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韦巍，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道咸两朝，“希腊”文明形象经由中西两方合力建构，作为文明观念的初步具象化，早于“文明”概念的引入。明清两代传教士介绍西洋历史、地理所取译名、内容、叙述框架都有巨大变化，既反映古希腊传统在欧洲的地位提升，又体现新生文明观念的影响。魏源等人选择以“希腊”统贯明清知识碎片，勾勒“希腊”作为西方文明源头和枢纽的多重形象，为东亚知识圈接受文明史观打下基础。西人在鸦片战争前宣扬古希腊以证明文明身份，中西形势逆转后转而强调基督教文明的优越，前后转变展现了西方文明话语的内在矛盾。
从“厄勒齐亚”到“希腊” 晚明之际，天主教传教士随地理大发现的浪潮来到东亚，其中耶稣会士成为沟通东西文化的主力。这一时期，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尾声，古希腊传统正从西方文化的边缘走向中心。耶稣会十分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古典语言和学术训练，来华耶稣会士汇集欧洲各国知识精英，在中文著述中大量化用古希腊罗马知识。其中涉及古希腊的著述大致有三类：首先是编译古希腊文献；其次是化用古希腊典故讲解教义；最后则是介绍欧洲各国地理、风俗、历史。到晚清新教传教士来华之时，古希腊传统已经占据欧美文化的中心位置，并成为18世纪兴起的西方文明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在后两种叙事框架中都是西方文明的枢纽。此后普遍史发展为世界史，以万国史、地球史等名目进入东亚，成为文明史观的重要载体。
道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穗西人成立益智会，宗旨是出版中文书刊，输入实用知识，以此打开传教局面。道光十七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中国益智会接手，此后便开始刊文专门介绍古希腊文化。当年正月号刊载短文《诗》，介绍泰西诗歌。次年正月、二月号分别刊载《希腊国史略》《希腊国史》，“希腊”译名进入中文语境大致发端于此。《希腊国史略》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标明希腊位置，并介绍自四川至希腊的路线，可能与马礼逊译述的《西游地球闻见略传》有关。其次介绍希腊形成的东方渊源，称夏、商时代当地土著仍为野人状态。最后分析古希腊的社会情形，并站在基督教立场上批评“诗翁”（即荷马），这些文本的内容相当简略，加之翻译水平有限，实际宣传效果并不佳。
“海国”“瀛寰”中的希腊 《四洲志》尚未关注希腊独立运动，甚至没有使用“希腊”译名，却提供了新世界图景下的叙述框架雏形。书中讲述欧亚非各国历史源流时多次提及“额力西”，一般认为对应Ｇｒｅｅｃｅ，即Ｇｒａｅｃｉ的英文转写。《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按照海图的自我定位调整全书架构，不仅有别于传统舆地，较之《四洲志》也更加明确。书中的“希腊”内容全都来自增补的《万国地里（理）全图集》，大致是“希腊”一词进入国人著述的开端。魏源将新增“希腊国”一节置于卷十六“南都鲁机回国”之后，指出希腊为“土耳其之属国，今则邻国也”。此节简要介绍希腊从古典时代到近代独立的曲折历史，粗线条讲解了希波（文中作“白西”）战争、马其顿东征与希腊化时代的关系，希腊被罗马征服后何以成为东罗马的代称，以及如何摆脱土耳其统治重获独立，将《四洲志》的叙述精度大幅推进。《瀛寰考略》“甲辰稿”甚少记载各国上古史事，其中“西特尔济（土耳其）”一节仅仅提到“额里士”是“不遵回教”，“亦不通中国”的小国。徐继緦选择使用“希腊”译名可能是参考《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但更有可能是受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刊《希腊国史略》的影响。
《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与《瀛寰志略》相继问世，魏源、徐继緦在“希腊”译名选择上达成初步共识。此后魏源重订《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四十九“希腊国”增补《地理备考》《地球图说》《外国史略》《瀛寰志略》四种文献，推动不同版本叙事以“希腊”之名为枢纽进一步展开。《地理备考》即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地球图说》出自鄤理哲之手，是《地球说略》的前身，《外国史略》则是马礼逊父子三人合力完成的著作。其中《地理备考》《地球图说》偏重于近代希腊的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内容较为简略，《外国史略》《瀛寰志略》偏重于希腊的历史流变，篇幅远超前者，尤其以《瀛寰志略》为最。此后数十年间，《海国图志》流布于东亚，尤其在日本一纸风行。
中西形势逆转与希腊叙事变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不仅把报馆开到北京城，还在内陆各地兴建学校。欧美各国单凭武力无法征服广阔的中国，传教宣传也无法征服中国人的心智，因此开始反思对华策略。来华传教士试图平衡传教目的与世俗知识传播，以报刊文章针对一般学人，以教科书向幼童普及西洋史事。教会学校自中学一级起多设西方各国历史课程，往往以万国通史、万国通鉴为课名，类似现在的世界史，其中的古希腊部分都有相当分量，呈现出希腊传统与古典教育在泰西文教系统中的地位。
通史著述最能展现变动中的世界图景与文明叙事，同时也遮蔽了西方文明内部的矛盾。西人建构的上古历史有希腊、罗马与犹太三大传统，又因传教士立场分为宗教与世俗两面。当西方文明形象在华初步确立，西人的古今论述也随之变调，出现贬抑古希腊传统的声音。一类观点是基于基督教本位观念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历史批评，比如韦廉臣在《万国公报》发表“希利尼源流”系列文章，指责古希腊的民风低俗。还有一类是基于近代理性主义的学术批评，将近世文明成就归功于基督教，比如《格致汇编》连载《格致新法》，批判古希腊传统多演绎而少实证。
至光绪初年，出洋人士游历欧美，不仅直接体认具象化的文明观念，同时接触到欧洲社会中鲜活的古希腊传统。此后，国内学人开始广泛阅读西学，并对西方内部的不同传统有所认识。李鸿章、龚照瑗在格致书院围绕泰西格致学说源流出题，问答两方都清楚指出自亚里士多德发端，经培根发展至达尔文、斯宾塞的脉络。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中谈论各国“政教”源流，用法近似此后通行的“文明”概念，并以算学为纽带推论地球“政教、文物之盛，殆莫先于印度”，中国次之，波斯、犹太再次之，欧洲则最迟，将古希腊数学成就归功于印度。在《新学伪经考》刊刻前，康有为与朱一新围绕西洋古代典籍、文字、制度、学说有相当深入的论争。朱一新认为西人论古史缺乏实据，虽有希腊、拉丁文献，然而晚于中国，其“远推上古，不过好胜之习”。而康有为复信申辩，同样强调区分泰西政法源头，不可尽归于耶稣与摩西。由此可见，时人已经意识到西人貌似整齐的文明叙述中存在矛盾。
上溯晚明耶稣会士译介，下及民国时期东西文化论战，以“希腊”为纽带的东西文明交流互鉴进程横跨东西三百年。清理其中的历史脉络可知：首先，欧洲文化系统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发生剧烈变化，明清传教士译介也从拉丁传统经由英语为主的欧洲民族语言媒介转换到古希腊传统。其次，殖民主义进入东亚展示出不同形态，尤其是面对庞大的清帝国采取灵活文化策略，晚清新教传教士借古希腊渊源自证文明身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转向进步主义论调。最后，晚清国人在政治上面对欧美各国建构的条约体系，在文化上面对西人建构的普遍历史和文明话语，国人不仅要上溯古希腊源头理解西方文明，还要参照古希腊反观自身传统。鸦片战争之后，国人逐渐意识到域外文明的整体性挑战，林则徐等人指出挣脱困局当自知识层面着手。《海国图志》《瀛寰志略》草创叙述框架，为国人融贯新知打下基础，也成为东亚各国认识西方文明谱系的基石。
文章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