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畅，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明朝在政治视野与民族观念上，呈现出独特的传统特征。明前期通过多种方式，选用安南人进入宫廷。经过长期的培养，宣德时期安南人宦官成为明朝最受信任、权势最大的宦官群体，而且形成了彼此借援、互相扶持的政治团体。虽然安南宦官权势颇大，却与外朝士大夫保持了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如果将之与明中后期本土宦官的擅权相比，可以发现明朝任用异域宦官的政治良效。
盛唐时期吸收新罗、日本的士人进入政权，为我们所熟知。事实上，明朝有意地将异域之人充作宦官，安排进入宫廷，发挥他们在中国缺乏背景和根基的特点，大加倚重。出身安南的宦官，尤其在明前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域外人士，官私文献对其记载零星琐碎，因而以往研究多集中于人物的个案考证，难以深入到这一群体间的交结往来，以及由此可能对明代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对这一群体展开集中考察，不仅有助于揭示明前期宦官与政治的关系，也是观察中国古代国家所独有的一种政治观念与政治设计的途径。
一、明前期安南宦官的大量涌现
明太祖登基后，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宗藩关系。安南是最早表示归附明朝的政权。周边政权向明朝朝贡时，进贡的不仅有各自的土产，而且还有阉割之人。安南、爪哇、真腊、琉球和朝鲜等国，都曾经向明廷贡阉，其中安南和朝鲜进贡最为频繁。永乐帝征安南取得胜利后，征夷右副将军张辅在永乐五年（1407）回朝时，将胡朝诸叛犯俘送至南京，包括胡季犛及其子汉苍、澄等胡氏子孙，以及被阉割的三千幼童，所谓“取安南火者三千”。宦官由于长期被士大夫视为政敌，文献对其记载零星琐碎，因此他们的事迹在文献中大多失传。弥足珍贵的是，目前存世的一些碑刻，保存了相关的记载。金英撰《圆觉禅寺新建记》，自述“生自南交，长于中资。躬荷太宗文皇帝抚养训诲，授以官职”。《阮浪墓表》也载：“世家交趾。永乐中，太宗皇帝因安南作乱，遣将征之，众悉归附。”此外，明代文献及北京庙碑中记载的大量阮姓宦官，很可能也是安南人。
二、永乐时期安南宦官的身份角色
洪武时期入宫的安南宦官在明成祖处理与安南关系时，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明朝史籍普遍记载，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遣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安南，却在途中遭到胡朝政权的屠杀，才怒而出征安南。“朕推诚容纳，乃为所欺，此而不诛，兵则奚用？”但按照《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已经有了征安南的想法，从而派遣安南宦官前往故土，侦查敌情。“及太宗即位，有南侵志，遣阮算、徐箇、阮宗道、吴信等为使，访问亲属，密告之曰：‘如有北兵来，揭黄旗，题内官某人姓名，亲属必不被害。’”但明朝的这一作法却被胡朝政权识破，从而屠杀了这些宦官的亲属。“汉苍开大元年，冬十月，汉苍杀在北内官阮算等亲属。”胡朝之所以屠杀安南宦官的家属，根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是因为胡朝认为明朝从洪武到永乐时期，对安南从需索到南征，都是宦官在背后鼓动。指出以阮宗道、阮算为代表的安南宦官，深受明太祖朱元璋信任。由此可以看出在安南国王胡汉苍看来，安南人宦官已经不再心怀故土，而是完全归服了明廷。
三、宣德时期安南宦官的异军突起
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虽然在处理安南问题上，十分重视洪武时期就已入宫的安南宦官，但对于张辅带来的阉童却并不满意，也没有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前台。另一方面，正是在永乐时期，安南阉童开始积蓄力量。朱棣对于安南阉童的处理，有的被留居宫廷，有的被赏赐给了太子朱高炽和太孙朱瞻基。伴随着朱高炽、朱瞻基的先后即位，曾陪侍东宫的安南阉童被皇帝视为心腹，成为明廷中的重要势力。宣德时期，王瑾就曾经参加宣宗平定朱高煦的战争，展现了相当的军事才华，从而参与到宣德时期的军务处理。同样受到宠信的还有金英、范弘。除了以上宦官之外，阮浪也颇为宣宗宠信，被派至地方公干搜罗珍玩。
宣宗之所以重用安南宦官，是因为安南宦官在朝中孤立无援，既不容易扩张势力，也不会因此和文官集团产生冲突。这对于宣宗维持政局的平衡与稳定，非常有利。宣德时期，安南宦官与内阁中的杨士奇、杨荣，一直保持了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一直延续到了正统时期。正统前期，宦官王振被重用，以制约内阁的权势。权势逐渐上涨的宦官王振，与内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如果将之和安南宦官与内阁的良好而密切的关系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外籍宦官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四、安南宦官政治团体的形成
安南宦官在明廷之中，既然孤立无援，势必要彼此团结、互相借援，形成一个政治团体，从而巩固自身的权势。但由于关于宦官的史料保存下来的十分稀少，很难找到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幸运的是，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鹫峰山下所立的《敕赐秀峰寺碑》，为我们提供了相关佐证。该碑刻于正统八年（1443）四月八日，碑文的撰写者是“正议大夫资治尹工部左侍郎交南黎澄”。黎澄（1374—1446），字孟源，号南翁，初名黎元澄，后改姓胡，安南胡朝建立者胡季犛的长子，第二任皇帝胡汉苍的兄长。在胡朝曾任左相国，被封卫国大王。
明朝平交阯之后，获得了当地流传的火器，于是创设神机营，其下分为四司，各监枪内臣一人。黎澄由于并非战争发动者，且擅长火器，得以被成祖宽宥，被授以行在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的职务，专门负责制造火器，“授以官专督造兵仗局锐箭火药”。除了黎澄之外，其他多位安南人，由于熟悉火器，逐渐加入到这个团队。安南降人邓明“与同附大鸿胪陈公季暄，工部尚书黎公澄创神机营，建盔甲厂，制神枪神铳”。永乐年间入明的安南军匠阮清，“以能制火铳短枪神箭，及刻丝衮龙袍服，收充军匠，月给米一石”。宣德十年（1435），安南出身的谢徕于兵仗局“总督成造军器等事”。
明成祖重用安南降人，发挥他们在制造火器上的长处，显示出开阔的政治视野。事实上，不仅是在火器事宜上，在其他事务上成祖为了感召安南之人，也曾经与礼部官员引用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之矣”。明宣宗继承了这种政治立场，对于黎澄，明朝不仅信任不疑，而且较为宽待，即使小有过错，也不责罚。宣德元年（1426）三月，“辛亥，行在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黎澄考满，吏部劾奏澄历九载悉不赴部给由，今又历两考始给由，有违定制。上曰：‘澄在安南罪重，皇祖特宥而用之，今所犯小罪可宥也’”。不仅如此，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黎澄经历了火箭式窜升，先是被升为郎中，接着在宣德三年正月，被升为工部右侍郎。
永乐、宣德时期是明代宦官势力崛起的关键时期，此时宫廷中深受宠眷的群体之一是安南宦官，被宣宗赐予免死金牌，甚至获赐宫女为妾，在明廷中形成一股重要的势力。值得注意的是，安南宦官与由于各种机缘从安南来到明朝的官员、僧人，形成一种相互提携、助援的隐秘圈子。通过对明代安南宦官为主的这一异域群体的考察，也可以看出，在王朝大一统观念下，我们今人的所谓归属感和身份界定并不适用于传统秩序下的东亚。韩愈解释中国古代春秋的所谓华夷之别，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古代中国强调礼法、文化的意义更胜于种族。华夷之别亦即文野之别。明朝在政治视野与民族观念上，即呈现出这种独特的前近代特征。明前期有意选用这些来自异域之人充作宦官，即便他们权倾势重，但在中国没有根基无法擅权，也能与外朝士大夫保持相对良好而密切的合作，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如果将之与明中后期本土宦官的擅权相比，可以发现明朝任用异域宦官的政治良效。
文章摘自《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