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
作者：赫治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新中国70 年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伟大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 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取得的。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研究实践，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理论方面，谈谈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体会。
一、 社会形态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依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同一种社会形态发展过程，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中国封建社会在其初期、中期、后期，社会经济形态也经历了一个不成熟、不完善到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演变过程。如明中叶以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或是流通、交换与分配关系，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关系、雇佣关系，都出现了诸多变化。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人在社会形态中的地位，提出经济关系当事人的概念。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有其特定内涵，它指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在生产经营领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形态并处于萌芽状态，而非其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明中后期，大致可以上溯到16世纪的嘉靖、万历年间；这种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一直在缓慢成长。尽管一度受明清易代的破坏性影响，但随着清政权向中原文化的成功转型、按照中国传统模式进行社会重建，国家治理的有效推进，资本主义萌芽重现生机，尤其在“康乾盛世”的极盛时期，增长势头有所增强，一直持续至19世纪中叶。中国资本主主义萌芽之所以未能茁壮成长起来，并发展为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实现近代转型， 主要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二、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开创探讨天地会起源新路径
天地会是清代著名秘密结社，有关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清朝开国之初，在“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基础上，制定的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本无禁止歃血结盟条款。但刑部却定有“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的条款。顺治十八年（1661）， 又进一步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康熙帝即位后，为加强国家治理，多次增修律例。雍正帝即位后，续修《大清律集解附例》，五年（1727）刊行全国。歃血结盟条款，正式列入《大清律集解》卷一八《刑律·贼盗》之“谋叛”类中。乾隆朝对雍正《大清律集解》继续修订，并于五年完成，定名《大清律例》，简称《大清律》，禁止歃血结盟条款，列于第23卷《贼盗·谋叛》中，条文和雍正朝所订内容基本相同。
历史表明，天地会和歃血结盟的政治活动一脉相承。由于天地会活动极其秘密，清政府长时间没有发现其名目，因而往往把它和歃血结盟活动看成一回事。即使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林爽文天地会起事后，《大清律》已有严惩天地会条款，清政府在处理许多天地会案件时，仍援引《大清律例》中所谓“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之类“谋叛”条款或“闽省民人结会树党，阴作记认”的规定“量刑定罪”。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是社会存在的唯一现实基础，历史进程中一切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和思想文化等观念，都深深植根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是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的集中反映。每个时代的法律、条令、条例，都反映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需要。清朝刑律禁止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和复兴天地会的有关规定，就是清代社会的集中反映。随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结束，清朝在全国最终确立“治统”，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公开的武装抗清被非武装的秘密斗争所代替，“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这一适合秘密活动的聚众结社方式，也因此逐渐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清政府在镇压各地反清活动中也终于发现在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案件中隐藏着政治上的反清秘密结社。而康熙十八年，刑部将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与无歃血盟誓事情的一般异姓结拜加以严格区别，并将它视为谋叛罪而纳入现行例中，以致被雍正初年修订的《大清律集解》照旧编入，则为天地会起于康熙年间提供了有力旁证。我深深感到， 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 开拓了我的眼界， 为解开天地会起源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为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开创了一条新途径。
三、 秉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理论， 书写清代中国制造， 弘扬工匠精神
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当今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又一重要原则。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和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历史人物能够做出多大的贡献、能够给当代和后世留下多少值得长久怀念的东西，归根到底，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人们批评乾隆皇帝未能处理好对外开放关系，甚至指责他“闭关锁国”，错失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千载难逢良机。乾隆皇帝在对外交往中确有失误，但并非“闭关锁国”或“闭关自守”，我在多年前就认为，乾隆皇帝在国家安全和对外开放的两难选择中，更多地选择了前者，以致执行了“限关自守”政策。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都无法超出历史时代加予他们的限制。
摘自《史学集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原文约７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