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居鹏飞，江苏科技大学海洋学院；丁乙，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郭秉文与杨杏佛为近代教育史中无法绕开的两个人物，两人均对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因为教育理念与政治倾向的迥异，两人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由亲到疏，再到反目成仇的过程，并由此引发了江苏教育界权力结构的裂变。1924年，郭秉文及东南大学校董会因经费支绌裁撤工科，杨杏佛被迫离校。此后，包括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的发生，1927年东大的改组等无一例外地与二人有关。1928年，在教育界如日中天的杨氏又努力推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迫使代表郭秉文等“北洋旧人”难以在教育界立足。两人的经历在鼎革之际的教育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的命运沉浮不仅是两个时代的缩影，而且也折射出1927年前后教育界的革故鼎新与权势转移。
一、郭秉文、杨杏佛与1920年代初的东南大学
郭秉文与杨杏佛都是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两人在南高—东大共事期间都对学校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1920年以后，由于两人关于学校治理、系科发展的看法多有不同，且政治倾向亦有分歧，嫌隙便由此引发。而1924年夏郭秉文“裁撤工科”之举可以说是完成了对杨杏佛的“致命一击”，杨氏也因此被迫从东南大学离职。
据当时学生观察，工科裁撤后，杨杏佛愤然离开东大，临去时还曾扬言“不达倒郭目的不止”。郭秉文通过裁撤工科来打压杨杏佛之举，从这个角度而言，无异于扬汤止沸，反而使得二人结怨更深，难以弥合。1924年夏东南大学裁撤工科这一不起眼的举动在当时复杂诡谲、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并未引起太大波澜。然而，它所泛起的阵阵涟漪，却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风潮，不仅改变了郭秉文日后的人生走向，也对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教育格局、学术生态产生了难以预估的影响。工科裁减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在半年之后便得到了显现。
二、杨杏佛与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东大工科被裁撤后，感觉自己遭到打压的杨杏佛遂于1924年10月底正式离开东南大学，赶赴广州参加革命，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从广州出发绕道日本赴北京共商国是，杨杏佛等随从人员则直上北京，为迎接孙中山入京做准备。杨杏佛抵达北京后不到两个月，震惊政学两界的东大“易长”风潮便爆发了。
抵达北京以后，“日谋有以倒郭”的杨杏佛终于找到了机会。杨杏佛早年就曾参加过同盟会，也属于老国民党员，素与汪精卫、吴稚晖、马叙伦、蔡元培、邵元冲诸位国民党要员过从甚密。其时章士钊任段执政府之教育总长，而章与吴稚晖、汪精卫本为密友，杨杏佛便利用这盘根错节的关系，在北京形成了一个以国民党员为主体的反对郭秉文的关系网络，谋求倒郭。杨杏佛刚抵北京，便活跃在这些国民党要员的视线之中。当时的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对此就留有不少记载。当时在东大历史系求学、对各方面史事留心关注的郭廷以观察到了杨杏佛在“易长”风潮事件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而直接参与此事的柳诒徵在日后的回忆中对此也直言不讳。
风潮发生前后，东南大学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部分教授为主体的“反郭派”。这个“反郭派”的成分相对复杂得多，他们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对郭秉文的治校方式有诸多看法。同时，这批人也对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与具体主张有着相当的同情。杨杏佛对此颇为明晓，并与他们保持函件往来，希图里应外合，配合开展倒郭运动。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反郭派”的形成，亦多少掺杂有省籍意识与地缘因素，这在“易长”风潮的善后阶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这使得原本就纷繁复杂的“易长”风潮又参杂进了省际之间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与再分配这样一层因素。
就宏观的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而言，“易长”风潮的发生与当时国民党所推行的“党化教育”有很大关联，“易长令”公布没多久，陶行知就点出此事的动机与汪精卫主张的“党化教育”不无关系。但若从微观视角来切入，便会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充当催化作用的，则是杨杏佛，而根源则是杨杏佛与郭秉文私人之间的恩怨与纠葛。不仅“免郭”系由杨杏佛主导，而且由胡敦复接任东大校长一职也与杨有着极大的关联。
综上不难看出，一方面，若没有当时党化教育兴起、社会激变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气候，杨杏佛恐怕不会有这样一个“讨回公道”的机会。另一方面，有了这样的气候，却少了杨杏佛这样一支“催化剂”，“易长”风潮是否会这样迅速爆发、其前后经过及最终结果是否会如此则须另当别论。“党化教育”的政治气候与郭、杨两人间的“人事纠葛”在整个“易长”风潮中其实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无论如何，东南大学仍在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控制之下，只不过此时的天平已稍稍倾斜。
对东南大学的改组与对江苏省教育会的查封、打倒“学阀”等举措几乎一致进行。鼎革之际，杨杏佛出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主要负责上海市各高校的接收与党化工作。正所谓有破有立，由杨杏佛这样一个致力于打倒“江苏学阀”的革命家来主持江苏教育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似乎也合乎情理。与此同时，杨杏佛又与沈勉后、姜琦等11人组织江苏省教育协会，以取代郭秉文背后所倚赖的江苏省教育会。三个月后，协会正式完成了对江苏省教育会的接收。这样，在近代江苏乃至整个东南地区教育史上诧叱风云、烜赫一时的江苏省教育会由此结束了它的使命。国民党也随即展开了对江苏省教育会成员的通缉。
如果说，北伐以前，郭秉文及其所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等地方教育势力在言论、舆论上尚还有一丝与杨杏佛所代表的国民党教育势力互相声讨、针锋相对的空间的话，那么在这之后，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崛起、“南京时代”的开始以及政党政治的兴盛，这一丝空间则被挤压得愈来愈小，直至消失殆尽。
综上不难看出，20世纪20年代前五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两人交往史上的第一个阶段，此时南方国民党阵营羽翼未丰，杨杏佛身处江苏省教育会的势力范围之中，处于失势状态；而江苏省教育会在袁希涛、黄炎培、郭秉文等人的经营下，逐步在东南地方构筑成了一个包括实业家、银行家、新闻家、教育家等社会精英在内的集团，经由地缘、学缘、教缘等多重要素交织成一个相互涵摄的社会文化网络。1925年“易长”风潮爆发后，以郭秉文为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渐渐式微，天平也逐步摆向了以杨杏佛为代表的政党阵营一边。而到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郭秉文与杨杏佛两人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对应的是江苏教育界的权势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杨杏佛从一名普通大学教师一跃而成为了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地位。反观郭秉文为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则被贴上了“北洋旧人”与“学阀”的标签，在革命阵营“打倒学阀”等话语的强烈攻势之下，或是被边缘化，或是销声匿迹。
三、杨杏佛、郭秉文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以杨杏佛为代表的党国新锐与以郭秉文等江苏省教育会主要成员为代表的“北洋旧人”，其权势与地位已经发生了调转。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久，它在国民革命时期的激进色彩迅速消退，对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各式人才不仅没有一味寻求“打倒”，反而因为人才匮乏的缘故，将他们援引入政府，如教育界、法律界的人才均得到不同程度地任用。然而杨杏佛仍视郭秉文为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为“反革命”，对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且多有倾轧之举，这主要体现在政权鼎革之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上。1924年9月18日，中基会成立，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接收与保管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余额，以促进中国的教育文化与科学事业。中方董事有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等9人。由于中方董事皆由北洋政府指派，当时即招来了众多南方国民党人的指斥与反对。因为郭秉文与中基会的成立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早在1924年年末，杨杏佛就曾对邵元冲提出过要对中基会进行改组。其实，中基会董事的人选问题，也是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党间的一场博弈。但当时国民党羽翼尚未丰满，对于中基会的反对，只能停留在舆论，直到1928年，纸面上的呼声才终于转化成现实。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北伐的完成，已经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副院长的杨杏佛便迫不及待地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改组提上议程。
郭秉文在1925年东大“易长”风潮发生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在各地从事讲演活动，并担任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力图推动中美文化间的交流。1928年2月，郭秉文回到上海。4个月后，刚刚上任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有意利用郭秉文在中美文化交流间的影响，任命郭为北平外交办事处处长，正是这一安排直接刺激了杨杏佛的神经，杨将此事与中基会的事宜结合起来，对郭秉文进行声讨。他致信王正廷，历数郭秉文当年的种种“劣迹”。揆诸实际，当时两人的权势已不可同日而语，杨杏佛无论是在政界还是教育界，可谓权倾一时。而郭秉文此时已成“流寇”，只不过凭其在中美文化交际间尚存的一丝影响力而重新受到国民政府的任用。
南京国民政府体制内像王正廷这样身份背景的人还有很多，官方对于王正廷用郭秉文的举措都已经默许，然而杨杏佛对于郭秉文的任用问题仍是不依不饶，或许可以说，杨对郭的态度已经超出了新旧之间、“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与范畴，而完全流为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与打压报复。所以也有舆论为郭秉文打抱不平，认为其冤枉至极。尽管王正廷断然拒绝了杨杏佛的建议，但从实际情形看，杨杏佛还是达到了最终目的。一方面，面对舆论压力，郭秉文辞去外交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一职。另一方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最终完成了改组。中基会甫经改组，傅斯年即致胡适一函，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快慰。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为重要的转型时期。杨杏佛与郭秉文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与故事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何为“革命的时代”。1925年前，东大校长郭秉文凭借校董会与省教育会的势力，逼迫杨杏佛离开东大；后者则在“党化教育”的呼声中以及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寻觅到了“复仇”的契机。1925年年初的“易长”风潮，是两人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杨杏佛的推动下，郭秉文被免去东大校长一职；随后，杨杏佛不仅跟随国民革命军的步伐，完成了对于“江苏学阀”根据地东南大学与江苏省教育会的查封，而且还在1928年前后迫使以郭秉文为首的一批“北洋旧人”退出了中基会，最终使郭难以再在教育界立足。两人在教育界的权势嬗递与国民党在教育事业上的革故鼎新几乎同步。
纵观郭秉文、杨杏佛两人这段交往历程，教育理念与政治倾向的迥异是导致两人不睦的最直接因素，但我们更应该将这两个个体的微观体验放置到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与文化的大背景下去审视。个人的命运沉浮往往能反映时局的急转流变，而时局的动荡起伏亦能直接影响个体人生的实际走向。就文化教育界而言，各方势力的胶着竞合在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逐步明朗，知识社群的升降转换、“边缘—中心”的交互流动也大体完成。1927年的改朝换代对于教育界权力格局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以杨杏佛为代表的党派精英与以郭秉文为代表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之间的权势转移。杨杏佛所倚赖的正是即将取得政权的国民党势力，故他能够在政权鼎革之际将郭秉文等省教育会势力一网打尽。总之，国民革命这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造就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政治精英。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促成了大规模的权力洗牌与教育资源的重新整合与再分配，加速了不同知识社群权势地位的升降转换，教育场域既有的权势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王正廷启用郭秉文这一事例也可以看出，“中心—边缘”的互动，两方势力的此消彼长绝非如此泾渭分明，而是因各种血缘、学缘、业缘、派系、代际、圈子等因素的掺杂而互相交织，鼎革前后教育界的人事有更迭变动也有继承延续。总之，透过两个个体生命之间的跌宕起伏，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政权鼎革之际知识社群权势地位的升降转换，感触到的是整个“革命时代”的脉搏。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杨对郭的完胜也能再次印证萧邦奇对于20世纪20年代政治文化的判断：当革命运动开始显示出可能即将成功的迹象时，革命过程却变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从这一角度而言，1927年政权鼎革之际杨杏佛与郭秉文的权势转换确实浓缩了当时政治局势、教育生态的诸多面相。
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1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