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玉，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
【摘要】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一、明末宦官与亡国责任
明清之际人们在追溯明亡原因时，将目光投向明末的宦官。对于崇祯帝继天启党祸之后再度启用宦官广泛参与朝廷政事，论者虽不认可这一做法，亦多持体谅之心。无疑，这“不得已”的原因，是外廷诸臣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明清之际多有时论认为，在国事日益紧急的情况下，内阁辅臣、部院科道和边镇督抚，都难以展现出令崇祯帝满意的任事态度和成效，因此宦官的任用是皇帝的不得已之举。在这样的前提下，不论是崇祯朝宦官本身，还是任用宦官的崇祯帝，至少都不构成国家败亡的全部责任者。
表面上看，崇祯帝“不得已”用内臣，是外朝诸臣令其失望所致，实际上其中的原因，除了朝臣自身能力和品性等方面的问题外，也有人认为，与崇祯帝本身的心态有关，即自信自己在朝臣之外另有所凭恃。
崇祯朝宦官对军事的参与最为广泛深入，在吴应箕对于崇祯朝战事的回顾中，宦官似难构成国家败亡的主要责任人。作为明遗民的张岱、吴应箕在明亡后以更开阔的视角思考明亡原因，认为明朝的灭亡主要在于崇祯帝的治国无方。虽然对宦官的任用在整个崇祯帝用人脉络中构成了亡国的一部分，但仅以此项，确乎不足以亡国。因此，明清之际有关亡国责任的讨论，虽不乏如陈鼎般的“宦官亡国论”者，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在诸多论及宦官的话语中对当朝大臣的抨击和对崇祯帝用人的批判，这都使得明末宦官之于亡国的责任降低。崇祯当朝时期，舆论因崇祯帝再度信赖宦官而大声疾呼“宦官亡国论”作为对皇帝的警告，但在明亡之后，当人们再度回顾与反思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二、明代宦官政治与“有明之无善治”
当然，崇祯朝宦官对政事的影响并未被忽视。皇帝的决策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宦官的影响。然而，正如论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这些问题虽然发生于明末，但并非朝夕形成，而是长期的制度积累与政治传统所致。明朝的灭亡是一个朝代的终结，也是人们思考整个有明一代宦官政治的起点。
在明朝灭亡前夕的生死关头，崇祯帝仍派遣内臣守卫城门，其对宦官的信赖令人惊讶，但却也被认为与其列祖列宗一脉相承。因此，明清之际的人们更关注的是贯穿有明一代的宦官政治之独特性。黄宗羲称“有明则格局已定”，傅维鳞称“祖宗之防制具在”，思路的趋同便在此体现：即认为明代宦官的参政并非偶然与突发，而是深刻蕴含于明初的制度设计内，嵌刻于明代政治运行的环节中。
明太祖的废相之举成为明亡后人们思考明代宦官政治的关键切入点。明代宦官由太祖、成祖时期的出使、监军，到英宗时期正式负责批红，宦官对明代政治的合法性参与由监视监督、政务处理，深入中枢决策层面，此后相沿不绝，直至明亡。对于明代宦官政治的影响，黄宗羲论述尤为深刻。他认为，内臣与外臣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黄宗羲打破君尊臣卑的“小儒”之见，以“师友”看待廷臣之于君主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更凸显出宦官和廷臣两者身份和原初职掌的不同，因而他们对待皇帝的方式不同亦在情理之中。问题在于，明代政治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伺喜怒”而不“规过失”的内臣单纯约束于内廷范围内，而是将其广泛安置于政治体系之中，内臣活动场域的由内而外，也将事君的奴婢之道带入外廷之中。除了对君臣关系的影响外，在政治运行中，外朝诸臣不得不与宦官共事，接受宦官的监督，甚至屈居于宦官之下，在这种制度设计中，朝臣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也颇为明清之际的论者所留意。与此同时，如若将朝臣对宦官的结交置于党争的政治环境中，那么即便所谓的“正人”亦有可论之处。
不论是大臣欲振作朝政有所作为，还是在党派斗争中欲占据上风，抑或是希冀在皇帝面前奏对得当，朝臣都需要对宦官拉拢、利用甚至依附，这主要基于宦官已有力量的强大，同时又势必会加剧其势力的发展，即便是杨一清、杨涟等“以宦官治宦官”的行为，也被王夫之认为是“其术陋矣”。揆诸明代朝臣与宦官关系的种种，有对抗、合作、依附、分化、利用等等，其姿态有无可奈何，也有甘心委身，更有拼死一搏，但无论如何处理，在明清之际的反思中，都无法被赋予正面的评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宗羲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总结明代宦官政治的影响。
王夫之也认为，在明代宦官全面参政并凌驾朝臣的情势下，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斫丧是不可避免的。在宦官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环境下，外朝群臣无法独立振作，只能与宦官合作共生，在此过程中，其自处之道愈发趋于末流。在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逻辑中，宦官与明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非直接关联，而是在“寺人操政府之荣辱”之下，以整个官僚群体的堕落为转承。
总体而言，明清之际人们对宦官与明代政治的反思，虽多称其“为祸”“祸患”，但并未将明代宦官直接比附汉、唐，或将落脚点简单置于“宦官亡国”之上，更多人关注的是明代在其独特的宦官政治之下，终究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对士大夫政治尊严的摧折是势所必然。
三、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下对宦官制度的反思
明清鼎革之际，有关宦官问题的思考，经明末扩展到有明一代，并更经明代继续延伸，历经千年的宦官制度在此时期得到了总体回顾与反思。宦官出现之源头为人主之欲，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在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看来，宦官政治产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源于这样的专制统治：一方面，君主出于对朝臣的防范和疑惧，往往主观上以宦官的力量去制衡、监督朝臣；另一方面，“以一人之疑敌天下”必将导致“一天下之权归于人主”，典型表现是相权被不断削弱乃至消解，这样的形势客观上也为宦官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更进一步而言，“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的心态，正是君主将天下视为私产的必然结果。除私天下带来的“君主之疑”外，君臣体势的悬殊也被认为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重要原因。明清之际，宦官并非仅仅被认为是皇帝多“女谒”的结果，持论诸人中的洞见敏锐者，进一步质疑专制统治下君主一人独揽大权的权力结构以及君臣等级秩序，最终落脚于对君主之起源与职分的反思。历代皇帝为多子嗣而多女谒，女谒多而宦官盛，这样的因果链条被黄宗羲以“传贤不传子”的思路彻底打破，由此可见，在以君主制为前提下，明清之际对于宦官问题的思考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明清之际虽然不乏“宦官亡国”的持论者，但亦有多人认为相较于崇祯帝而言，明末尤其是崇祯朝的宦官，并不构成明亡的主要责任人；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明代，人们所论明代的宦官之祸，亦多不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在于其对包括皇帝和士大夫在内的政治参与者之心态和行为取向的消极影响；再进一步而言，几乎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相伴随的宦官政治，诸人论其起源与发展，皆离不开君主“家天下”之专制统治。
明代宦官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司礼监宦官的批红，是制度运行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文人与宦官，尤其是内阁阁臣与司礼监太监的交往势所必然；但又因长期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祖制的限制等原因，使得宦官在政治运行中的合法参与，也难理直气壮地被言说，士人与宦官的交结，更不可传示世人。而如果进行立场的转换，那么，与其说这是士人的两难选择，莫不如说是明代宦官群体在政治文化传统与当下政治制度之间的尴尬处境，由此亦可窥见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下，宦官处境的另一个侧面。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3年第4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