词】晚清；川汉铁路；四川保路运动；股款亏蚀
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研究
【作者】陈海懿，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顾维钧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但伪满拒绝顾维钧出关，造成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围绕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和走出满铁附属地，李顿调查团及其派遣方国联、顾维钧及其隶属方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驻外使领馆及其背后的外务省、伪满及其操纵者日本关东军之间展开激烈的抗议折冲与协商妥协。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实质不仅关系伪满傀儡政权的内外“合法性”建构，而且涉及调查团及国联在东亚的调停能力，并折射出九一八事变的“性质”问题。从该事件对南京国民政府、伪满、调查团和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这是一次零和博弈，日本将调查团受阻事件与伪满“认可”相捆绑，预谋实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权力变更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此次受阻事件是李顿调查团与大国博弈的缩影，表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的国际解决策略无法恢复东北原状，国联调停机制难以维系东亚和平秩序。
【关键词】李顿调查团；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顾维钧
历史“本真”与舆论“叙述”——国共易势之际陈布雷自杀事件再探
【作者】刘长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胡丞嗣，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摘要】1948年国民党中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的自杀是国共易势之际的重大事件。回到历史现场，发现陈布雷自杀事实及内中因由，并非在事件发生后即昭然著闻，而是经历了一个由被遮蔽到逐渐显露的过程。原本清晰确定的自杀事实，经由国民党党媒的重塑与社会谣言的矫饰后，变为“病逝”与“自杀”相互交织甚而难辨真伪的“罗生门式”叙事。国民党虽最终迫于内外舆论压力照实公布陈布雷遗书，但在解读陈布雷自杀事件时，仍不忘借机向民众传输党化意识形态，将其因对时局悲观失望的自杀行为诠释为“忧劳成疾，以死报国”的壮举。此类说法无异于避重就轻，也使得相关历史“本真”被无形遮蔽。在陈布雷自杀事件中，寻绎历史“本真”转化为舆论“叙述”的逻辑，以及通过舆论“叙述”还原历史“本真”的路径，进而探明陈布雷自杀的历史场景，不失为解读陈布雷自杀本意及其与时局关联的有效门径。
【关键词】国共易势；解放战争；陈布雷自杀；国民党
卢沟桥事变前后王宠惠对日态度及转变
【作者】董清平，历史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后。四川，南充，637009。
【摘要】1937年3月王宠惠接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表示遵循和平路线，致力于改善中日邦交。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一开始提出和平解决中日冲突，但随着和平解决无望，逐渐转向抗战，寻求国际上“援华制日”。后在陶德曼调停期间，王宠惠虽倾向接受日本11月初的议和条件，以结束中日战事，但仍坚持抗战立场，宣扬胜利非我莫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反复举动，既受制于复杂时势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影响，也受制于个人政治立场及对日侵华本质的认识。上述状况反映了王宠惠身份行为与个人内心有时存在着矛盾，折射出民族危难时期个人取向与国家命运的复杂交织。
【关键词】王宠惠；卢沟桥事变；对日态度；蒋介石；国民政府
大陆海洋二元秩序博弈与阿拉伯文明的兴起
【作者】马峥嵘，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韩志斌，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摘要】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是大中东古典帝国建构的两种典型秩序。它们以地中海和中东两大地缘板块为基础，以此衍生出不同的经济形态和治理逻辑，从而对大中东的政权构建和历史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阿拉伯半岛作为大中东地区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板块，因受制于贫瘠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结构而使其社会秩序长期被限定在部落体系中，无法内生性地演变为国家体系。于是，两种秩序的冲突，打破了半岛秩序运行的平衡局面并在半岛的绿洲城市催生了超越部落制约的新兴工商阶级，半岛政治秩序由此在该阶级对两种秩序的自觉选择中加速了从部落体系向帝国体系的转型，阿拉伯文明由此兴起。
【关键词】地理史观；大中东；海洋秩序；大陆秩序；阿拉伯文明
明治政府对自由民权运动的镇压——以国事警察的活动为中心
【作者】陈俊杭，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戴宇，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明治政府为侦查士族叛乱阴谋而成立了从事秘密探查的国事警察，后为镇压自由民权运动而赋于了国事警察以监管言论的职能，不久将其更名为高等警察。明治政府及警视总监通过国事警察的情报活动掌握民权派的动向，并据此指示国事警察执行镇压对策。国事警察的活动不仅侵害民众的自由权利，而且阻碍近代日本民主运动的发展，更暴露出明治政府依靠警察对民权和民主运动的镇压来维持其统治的本质。
【关键词】明治政府；士族叛乱；国事警察；自由民权运动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主义与美国霸权崛起
【作者】李赛林，伦敦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伦敦，300071。
【摘要】19世纪末的美国饱受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内部矛盾的困扰，并且受到来自欧洲列强的海上军事威胁。美国海军主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结合了英国的海权思想和本土的进步主义思想，主张取得制海权，建造强大舰队，鼓励军事技术创新以及对外扩张。海军主义带有明显的精英色彩，是一种为精英阶层服务的社会思潮，海军军官和职业政客是这一思潮的核心支持者。为了获取民众对海军的关注和支持，上述海军主义者通过科普读物、报纸期刊以及海军公共活动将这种思潮与爱国主义绑定从而推向了美国社会。海军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对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初步影响，推动了远洋海军的建设，最终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干涉外交决策。它在萨摩亚危机和委内瑞拉危机的解决过程中迅速发展，直接刺激了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为美国全球霸权的强势崛起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海权论；海军主义；干涉主义；美国外交；美国霸权
微观史学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兼谈与其他史学路径的关系
【作者】李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东北，长春，130024。
【摘要】以小见大是微观史学的特色。其合理性历经学界的误解和质疑，逐渐被认可。可是，由于当前研究往往就少量微观史作品谈其共性，尚未辨明其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因此对微观史学的概念理解仍显模糊，与之相关的各种理论争议也没有被澄清。基于对20余项微观史作品的以小见大逻辑剖析，可以分辨出“单子同构”“结构细化”“符号阐释”和“例外反推”四种类型。识别以上差异，有助于更精准地厘清微观史学与“全球微观史”“碎片化”“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的关系。全球微观史关注大空间跨度的文化反差，使个案极具代表性。这不能解决乡村主题微观史的论证可靠性问题，但证明关注冲突是以小见大的最合理思路；所谓“碎片化”的研究必不涉及宏观历史的思考，微观史学能提供更新历史共识的“反例”，有以小见大的意义，可避免成为“碎片”；后现代主义主张放弃整体史观，不抵制虚构，微观史作品则均致力于以小见大，也言出有据，存疑明确，与后现代无关；新文化史关注文化挪用，与大多数微观史类型有论证逻辑的差别，只有“例外反推型”与之契合。明确微观史学的逻辑差异，可以为澄清多重理论误解提供直观参照。
【关键词】微观史学；以小见大；全球微观史；碎片化；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