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玉春，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摘要】20世纪初，欧洲近代考古学随着列强派往中国的考察队传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机构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诞生。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不仅出版中国传统金石学著作，同时翻译出版了欧洲及日本的包括考古学理论、考古方法论、考古成果等的考古学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欧洲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和中国殷墟、居延等遗址的发现，中国学术界逐步开始独立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这就需要有科学的考古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商务版考古学译著应运而生，为中国考古学人提供了实践经验。这些著作，对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建立和考古学科的建设都有深远的影响，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方，起到了传播媒介的作用。
第一，商务版考古学通论著作为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推进了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进程。在欧洲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学人对古物的研究仅限于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的范畴，用这些遗物来考证文字资料，是为金石学。欧洲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过去人类的物质的遗物”。研究范围的扩大，使得金石学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考古学的理念逐渐取代金石学。考古学通论性著作系统而全面地概括了考古学的体系，包括考古学的基本内涵、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遗物与遗迹的种类、发掘方法和研究方法，考古发掘的善后工作等，这也是与传统金石学最大的不同。
第二，商务版考古学方法论著作将科学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方法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科学性。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列强和日本以考古调查为名潜入中国进行发掘，大多采取非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遗迹、遗物进行破坏，给中国文化遗产造成极大的损失。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开始聘请外国专业学者和学术单位进行合作考古，使考古发掘趋向科学化。待到中国学人独立自主地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时，不得不感慨“坊间无专论发掘方法之书，学者憾焉”，这就亟需科学的考古方法论来进行指导。吴理的《考古发掘方法论》，则提供了考古发掘实践的诸细节及步骤。蒙德留斯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从考古现场回到研究室中，用比较考古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考古中的发现物进行研究，为古物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吴理与蒙德留斯的方法，一个侧重现场发掘，一个侧重实物研究，内外结合，相得益彰，也为中国考古学提供了适合的方法。
第三，中国现代考古学著作的出版，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科的逐步发展。随着科学的考古学理论及方法论著作的出版，中国学人独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一大批考古发掘报告和考古学论著出版，为中国考古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仅在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18种。这些著作，与其他出版社及学术机构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研究专著共同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科的基础。
第四，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形成与发展，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出土文献及实物资料，促进了中国新史学运动的发展。鲁滨孙在《新史学》中称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同盟军，这是新史学者对考古学的肯定，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了共鸣。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对殷墟出土材料的任何研究，虽然用考古学的方法给予描述，却必须在传统的历史学和古器物学的圈圈里打转。这服务于两种目的：一方面使考古学成为一门人文科学和更新了的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说，还使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新生’。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在国家的研究所、博物馆或是大学里，都属于历史学科的范畴。”可见，考古学的发展能够为历史学提供丰富的史料，以便印证史料的真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摘自《南开学报》2024年第2期，原文约16000字。
