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定法”与专门史的融合
作者：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史无定法”作为史学研究方法论的高度概括，影响巨大。学界一般认为，“史无定法”是吴承明的观点，事实上在其他学者笔下，已多有提及。问题的关键在于，吴承明是最早系统论述“史无定法”的学者。
笔者认为，在吴承明笔下，“史无定法”至少包涵了三点要义：第一，“史无定法”在把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同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没有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方法，更没有“祛除”其意识形态属性。事实上，吴承明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历史观的思维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归纳、 演绎等求证方法，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分析方法。第二，“史无定法”已经包括了“史有定法”。这个定法，就是历史学之所以称之为历史学的史料和考证之学。即吴先生所说的“史料是史 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方法论说，治史必须从治史料始，则是道出根本。不治史料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第三，“史无定法”的根本，是在于说明史学研究面对纷繁的历史现象，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可以应对，必须吸取各家之长。即使是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瑰宝的考据学，从方法论上讲，也有其局限性，经济史研究尤其如此，因为“一切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经济史从来不应当是事件史。考据学对于系统的过程研究似无能为力”。
上述围绕着“史无定法”涉及的方法论展开，专门史的融合研究也是一种方法论，所以一并讨论。前者是一种具体的手段，后者是一种学理上的方法，或许可以把前者称作技艺上的方法论，后者称作学理上的方法论。
专门史作为某一门类的专门历史，大多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如经济史与经济学、财政史与财政学、社会史与社会学、文化史与文化学等等。专门史研究的融合事实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某一专门史研究的融合，二是若干专门史研究的融合。
就某一专门史研究的融合而言，如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研究的交叉性质，经济史学者的出身、经历、学养不同，研究方法互异，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已经有不同的流派，有的偏重于理论，有的偏重于实证，或者说，有的偏重于经济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其他专史——财政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也同样是一种历史研究，研究经济史或其他专史，必须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律，遵循历史学的叙事风格，把史实缕述清楚是其初阶，实证、考辨是主要的手段，经济学或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从属的地位。所以治经济史者应该在历史学传统学养的基础上尽可能地研习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身于经济学界的学者和出身于历史学界的学者在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时体现各自的特色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在于，历史学界的学者注重史实的罗列和考辨，一般不太注意经济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甚或缺乏经济学的基本素养，影响到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归纳和宏观视野。经济学界的学者则大多不愿在史料的挖掘和考证史实上下功夫，人云亦云，以致错讹百出。反思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实践，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尤其重要。
在历史研究中，区分为经济史、财政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若干专门史，是学科内细致化、专门化以及不同学科交叉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其积极意义。改革开放后，社会史、文化史、区域史等专史研究的“复兴”和异军突起，也被视作近几十年来史学研究繁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时至今日，各专门史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局面。
就若干专门史研究的融合而言，笔者在前揭《 与时代同行：中国经济史研究70 年》 中， 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指出“单一性的经济史研究或其他专史研究，已渐次被融合性、扩展性研究所代替”。另外，像区域史的研究，本身就是探讨地域社会的全貌，必然涉及区域经济、区域社会、区域文化事项以及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诸多因素。像文化史的研究，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工艺水平、思想学说、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等都起过至为重要的作用，也就要求对文化史进行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思想的、宗教的、民俗的多视域综合研究和融合研究。一般意义上说，专、精、深，是专门史研究的三个要素，而专门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彼此关联，又要求在专、精、深的基础上进行融合性的多面相研究。
摘自《史学集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原文约７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