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封磊，延安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全球史视野下，近代中国的时间使用经历了标准化、全球化的转型，为城市提供公共时间测报装置的钟鼓楼，也经历从被动接受西式钟楼到主动装设标准钟的嬗变。晚清时期西式钟楼的营建，多是西方时间文化产品和电报通讯技术输出的结果；而民国时期广州、上海、北平等城市主动装设标准钟，则是融入全球化潮流后的自觉适应和自主选择。论析全球化进程中时间使用的共同特征与近代中国的特殊现象，不仅是一项能够将全球史与国别史结合的微观史研究，也是透视近代中国如何融入全球互联、互通及互动的时空秩序的窗口。
一、古代中国时间测报的王权与神秘色彩
在物理学的测量中，对时间的测报是最基本的要求，计时测报系统在中西方社会中均有久远的实践。在计时的基础上，为在更大范围内满足人们感知和使用时间的需要，需借助一定的物质设备和技术手段对时间的量值信息进行同步化的传递和播报，是为报／授时。在需要监管社会行为、协调社会秩序时，报／授时成为一项管控生活节奏、塑造民众时间观念的基础工作。这在古代中国有着特殊的物质载体、运行机制和象征意义。
在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和国际交往礼仪层面主要由历书承载时间信息传播的职能，城市民众的日常作息层面则主要由钟鼓楼承担协调、指导与管控的职能。明清时期遍布各地的钟鼓楼的报时声响承载着时间信息，拼接起各地城市的时空秩序和民众的日常作息，成为中国传统城市生活重要的文化构件和地方标识。
中国古代的测时与报时是分离的，遵循铜刻漏计时、击鼓定更、铜钟报时的基本程序。朝廷长期垄断时间测报的知识技能，并制定严苛的法律禁止民间私获天文仪器、星图和谶书，私习天文算学和测时技术，使时间的测报工作带有政治性、强制性和神秘性色彩。
中国传统的钟鼓楼还演化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即在元末形成、于明中期确立的对设布局的佛寺钟鼓楼，除用于报时、召集大众、发出号令外，兼具打动参拜者的诚心，激发信众对鬼神的崇敬，使其谨遵戒律等功能，因佛教的影响而附丽了通神、警世、超脱的神秘色彩。
古代中国的钟鼓楼，传播的是官方掌控与运作社会秩序的时间信号。明清时期的都城不仅是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机构的驻地，也是向全国甚至国外公开展示政治文化的核心空间。地标性的钟鼓楼成为中国古代的权力意志和统治秩序的视听宣示载体，是政府展现政治权威、皇家威仪及对社会时空秩序的管控能力的制度性安排，构建出王权操控下的一种音响化的秩序藩篱与物理化的空间边界。钟鼓楼报时声响的震荡效应及其传导的边界，即是官方控制的城区时空秩序与民众时间生活的最大辐轴范围。因此，在古代中国，钟鼓楼作为一种测报时间信息的建筑装置，用于控制城区时空秩序并监督社会行为，带有世俗王权与宗教神秘的色彩。
二、晚清西式钟楼的全球共时性：西方时间文化产品和通讯技术的输出与实践
1600年，传教士利玛窦（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以贡品形式将机械时钟携带入华，希望借此打开长期驻华传教的便利之门。19世纪中叶后，传教士开始在通商口岸和内地城市大量建置装有大自鸣钟的西式钟楼。上海最能反映西式钟楼在华嬗变历程。最显著的特征是，大自鸣钟多被装置在与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官方机构紧密关联的建筑顶部：代表为殖民政府开拓国际市场的市政大楼（厅）、进行宗教仪礼的大教堂、开展国际商贸结算的海关大楼、进行国际金融汇兑业务的银行、传播知识文化的教会学校、汇聚社会交通的码头（火车站）、进行科学测量的观象台和其他公共场所。民众聆听规律的钟声数量或凝视钟面数字即可感知时间。西式钟楼的建置不仅为市民以租界各处大钟校准钟表给予便利，还通过个人持有的钟表与西式钟楼之间的对时行为，使公、私领域各自的时间节奏能够对接和延续，进而将殖民当局对城市时间的控制及对市民行为的监督从公共领域延伸至私人生活。正是在此意义上，西式钟楼以“视听并重”的方式成为市民生成时钟时间观念，满足日常对时、用时需求的重要参照。
海关报时的精准性关系国际贸易结算的信用与效益，海关钟楼即是海关的象征。大教堂钟楼与耶稣年历所构建的信教仪礼也具有全球关联的特征。电报技术的迅速引入、应用及其与世界时的配合使用，不仅促成全球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变，还将晚清中国纳入全球时空重组的序列。
晚清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内西式钟楼的出现、标准时的引入和电报技术的应用，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全球殖民扩张和实践的结果。与时间测报相关的物质技术与文化产品，尽管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融入共时性的世界体系，也使晚清中国的时间应用成为全球时间变革的组成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的不平等及压迫性从一开始便存在，晚清中国是被动纳入到一个非均衡的全球化进程中。
晚清各通商口岸西式钟楼的建置和标准时的引入，是西方挟霸权优势强力推广其物质产品、通讯技术和宗教文化的结果。进入民国后，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改用西历、统一时政以彰显新的政治权威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对全球标准时的规划、推行及标准钟的装设，是在自觉遵行全球标准时制度的基础上自主规划、主动实践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行为，但也凸显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差异。
三、民国时期装设标准钟的主动实践与地方差异
在城市公共标准钟的建置上，民国时期明显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多为各地政府主动仿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子母电钟作为城市公共标准钟的技术已臻成熟，并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受此潮流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标准钟的装设迅速推进，其中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与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的城市，如广州市。第二类是深受西方市政风格影响的城市，如上海市。第三类是因多方政治权力、职能部门的分歧而长期迁延不果的城市，如北平市。总体来看，民国时期为统一城市报时而装设标准钟的进程，明显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时人认识到“欧美各国及日本各大都市为统一时刻起见，莫不有标准钟之设置”，“广设标准钟”乃“市政重要设施之一端”，一方面就标准钟的装设主动函询国际都市，仿效其做法，另一方面自主接纳并利用西方列强在华公共报时装置的市政遗产。须指出的是，即便在装设标准钟事业中走在前列的广州、上海、北平等市，除了存在经费困难、技术落后、电力不足、专业人员缺乏等日常性问题，还时常受到政局动荡、军人干政、职权纷争、管理不善等因素的牵绊和阻滞，或许这些地方性因素才是影响标准钟装设进程和效果的关键。这些以往未被关联起来的地方差异性，不仅与报时标准化和全球化进程并存共进，也凸显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
近代中国的城市报时装置从钟鼓楼变为西式钟楼，再变为标准钟，不仅是一种全球性变革的组成部分，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密切关联。揭示这种全球化与国家化在不同轨道的关联与互动，并不能局限于国家内部的视角，须将其置于时间的全球变革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双重视域加以分析：首先，在时间的全球性变革方面，近代中国不断被纳入以欧洲为核心的帝国主义军事殖民扩张、全球贸易与文化输出过程。其次，19世纪全球时间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时间的国家化。最后，近代中国城市时间的使用与测报装置，经历从地方真时到地方平时，再到全球标准时的过程，也呈现了从被迫接受西式钟楼到主动装设标准钟的嬗变。作为社会公共时间实践主体的近代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中真切地体验到标准时间带来的实惠与便利，进而在日常生活世界促成了时间应用的精细化、标准化与社会化。总之，从钟鼓楼到标准钟的嬗变，是透视近代中国融入全球互联、互通及互动的时空秩序的直观窗口。
文章摘自《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4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