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建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秦汉时代，大禹传说是巩固及拓展中国认同的重要文化元素。以大禹治水为内容的《禹贡》将天下构拟为“九州”，对汉王朝的区域控制策略有所启发，也为中国代表权的更替提供了合法性。秦统一前后，“禹须臾”等托名大禹的择日术为秦、楚两地共享，使文化融合有所依托，至西汉前期，秦系日书在故楚渐占优势，反映了民俗领域的区域融合。大禹传说亦盛行于秦汉帝国的边缘地带，吴越民众传言的“禹葬会稽”，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都具有文化统一的意义。三苗居于洞庭、彭蠡之间，禹征三苗之说反映出长江中游正在融入中原文化圈。禹生于西羌说以秦人与羌戎的长期共存为背景，汉代蜀地民众将东方流行的“禹生于石”演变为禹“生于石纽”，最终在帝国西南地区确立了中国认同。
黄帝与大禹便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认同得以实现的重要政治符号。但是作为“疆域的偶像”的大禹，其形象究竟以怎样的具体路径而使中国认同得以实现，仍是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本文拟以大禹传说为重点，考察这一文化资源对秦汉时代中国认同的影响，力图展示大禹传说促进中国认同的线索，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禹贡》与秦汉王朝对中国的区域控制
战国时代列强争雄，直观地看，是对兼并战争主导权的争夺，而实质上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重大的时代之问，即谁能代表中国。在此背景下，遂有《禹贡》。作为一篇托名于禹的文献，《禹贡》所载其人其事多属想象，但造作此种想象的主体，以及引发此种想象的历史背景，则是读史者应当关注的。不过，《禹贡》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此次致用的挫折而告终结，该书对社会的一大影响便是九州观念的进一步普及。
秦统一之后，在隆重的政治仪式中却不使用“九州”的概念。在秦王朝的政治话语中，“天下”一词使用频率最高，而用来指代天下的还有“四极”“六合”“宇内”“四方”等多种概念，唯独不见“九州”一词，这意味着《禹贡》对秦王朝政治生活的影响有限。
相比于秦朝施政对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境的关注，汉王朝在制定政策时，则积极发掘想象类历史的价值。相关研究表明，汉初很可能已遵循《禹贡》所提供的九州地理架构，施行州制以控驭天下。
《禹贡》的政治影响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的华夏控制区，汉王朝还利用《禹贡》来配合疆域的进一步拓展。西汉前期，《禹贡》所见“弱水”“昆仑”“流沙”“三危”等地名，原本缺乏确切的地理指向，人们只是大体感觉到，这些地方位于中国的边缘。但汉武帝时代设置河西四郡后，这些地名的定位日益明确。只要搬出《禹贡》来，汉武帝以来开疆拓土的性质便可以由以力为雄的军事征服，转变为对固有领土权益的坚守或兑现。
汉王朝援引《禹贡》以加强区域控制，这个方针思路并非突发奇想，其离不开禹画九州观念在社会层面的广泛影响。当然，对于政治而言，《禹贡》只是一个辅助施政的文化工具。不同的历史阶段出于特定的现实需要，区域管控并不会严格遵循《禹贡》。从这个角度来说，《禹贡》有时候是推动改朝换代的文化工具，据有九州即有资格替代汉王朝代表中国。
二、从禹系方术看秦汉时代中国区域文化的融合
尽管秦人对区域文化的整合并不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秦统一的进程毕竟使不同区域文化当中的同质因素增加了，托名大禹的方术由秦楚民众共享，就是一个表征。有学者指出：“巫觋活动，数术之学，在秦代以及前后临近的历史时期曾经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当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形式的作用。”而日书作为当时“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在民间影响很广泛。日书当中不乏假托大禹的名目，比如“禹之离日”。还有所谓“禹须臾”。实际上，收录《禹须臾》的睡虎地秦简《日书》本身即是不同区域文化融合的产物。也就是说，睡虎地秦简《日书》以楚文化为主，吸收了一些秦文化的成分。虽然秦朝短祚，但秦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就此中断。这一点，在出土的汉代日书材料中有所体现。
“禹之离日”“禹须臾”等名目在民俗文献当中的存在表明，华夏共同体内部在秦汉时代的融合进程中，大禹是一个高频出现的政治文化符号。因为“传说中的治水英雄大禹是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熟知并崇拜的大人物。即使在下层民众中，大禹同样为大家熟知和崇拜”，日者们为了使自己的说辞“为广大的下层群众接受和相信”，“选取大禹来抬高自己的一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学者所谓“广大的下层群众”，绝不仅局限于某一国，列国术士纷纷以禹名技既体现了诸夏在信仰上的共同点，同时也为区域文化的融合打开了一条路。
三、禹至会稽与秦汉时代东南地区的中国化
大禹传说不仅促成了战国以来以七国版图为限的文化整合，在华夏共同体向周边拓展的过程中，也发挥了显著影响。先秦时期，大禹传说与会稽地区的关联度已很高。一说禹至会稽，一说禹葬会稽。作为活跃于华夏边缘的政治体，为了更好地参与中原列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吴越便借力于大禹这一符号。而通过将禹的事迹附着于会稽，吴越民众强调了“本地人的华夏性”，“借华夏自重”，最终达到了“洗刷蛮夷之名”的效果。逐鹿中原也便有了更足的底气。
大禹传说在向吴越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具有极强的活力。《史记·封禅书》引管仲曰：“禹封泰山，禅会稽。” 司马迁应有所本，战国时代托名于管仲的书应是其资料来源。因此，战国时代必已产生了大禹会稽封禅之说。
吴越地区作为曾经的楚国边缘，当其转换为秦帝国的边缘，秦王朝的文化统一势必触及此地。对于秦王朝而言，吴越一带的大禹信仰并非“恶俗”，不仅不必去除，反倒可资利用。因为在秦人的群体记忆中，他们的祖先大费曾经“赞禹功”，祭祀大禹乃是发扬祖先的荣光。更重要的是，凭借对大禹的祭祀，秦始皇至少可以在形式上找到一把沟通秦人与吴越民众情感的钥匙。虽然秦始皇“祭大禹”之后不久即去世，但大禹传说对于增进华夏共同体的凝聚力，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汉代人取名常用“禹”字，这样的取名风尚意味着，在华夏共同体的核心区内，大禹虽然仍是圣人形象，但已更为亲民，具有进一步民俗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华夏边缘的吴越地区继续流传着大禹故事。
四、大禹的苗羌行迹与秦汉时代西、南两方的中国化
大禹传说在吴越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已渐有自吴越而西之势，这个趋势突出表现于禹征三苗之说。三苗活动于洞庭、彭蠡之间，先秦社会对三苗的认知已然如此，不待汉兴方有此说。而大禹征三苗之说的流行意味着，战国秦汉的人们普遍相信，大禹的足迹也到达了长江中游一带。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晚期编纂的《说苑》当中，大禹故事呈现出集成趋向。《说苑》对禹征三苗故事的集成，自然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即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中游一带中国化的程度越来越深。关于这一点，大禹“苍梧罪己”故事的出现，可以视为重要表征。
彭蠡、苍梧相关事迹的生成已透露出这样的趋势，即大禹故事一直在溯江向西，将秦汉帝国的南部、西南部逐步纳入大禹传说的体系。而在帝国的西部，大禹传说正在由西方向西南扩展，似乎对大禹传说的溯江向西形成接应。秦与戎长期共生的历史，羌与戎在族源上的关系，秦与戎、羌活动区域的毗连关系，都决定着秦国历史对羌人发展的深刻影响。秦人既然学会了借助大禹形象来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与之交往密切的羌人也就可能接触到大禹故事。
目前所见最早言及禹与中国西部地区关系的是《荀子·大略》，该书曰“禹学于西王国”，所谓“西王国”，后世有注家坦承：“未详所说。或曰：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 西王国是否指西羌？有一点似乎可以感觉到，荀子既曰“西王国”，而不曰“秦国”，这个概念与先秦传言的西王母之邦极类，说明荀子脑海中的大禹足迹远至秦国以西，而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正是羌戎。由此推论，在秦国的影响下，至迟在战国晚期，大禹传说的西部边界已及于羌戎，应无太大问题。否则的话，汉代社会对大禹与西羌之间特殊关系的传言将成为一种无源的突变。
在长久的和平氛围中，以大禹传说为代表的柔性文化元素，既可以对帝国的区域控制策略有所启发，亦可以使不同区域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更多趋同的内容。这种春风化雨式的文化整合方式，对于巩固“中国人”意识，无疑具有更为持久的积极效果。不仅如此，由于秦汉帝国的统一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如此一来，对中原文化圈边缘地区的整合，也是秦汉王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而禹葬会稽、禹征三苗、禹生西羌诸说的生成及长期传播，则有力地助推了这一恢宏中国的伟业。
文章摘自《中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