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四老”之称。四老在党内有较深的资历，且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地位与身份具有“党统”的象征性，同时四老大多系党内文人精英，其超然态度也代表了某种道德势力，从而使其在党内党外均有一定的发言地位。四老因在宁汉对峙中拥蒋而崛起，亦在国民党左右之争中不断提升权势，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四老政治影响力达到顶峰。在此过程中，拥蒋的同时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也借势推行各自的主张，并扩张权势。四老既是一个整体，同时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分歧。最终四老中只有紧随蒋介石的吴稚晖得以保有尊荣，其他三老则先后见弃。四老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权势兴衰既可以在国民党派系格局演变的脉络中展现，同时也可以在四老权势资本的升降起落中加以认识。
在国民党内，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有“商山四皓”之称，并列为四老，在晚清同盟会时期即不同程度赞助或参加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四老同为中央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党统之争中，四老被视为始终支持蒋介石的政治势力。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四老亦为蒋所倚重，在政治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李石曾形容他们彼此的关系为“甲乙丙丁论”或“相连论”，即彼此之“连带关系”或“联合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四老的权势兴衰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式的发展过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四老与胡汉民、桂系合作，在宁汉对峙中支持蒋介石。二届四中全会前后，四老与蒋介石在是否联合左派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一度采取强硬态度胁迫蒋。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是四老政治影响力的顶峰。二届五中全会后，胡汉民回国，四老与胡再度合作，支持蒋打击地方实力派及党内其他反蒋势力，同时四老与蒋胡的分歧也日益凸显，由此开始逐步边缘化。到中原大战后，四老拥蒋反胡，但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稳固以及拥蒋派系的日渐成熟，四老的权势逐渐跌落，作为某种政治团体的影响式微。
蒋二次下野复出后，拥蒋的ＣＣ系、孔宋、政学系日渐成熟，四老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归于无形。从当时的政治氛围和生态来看，四老的崛起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去革命化的潮流基本同步，其党内权势某种程度上即源于右派立场，但随着国民党左派的消失和左右之争的消解，四老的权势亦同步衰落。
四老并非一以贯之的拥蒋派，甚至与汪胡居于同等位置。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四老虽然并非无条件拥蒋，但也不能脱离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四老的崛起本身即与蒋有连带关系。四老因右派立场，故极端排斥汪，而与蒋胡居于同一阵线；当蒋与汪联络之时，四老也会选择不合作；而在清党与反汪的立场上，四老与胡一直处于同一阵线；但在蒋胡合作的背景下，四老与蒋和胡之间的歧异也凸显出来，一是集权与分权之争，二是党权提升过程中胡对有无政府色彩的四老的排拒，由此导致四老与胡关系恶化。四老拥蒋反胡，最终导致蒋汪合作，反而加剧了四老的边缘地位。
四老被称为“商山四皓”，代表着某种道德势力。这种认知一方面缘于蔡、李、吴自民初发起进德会提出不做官吏的誓约，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吴、李、蔡长期担任监察委员而不出任政府职务，从而在形式上保持某种超然地位；另一方面，作为党统的象征，蒋介石借重于四老，也希望四老能保持超然地位，从而为其统治“正名”。同时，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或参与者，对于新知识人及边缘知识青年均有相当的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自由知识人希望蔡元培等人保持超然地位，从而满足知识人道高于势的期望。然而，此种道德势力实际上是一种虚像。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四老不过是门面和工具，他并不希望四老超然于自己的权势之上或之外，而有所掣肘。从四老的角度而言，其所谓超然地位不过是一种姿态，张静江、李石曾都有着强烈的政治企图和私利。因而，无论从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派系的眼光出发，四老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超然。四老的崛起跟其党内文人精英和监察委员的双重身份有关，且与蒋有着连带性，从而造就四老的权势地位，然而一旦蒋拥有了党统或不在乎党统时，四老的权势即呈现衰落之势。四老最终不同的走向也可以印证上述逻辑，只有甘心为蒋所用者才能保持尊荣。新知识人所寄托的道德势力对于政治的影响只是一种虚像，真实的政治文化与运作逻辑与此有相当大的背离。
摘自《学术研究》2023年第1期，原文约3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