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自《探索与争鸣》2916年第4期，原文约9500字。
明清江南是一个范围广大的领域，可以运用诸多理论、方法来研究，以了解明清五六百年间江南地区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为目的，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构成的直观事实，也包括文化、结构、趋势构成的深层事实，不可能用单一的理论完全统摄、周至说明。近年来有几种相关论说在明清江南研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伊懋可提出了关于明清时代中国进入“高水平陷阱”的说法。他认为，明清中国陷入了“农业技术发展导致人口增加—人口增加消耗技术发展收益—为增加收益而提高技术—提高技术的结果造成人口增加”的循环。他所说的高水平农业技术和高密度人口状态，集中体现在江南。稍后，黄宗智提出与之相类的“内卷”说，也以江南为主要范例，认为明清之际体现在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的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人力密集投入实现，虽有产出总量的增长但没有人均生产力的增长，所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彭慕兰提出“大分流”说，认为直到18世纪后期以前，中国江南与同时期的英格兰处于同样发展水平，其后西方借助新大陆开发、海外殖民、煤矿开采而率先进入近代工业化历程，中欧历史由是而分流。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伊懋可认为中国经济由于人口压力而进入水平循环陷阱，这就把其论说又归结为对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一种经济学解释，所以没有摆脱停滞论。黄宗智是三位研究者中较多运用实证材料的学者，但他的分析方法中也包含许多问题，对明代江南地区直接考察的一些经济数据不坚实。彭慕兰的大分流说有明显的摆脱西欧中心主义倾向，但运用原始文献所做的分析最少，主要通过对其他学者已有研究的选择性梳理和模式化分析立论，带有更强的经济理论支配性。这些情况提醒我们，理论、模式分析既具有深入剖析的功能，也常常把问题简单化，必须放到历史事实系列中去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